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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商南历史(1921-1949)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6-12-28 08:36:13    文字:【】【】【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在商南的早期活动
(1919年1月-1927年6月)


第一节
大革命前后商南县的政治经济状况
   
   一 地理位置与自然概况
  商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隅,地处秦岭东段南麓,毗豫连楚,东与河南省西峡县、淅川县接壤,南同湖北省郧县、郧西县相望,西与丹凤县、山阳县相连,北同河南省卢氏县毗邻。北魏景明元年置县,曰南商县。后几经变革,于明成化十三年重新设县,称商南县。全县总面积2300.74平方公里,南北长72公里,东西宽58公里。耕地面积24.26万亩。
  商南县处于北纬33°06′——33°44′,东径110°24′——111°01′,属中纬度偏南地带的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结合部,年平均气温14.0℃。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丹江由西向东穿越县域中部,形成南北高中部低的地形,整体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势。海拔最高清油河镇沙坪琉璃庙2057.9米,海拔最低湘河镇梳洗楼附近的丹江河谷216.4米。其地貌特点是结构复杂的低山、丘陵为主体的山区。千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占总面积的77%。境内河流为汉江流域丹江水系,大多为山溪河流特点,大小河流沟溪2200余条,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8条,水能储量14万千瓦。
  境内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适合小麦、玉米、水稻、大豆、薯类等粮食作物的生长,也适合油料、蔬菜和其它经济作物的生长,盛产花生、茶叶、芝麻、桐油、板栗、核桃、木耳、香菇、生漆等农特产品。是我国油桐、生漆基地县之一。全县森林面积200多万亩,覆盖率为62.4%。有各类植物1696种,其中药用植物1192种,有天然中草药库之称。野生动物278种。地下矿种多、储量大,已探明矿产资源270多种,其中开采价值较大的有镁橄榄石沙,储量5亿吨,钾钠长石储量5500万吨,水晶是全国四大富矿之一。金红石、镁橄榄石沙、钒量大质优,品位较高。金、镜铁、石英、兰石棉、大理石、石榴子石等储量都很丰富,开采价值高。
  商南地处秦岭东南支脉与伏牛山西北支脉之交错接壤处,东临南阳盆地,南接襄郧,西隔秦岭与古都西安相望,是豫鄂通陕甘的通道。境内群山绵亘,峡窄谷深,峰峻隘险,林茂草密,据之进可攻,退可守,是夺武关取关中必经之道,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故素有“商南若失,武关不保;武关若失,关中不保”之兵事评说。春秋时期,秦、楚多次在此地相争战。战国后期,秦昭王发兵出武关经此地,斩首五万,取析(今西峡县)及其左右15城而去。秦二世三年,沛公刘邦下宛城(今南阳),引兵西略,经此攻武关入关中灭暴秦,立帝业。此后,这里又留下了绿林、赤眉、黄巢、红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白郎等农民起义军的戎马足迹。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自潼关战败后退居商洛,囤兵于商南富水,秣马厉兵,养精蓄锐,重振义军雄风,自商南东进宛襄,逐鹿中原,尔后北上攻占北京,推翻明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大顺王朝。由于受历代农民革命的影响,自古以来,商南人民就形成了不屈压迫、不畏强暴、勤劳朴实、勇于革命的顽强精神。
   
   二  政治经济概况
  商南,自明成化十三年置县到清王朝被推翻,数百年间被封建王朝专制政权所统治,经济、政治、文化都很落后。辛亥革命后,商南又长期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广大农民群众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封建剥削,过着极其悲惨的痛苦生活。地方豪绅和地方武装争权夺利,各军阀部队往来窜扰,兵连祸结,人民群众更是苦不堪言。
  当时,商南县没有近代工业生产,以手工业为主体,生产工具简陋,产品种类少,主要是一些自产自销的火纸、麻纸、铜铁制农具、用具、竹木家具、用具及金银饰品等。另有几家酿酒、酿醋和染布手工作坊。淘金历史虽久,但生产技术原始,产量很低,且时断时续,从未形成规模。贸易以粮食、土特产为主,其中桐油、生漆、药材远销东南诸省。商南位于丹江中游,漕运繁忙,粮食、土特产由丹江水运销往汉口等地,再由水路运来湖广苏浙食盐、布匹、食糖、煤油等日杂工业品。由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差价悬殊,致使商贸极其萧条。解放前夕,市场出现一斗米只能换一斤盐,一升米只换一根针的畸型状况。
  新中国建立前的商南县,耕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大量土地被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绅所占有。据1947年底统计,占全县总户数4.2%的地主、豪绅占有全县47%的耕地,其余53%的耕地为自耕农和公田占有,没有耕地的农户占全县总户数66%。没有土地的农民靠租种土地生活,遭受地主豪绅的高租掠夺和重利盘剥。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一般要将收获物的十分之五、六,甚至十分之七以上,向地主交地租,税赋则由农民(佃户)负担。灾荒年粮食减产或绝收,地主也不予减免稞租。1945年,农民万先申租种地主、县参议长杜印堂9.8亩地,年租5石(一石500斤,当时粮食亩产300斤),因灾只收获4.95石粮食,而杜一粒粮也不减免,万先申只好借粮5升交足地租,携妻带子外出讨饭,妻及子女皆饿死讨饭路上。农民除受重租剥削之外,平时还要为地主家帮忙(做工)、跑路、叫人、抬人(抬轿、抬篼子),逢年过节给地主家送礼,忍受着地主阶级的超经济剥削。高利贷的利率有高达八分的,甚至还要受“驴打滚”、“利滚利”等“阎王债”的敲诈勒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农民王华怀给儿子娶亲,借地主陈义才8斗苞谷,8年后(1945年)按“钱加三、粮加五”算法,8斗变成30石。王华怀把14.8亩地全部给了陈义才,又让小儿子给陈义才放了一年牛,才还清债务。
  农民负担的捐税有数十种之多,如各种捐款、血税(杀猪宰羊)、杂税、人头税、烟窗税、维持税、铺税等,另要出夫子、交草料。反动当局还实行“田赋预征”。1925年,商南县的“田赋”已预征到了1932年。
  兵祸匪患,民不聊生。自民国开始到商南解放,战乱不断。军阀纵兵为匪,兵匪为伍,以匪养兵,农民尤遭其害。1926年初,刘镇华率镇嵩军进犯陕西时经过商南县,将清油河、两岔河、腰庄一带的农民洗劫一空,强拉壮丁千余人,撤离商南时还向地方政府强索3000银元开拔费。无数事实说明,在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阶级压迫剥削下的商南农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切渴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们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反动统治。

                    
第二节
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广泛传播和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

   一 五四运动在商南的影响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初,战胜的协约国集团在巴黎召开瓜分战争果实的所谓“和平”会议(简称“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在大战中为协约国成员国,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历经劫难的中国人民对这次会议曾寄予很大希望,并促使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取消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归还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益,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等正义要求。但帝国主义操纵的巴黎和会,不仅完全蔑视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进行响应。北洋军阀政府疯狂进行镇压。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怒。6月3日以后,首先是上海的商界和工人举行罢市罢工,声援北京学生斗争。随后运动迅速扩及到全国各省,成为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撤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获得胜利。
  五四运动锻炼和成长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并与国民党合作,成功地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中国大革命。商南人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引导下,逐渐觉醒,革命运动不断发展,为第一次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到来,在商南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商南由于交通不便(当时只有丹江水路),信息传递比较困难,又由于北洋政府的严密封锁,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未能及时传到商南。加之商南西距省城西安,东南至武汉三镇都较远,偏居一隅,封闭保守,极端落后的文化教育,在外地求学的商南青少年非常少,以致商南学校和群众响应北京五四运动影响的行动比较迟缓。
  1919年5月底,通过在外地经商的商南籍人士由外埠寄回的家书和由汉口、荆襄来的船工的讲述,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才在商南县有限范围内传开。1919年6月中旬,在省师范学校上学的商南籍学生金辑廷(魏家台乡人)和在省甲种农业学校上学的李蔚亭(柳树湾人)回商南首次对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作了宣传。他们在全县仅有的一所县国民小学和县城集市上进行演讲,强烈要求北京军阀政府拒签丧权和约。金辑廷在演讲中慷慨激昂:“废止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青岛丢失,山东难保,祖国有难,匹夫有责,商南人民再也不能沉默了”、“日本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行动起来,抵制日货”。
  商南县城国民小学青年教师带领学生上街张贴“头可断,青岛不可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各凭良心,抵制日货”等标语。学生率先将自己的东洋瓷碗、牙刷、牙粉、雨伞、小儿玩具等交出,店铺商人将东洋布等日货撤下货架,市民也将家中的东洋产物品交出,集中在南门外销毁,参观群众达千余人,鼓掌之声如雷。少数继续贩卖日货的商铺和使用日货的市民家,多被手持棍棒的国民小学学生所捣毁。在全国反帝爱国的形势鼓舞下,商南学生运动日渐高涨。当局惟恐事态扩大,采取了提前一个多月进行期终考试和放暑假等手段,阻挡学生运动的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在商南的早期传播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新思潮的竞争中,使一部分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成果。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1日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商南的宣传逐步兴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旅京求学的商南籍学生田荆庭在北京国际大学读书期间住在石老娘胡同“秦晋陇学社”,与平利籍学生严汉卿、严焕卿、严銮坡、吴星阶相识,在严氏三兄弟公寓,田荆庭突然发现銮坡书橱藏有《资本论》、《进化论》、《社会发展史》等马列著作。对追求进步的田荆庭来说,犹如在漫长的黑夜看到了闪烁的曙光。自此聚首阅读,手不释卷,密谈心得,废寝忘食,同学关系深化到亲如兄弟。田荆庭在严汉卿介绍下,与严焕卿、吴星阶等十几名同学参加了李大钊主办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多次拜谒李大钊,亲耳聆听李大钊教诲,在李大钊直接教育引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1924年春,李大钊直接发展严汉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年秋,由严汉卿、路友于(北京人,后同李大钊一起遇难)介绍,发展严焕卿、田荆庭、吴星阶、柯子鸿(籍贯不详)为中共党员。此时,田荆庭由北京国际大学肄业,考入北京警官高等学校。田荆庭寒假回商南,和同时在北京求学的商南同乡、北京朝阳大学学生王统五、警官高等学校学生刘志宽(又名刘希仁、刘帮汉)、北京法政大学学生贺灼亚(又名贺文柏)、国际大学学生路扶搏和汤献章、平民大学预科班学生傅杰三、北大学生周希镐等在商南县国民小学和农村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俄国十月革命,通过各种方式向商南各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田荆庭在国民小学演讲中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介绍宣传,称颂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无怪世界惊骇,人人叹赏。一个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竟然先欧美先进国家而成功,说明布尔什维克主义大有研究之价值。列宁振臂一呼,而为之鼓应者遍于全欧,而今欧洲有全部成为劳动政府之倾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在演讲中他最后慷慨指出:“中国之根本解放,非俄国手段不可!”王统五在京求学期间,受进步思想熏陶,追求真理,积极参加了北京学生到北洋政府请愿活动。1925年暑假,王统五回到商南,便和国民小学学生一起高呼反帝爱国口号,在和教员们座谈时指出:“商南虽然民智浅陋,教育幼稚,今后勃然起,奋然兴,愿附骥全国之后,是知一息尚存,天良犹在,爱国心肠,亦无南、无北、无东、无西,此理同,此心亦同”。鼓励教员学生紧跟全国形势,继续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王统五1926年由一位姓彭的广东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另   一方面是陕西地方报纸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渭北一带陆续出刊过几种报纸,主要有《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鼓昕日报》等,这些报纸都比较倾向进步,其中尤以《正义日报》突出,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对社会主义思想有较多的宣传。由《长安日报》改版后的《西北日报》,连续几十次以社论、代论或专件栏目,刊登了《马克司(思)之价值说剩余价值说及其批判》、《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一斑》等文章及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形势的报道。特别是《鼓昕日报》,宣传社会主义态度比较明朗,倾向进步,刊登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如《布尔塞(什)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以及李大钊《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讲演词等。但从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陕西报刊,宣传的大量还是民主主义思潮,社会主义的内容相对较少,真正有份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较少,且由于交通、发行等原因传到商南的报纸很少,马克思主义在商南的传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1922年到1924年这个期间,陕籍旅外学生创办的以陕西为主要发行对象的刊物日渐增多,如旅京学生主办的《共进》、《贡献》杂志,旅津学生创办的《促进》和《改进》,旅沪学生创办的《秦铎》、《新时代》、《汉钟》、《南缄》等刊物。这些刊物程度不同地刊登了一些旗帜鲜明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并作了高度评价;二是通过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阐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三是刊登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文章;四是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并特别注意推进陕西的革命斗争。商南旅京学生田荆庭、王统五、周希镐等在《共进》、《贡献》等刊物上撰写文章,评论陕政和介绍民主主义思潮。一批进步刊物由旅外学生带回商南,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商南的传播。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后,商南籍旅京学生田荆庭、王统五等参加了由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学生游行抗议和到北洋政府请愿活动。其后田荆庭等按照组织安排,到北京长辛店和天津杨柳青组织工人、市民、学生开展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支持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斗争。
  “五卅”反帝运动之后,商南籍旅京学生周希镐在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派遣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之后参加了北伐战争。
  毛泽东在论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正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形成了一批商南籍革命青年,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并把它传播到商南,逐渐引起商南人民在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并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商南的发展和活动做好了思想准备。

   三 人民群众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
  商南处于秦岭与伏牛山衔接处的大山之中,地脊民贫,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十分落后。19世纪10至20年代初,北洋军阀势力长期盘踞于此,拉兵抢粮,祸害百姓,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经过五四运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北伐战争的兴起,荡涤着这个贫穷落后山区的封建愚昧气息,使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群众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和前途的光明,相继开展了以反对军阀势力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反动基督教传教士为主要内容的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陕西立即响应。10月22日,西安同盟会和新军、会党首领推举张凤翙为首领、钱鼎为副首领即日起义,当日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城厢。23日攻克满城,布告安民,号召各州县响应革命。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西安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各州、县纷纷响应。首先是蒲城耀州(耀县)等地的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率众起义。其次是兴平、商州、商南等地的哥老会党头目组织武装力量逐知县,杀恶吏,宣布光复。
  商南地处冲要,层峰千叠,西临秦岭横亘,武关险隘,古今乃兵家必争之地。武昌首义后,清廷本打算以陕西、甘肃为基地,重振军力,恢复东南。不料陕西却率先响应,义旗所指,四境光复。清廷大为震惊,遂派大军从东西两路合击,妄图一举扑灭陕西革命。陕西军政府为了粉碎清军的反扑,在东、西两个战场进行了艰苦激烈的战斗。1911年12月,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义和成功,清帝退位,清军政府与袁世凯军队言和,陕西战事方告结束。1912年4月,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位,陕西都督张凤翙屈从于袁的压力倒向袁世凯。1913年春,孙中山、黄兴等揭起反袁旗帜,发动了“二次革命”。以张凤翙为首的陕西当局积极支持袁世凯,反对孙、黄发动的“二次革命”,并镇压陕西响应“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1913年8月陕军第一师团长王生岐起兵反袁,遭张凤翙镇压,王率团由商南退往河南,与白郎农民起义军会合。
  1913年,河南宝丰农民白朗(李白朗)因不满剥削压迫率众起义,数月间农民起义军达10万众,转战鄂豫皖等省。起义后,白朗派人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以“中原扶汉军大都督”名号,树起反袁大旗。1914年2月,白朗率起义军5万余人,由河南淅川县荆紫关进入商南县境,于富水土地岭歼灭陕西陆军数百人后,不日取商南,破武关,夺商州,后克山阳、镇安、柞水,由长安进入关中。白朗起义军过商南期间,多有追随者。袁世凯以张凤翙“剿办”白朗不力,免去其陕西都督职务,委派其亲信、皖系军阀、北京军法处处长陆建章为陕西督军。陆主政陕西后,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遣散改编了陈树藩的陕西陆军第四混成旅的全部陕军,将革命党人排挤出各级政权机构。从此,陕西全省便成为北洋军阀反动政权直接控制的地盘,商南人民又陷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
  1918年,陕西靖国军樊钟秀部入商洛“休整”,2月18日克商南县城,捉拿县知事罗传铭不获,趁机掠取民财。县知事罗传铭纠集鞠军入商南救援,鞠军所到之处焚烧城乡房屋无数,烟焰弥空,惨无天日。其后,曹琨等北洋军阀为扩大地盘,乘陕西人民驱逐陈树藩之机,以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闫相文率军入陕取代陈树藩,并加派吴新田第七师及冯玉祥、张锡元等部入陕。吴新田部马踏商南,烧杀抢掠,所到之处,民怨四起。1922年至1927年,豫西刘镇华率镇嵩军曾先后数次过境商南,劫财杀人,无恶不作。刘军原为土匪,后被段琪瑞收编。陈树藩被靖国军东西两路夹击之时,以省长为诱饵,引刘入陕。刘镇华督陕期间,为维护其反动统治,采取各种手段剥削人民,镇压反抗斗争。刘镇华的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迫使商南人民奋起反抗。为防镇嵩军打劫,青山、清油河、太吉河、富水、赵川、湘河及县城等地的农民纷纷成立“白带会”、“大刀会”、“红枪会”、“硬肚会”、“扇子会”等教会,学习武艺,进行反抗兵匪的斗争。1925年夏,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商南县地方政府实行“田赋预借”、“田赋实征”等名目,加倍剥削劳动人民,任意索取大量钱财。全县田赋已预借到1932年,个别地方预借到了1935年。尤其在1926年,刘镇华率两个师围困西安期间,往返商南,过往或驻扎都要向群众索要粮款和壮丁、民夫,使群众负担更加繁重。人民群众在无法生活下去的困境中,纷纷起来开展反对“田赋预借”和拉丁派夫的斗争。
  1926年11月,与商南相邻的河南省卢氏县人李衍亭(刘镇华旧属)受刘镇华委托,扩充一旅人作为围困西安的后援部队。李衍亭委任峦庄(今属丹凤县)朱华章为乡长,梨园岔(今属丹凤县)朱华锦为营长,两岔河孙某等为连长,在两岔河、沙坪、梨园岔、桃坪等地加征粮款,拉兵派夫,欺压百姓。沙坪农民李元忠、两岔河农民胡炳南亲眼看到人民群众的悲惨遭遇,加之夏秋雨涝欠收,劳动人民生活已濒临绝境,于是联络梨园岔农民李自然等秘密组织农民反对军阀强行征兵和加征2至8倍的捐税。11月19日,李元忠、胡炳南召集各地领头人于腰庄庙开会,决定以乡约名义鸡毛传信,聚集农民2万余人,发起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农民向国民党地方政府交农具,停止农业生产的运动)。参加“交农”运动斗争的农民群众扛起锄头、农具,背着干粮,由李元忠、胡炳南带领从腰庄庙出发,朝洛南县城进发,队伍长达60里。“交农”队伍行进到当时乡公所所在地峦庄街时,受到乡长朱华章阻挡。“交农”队伍群情激愤,忍无可忍,当即打死朱华章和乡保卫队副队长邓成明等,缴了乡保卫队的枪。李元忠、胡炳南见朱华章被打死,其弟朱华锦肯定要出兵报复,于是便由峦庄街折返,当晚“交农”队伍包围了桃坪朱华锦自卫营,打死兵丁50余人,自卫营溃散,朱华锦逃脱。接着,“交农”队伍又打死了两岔河的自卫连连长孙某、华樟坪的裴某等。当时洛南县政府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众怒难犯,于是洛南县县署知事(县政府县长)同陕西省政府派来的四名省府委员一起到腰庄、两岔河等地出面安抚,答应停止抽丁派夫,全县三年不加派捐税,“交农”运动取得胜利。此次“交农”斗争,使李衍亭在腰庄、两岔河、梨园岔一带的扩军阴谋失败,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嚣张气焰,支援了西安反围城斗争。
  同反动传教士的斗争,是商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斗争的又一表现形式。帝国主义把基督教的传播作为一种侵略手段,到处设堂建点,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传教士以旅行、参观、游览、调查民风民俗等为名,到处侦察地形、测绘地图、搜集情报,为以后武力侵占中国做准备。他们所到之处,和当地封建官僚势力相勾结,形成欺压人民的反动堡垒。
  1900年秋,挪威传教士王耀基自武汉到商洛传教,以龙驹寨为据点,向邻近各县传播。这些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虽有清政府的庇护纵容,但在人民群众“兴汉灭洋”的呼声中四处碰壁,不敢在公开场面活动,一上街便遭到群众唾骂或用石子乱砸。到了民国年间,军阀混战,硝烟四起,加之北洋军阀政府暗中支持,这些传教士得以在商洛设点建堂。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王耀基派李茂奎(丹凤县孤仙坪人)到商南传教。其后,挪威传教士费特生在商南县城西街修建福音堂,成立基督教会。他们以兴办“慈善事业”为幌子,传播殖民主义思想以奴化毒害人民,霸占土地,乘危放债盘剥群众,激起了商南人民的极大愤慨。1929年秋,商南掀起了反教堂侵略掠夺的斗争,县城小学、县职业学校教师带领学生到西街福音堂前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赶走洋人”等口号。在强大的反对基督教呼声压力下,费特生逃离商南。这次斗争是商南人民群众把反帝斗争同反封建斗争相结合的有力体现。

   四 国民会议运动在商南
  1924年11月在全国发展起来的国民会议运动,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召开国民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7月,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主张由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指出“只有这一条路是真能救济我们中国人跳出外力军阀二重压迫的道路”。
  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举行北京政变,成立了国民军,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由皖系军阀段琪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孙中山从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为支持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展国民会议运动。12月,中共中央和团中央又联合发出通告,对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作了具体的规定。
  段琪瑞是皖系和奉系军阀暂时联盟的代理人,他们为了反对国共两党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利用其“总执政”的招牌顽固地坚持召开由各派军阀、政客和所谓社会名流参加的“善后会议”,并妄图由“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会议代表条例》,由他来召开“国民代表会议”,借以夺取国民会议旗帜,破坏国民会议运动。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25年1月10日发出《对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的通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19日作出《对段琪瑞“善后会议”之决议案》,指示各级党组织通过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公开反对“善后会议”,深入广泛地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国民会议运动在商南的发动和不断深入开展,主要是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派回的共产党员,以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运用群众团体宣传和发动组织起来的。
  1925年1月23日,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商南县国民会议促成会约在1925年秋冬成立。1926年1月6日《民生日报》载:“周至、咸阳……(编者略)商南、镇巴、定边、绥德等三十五县具已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
  商南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进行了广泛的活动。首先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琪瑞于1925年2月1日在北平召开的“善后会议”。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县城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善后会议”的反动性和欺骗性,谴责“善后会议”。其次是通过纪念孙中山活动,推动国民会议运动的深入开展。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病逝。1925年11月,商南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县城文昌宫职业学校召开纪念孙中山会议,宣传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国共两党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号召人民为实现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
  1926年3月,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段琪瑞被迫撤销所谓“国民会议筹备会”,以及“宪法起草委员会”等机构。4月9日,段琪瑞下台,这样,段琪瑞一直想召开的“国民代表会议”也随着他的下台而变成了泡影。
  1926年1月至3月,商南国民会议运动和全省一样,和以前相比要深入得多。它和反对日本出兵侵略中国东北,反对奉、直两军阀联合排挤国民军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武装起来实现国民会议,夺取政权的问题。随着南方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北伐战争的临近,随着奉系的入京和奉、直两系军阀联合起来击退国民军,国民会议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两党虽然未放弃“国民会议”的口号,但是通过和平手段召集国民会议已无可能。国共两党放弃了以和平手段实现国民会议的斗争策略,代之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制度而实现国民会议的策略。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组织在商南
(1927年7月-1934年10月)

第一节
革命武装许权中旅在商南

   一 许旅进驻商洛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5月发生在渭华地区的武装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次重大事件。起义部队许权中旅从1927年12月到1928年8月,曾两进两出商洛,涉及洛南、商州等地。今商南县腰庄、两岔河地区属当时的洛南县辖,因此许旅渭华起义前后在洛南县三要、峦庄和马家坪(今属丹凤县辖)的活动,直接涉及到了今商南县腰庄、两岔河地区。
  许权中旅是1927年7月,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领导的政治保卫队的成员为骨干组建的,隶属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国民军联军)。原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政治保卫队各级领导人员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不少学员和队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实际是共产党掌握的军事力量。1927年6月的反共、反革命的“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背叛国民革命,公开反共,实行“清党”。7月,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控制下的陕西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而失败。冯玉祥命史可轩(共产党员,军校校长,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率整编后的部队东去河南“整训”,实则阴谋伺机加以消灭。在此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抗拒冯命不去河南,开赴渭北独立发展。7月29日,史可轩在富平被地方军阀杀害,许权中任旅长。部队先后活动于临潼、泾阳、三原、高陵等地。
  党的“八七”会议后,为了贯彻中央新的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9月26日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提出,“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纲领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1927年11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目前军事行动决议案》中指出:“许旅的出路有三,或去洛南投李虎臣的刘文伯部,或图取汉南以作根据,或去陕北与共产党员李象九部联合夺取数县以作根据。”省委指出,“投刘不过是寄人篱下,以图庇荫,不可取”。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许权中旅在图汉南、进陕北均有实际困难,又不能在泾阳、三原、临潼、高陵久驻的情势之下,于1927年底南渡渭水向商洛山区进发。许权中旅到洛南后,驻防洛南三要司一带。1928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又派刘景桂(刘志丹)、谢浩如(谢子长)、唐澎等到许旅工作。

   二 许旅在商南的活动及其影响
  1928年1月2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陕西省委的公函指出:“陕西农运的第一个口号应是变和平的依赖政治势力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反对地主军阀的直接运动”。“杀豪绅地主,没收一切土地。焚烧契约债券,分配富户财产给贫民”,“以达到武装暴动的局面”,“推翻地主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许旅派刘景桂等带领一批党员、团员,深入到驻地附近的鸡头关、峦庄、会仙台等地,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打土豪分财物。今商南腰庄、两岔河一带时属峦庄乡管辖。许旅以李虎臣国民二军新编第三旅的“合法身份”在腰庄、两岔河一带开展了公开的革命斗争。首先是招兵扩军,壮大革命队伍力量。部队派出小分队到各村庄宣传许旅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力量,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并在两岔河设立招兵站,公开招兵,李邦和、朱太生、何远洲、祝世谦、余明春、张才魁等贫苦青年报名参军,使许旅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其次是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斗争。许旅到三要司组织起会仙台、马家坪等农民协会不久,就派出干部战士到峦庄桃坪、梨园岔(今属丹凤县辖)、沙坪、七盘磨、后山、油坪沟、刘家湾(今属商南县辖)一带进行秘密串联,开展“打土豪,平分地权”的政治宣传,后来,由于部队撤离商洛,参加渭华起义,这些地方的农民协会未能组建,但土地革命的政治主张已在当地农民中广为宣传。再次是剿匪除霸,为民排忧。许旅在腰庄、两岔河一带活动时,剿灭了卢氏县一股在沙坪、腰庄庙一带杀人越货的土匪武装。根据群众反映,打垮了两岔河地主武装孙兆隐民团队伍,打死8人,俘获11人,孙兆隐逃脱后躲在商南县城一亲戚家里,数月不敢回家。许旅还在商南县曹营街、清油河四道岭一带打击小股土匪武装,威慑了地方反动势力,安抚了百姓。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后,许旅退回商洛,编入李虎臣部刘文伯师,许权中仍任旅长。8月,刘文伯师被冯玉祥赶出商洛,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和旅长许权中率该旅经腰庄、两岔河、曹营、湘河进入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在河南邓县许旅被地方反动武装打散。
  许旅在商南活动虽然时间短,范围小,但其影响非常深远,它使劳苦大众亲历了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的实践,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为后来的革命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节
中共组织在商南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

   一 中共鄂北特委在商南开展的兵运工作及赵川自卫团的建立
  与商南县丹南地区相比邻的湖北省郧县(今属十堰市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中共党的组织及活动。1926年6月,中共郧县第一个党小组成立,1927年2月,中共郧县县委成立。1927年4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中共郧县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党员转移,组织撤消。1927年8月,恢复成立中共郧县临时支部。1928年11月,中共鄂北特委决定将中共郧县临时支部改为特别支部(简称特支),派宋奎卿(又名宋良壁,化名熊哲身、宋觉世)任书记,燕若痴任副书记。
  1929年春,宋奎卿、燕若痴等在郧县北部山区建立了中共大柳支部、中共南化塘支部,马述理任中共大柳支部书记,许昶(又名许子明)任中共南化塘支部书记。同时,组建了大柳赤卫中队,队长马述贤;南化塘赤卫中队,队长许昶。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大柳、南化塘赤卫中队联合商南赵川农民武装任志武(马的舅父)部,在郧县大堰、茶店和郧西县三官洞等地打击反动武装,扩充革命力量。1929年7月,大柳赤卫中队联合任志武部,在夺取郧西三官洞反动团总曾正仁武装的战斗中,马述贤中弹牺牲,其兄马述理接任中队长职务。 
  1930年1月,中共鄂北特委决定恢复中共郧县县委,宋奎卿任书记、燕若痴任副书记、陈文滨任组织部长、王少白任宣传部长、赵登城任军事部长兼赤卫队队长。
  1930年8月,中共鄂北特委在老河口(今光化县)召开所属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开展兵运,争取武装,实行兵暴,建立赤区”。特委指示宋奎卿带人到陕西省商南县赵川任志武部工作,“在原则上参加匪(被国民党称谓的非法武装)运,以争取其下层,瓦解其上层,为暴动创造条件。”“要准备在郧北大柳、南化塘与商南赵家川一带区域里建立赤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老河口会议后,中共郧县县委书记宋奎卿、县委军事部长赵登城、宣传部长赵尚九立即到达商南县赵川,争取当地农民武装任志武部,开展兵运,准备武装暴动,建立与郧县大柳、南化连成一片的郧商赤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发动土地革命。
  任志武原籍湖北郧县大柳,自幼家境贫寒,成人后帮人打工放牛,因不堪地方豪绅欺压,1927年组织几名贫苦青年农民揭竿而起,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分庭抗争。1928年为躲避国民党郧县反动政府的追剿,任志武率队向北进入陕西境内,活动于商南县赵川一带。任志武进入赵川时,部队不到20人,两三年里队伍发展到100人以上。国民党商南县反动政府曾几次出兵到赵川追剿任部,均告失败,任部反而在反追剿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壮大。宋奎卿到赵川之前公开身份是马述理聘请的教书先生。任部和赤卫队几次联合行动时,任在马述理家见过宋、赵等人。因此,宋奎卿等仍以教书先生名义到达赵川任志武处。任志武虽不识字,但对读书人很尊重,遂聘宋任该部师爷。
  宋奎卿等随着和任志武之间感情加深,便开始对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深入浅出地给他讲,中国劳苦大众要想求得自身解放,必须团结起来同反动政府斗争,只有打倒了反动势力,推翻了反动政府,建立起劳动群众的政府,天下劳苦大众才能翻身解放。并直接给他讲,“现在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劳苦大众求解放”。此时的任志武在客观上,一直受到国民党当局追杀打击,想找一个靠山,他知道外甥马述理、南化许子明是共产党的人,两支武装共800余人枪,如果联合起来,就不怕当局再来追剿了。但其主观上的占山为王和单纯的复仇思想,不想受人制约,担心自己的人枪少,害怕合并后会被别人吃掉,故而举棋不定。地下党继续对任及其下属进行宣传教育。
  1930年冬,国民党驻郧县张连三部对郧北山区赤卫队发动大规模“清剿”。为保存革命力量,根据中共鄂北特委指示,中共郧县县委副书记燕若痴把郧县城关、大柳、南化塘三个支部及南化塘赤卫中队带至商南赵川与任志武部会合,在商南燃起了革命斗争的烈火。
  1931年2月,经过宋奎卿、燕若痴、赵登城等努力争取,任志武同意两支队伍合编,于是赤卫中队和任志武部合并,组成赵川自卫团,由任志武任团长。团部设后川台子,团部门前竖起一面红色大旗,上书“赵家川自卫团”六个白色大字。初始,赵川自卫团辖两个营,一个手枪排,共600余人枪。赤卫队编为第二营,马述理任营长。嗣后,由于国民党对均、郧赤区加紧残酷“围剿”,均、郧两县的县委机关及一大批共产党员相继转移到赵川自卫团,协助宋奎卿等开展工作。
  赵川自卫团编制序列是:团长任志武、团副甘绍棠(湖北人),书记官宋奎卿、教官赵登城,一营营长罗俊三(陕西紫阳人、冯玉祥部掉队人员)、营副李春荣,一连连长邓永堂、二连连长熊声魁、三连连长任传声,二营营长马述理(中共党员)、营副马述光(中共党员)、书记官赵尚九(中共党员),四连连长许开选(中共党员),五连连长刘朝美(中共党员),六连连长潘战胜(中共党员),手枪排排长陈静(中共党员)。
  队伍合编后,任志武打消了思想顾虑,积极配合党组织对其原部属的争取改造。首先是帮助该部纠正了单纯的“劫富济贫”的“绿林”思想,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劳苦大众要有饭吃,有衣穿,不受压迫剥削,就必须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在部队建设上,引导他们走红军建军路线。其次是将一批中共党员补入该部担任班、排干部,进一步加强了党对该支武装的控制与领导。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军纪,要求部队做到“三不许”,即:不许打骂老百姓,不许拿老百姓的东西,练兵时不许糟蹋庄稼。当年底,部队发展到近千人。

   二 中共党组织率任志武部进驻商南县城开展土地革命宣传活动
  1932年3月,河南巨匪崔二旦师第二旅(旅长李长有)第一团(团长张瑞吾)、第二团(团长杨明轩)分别占领了距商南县城西、东各20华里的试马寨、富水关两处重镇,商南县城危在旦夕。国民党商南县县长刘明斋急令全县各地武装驰援县城。地下党研究后认为,这是占领商南县城,发展革命武装,扩大革命影响,控制国民党商南县政府的极好机会。决定让任志武率部北进,相机占领商南县城。任志武即以救援县城名义,率全团向县城进发。因城内豪绅和团队与任志武素有仇怨,部队到达县城附近后,城内豪绅和团队以任部是外地人,是土匪部队,呼请县长刘明斋拒绝任部入城。刘明斋也因曾派兵追剿过任志武而担心任趁机报复,不仅不让任部进城,还命任部在距县城20里以外地方驻扎。任志武将部队撤至三角池、龙窝一带驻扎,观察形势,待机进城。此时,恰遇陕西省政府委派新任县长韩德纯前来接任刘明斋。城中豪绅一方面上书省政府请求留任原县长刘明斋,一方面迫使驻县城团队不准放新任县长韩德纯入城。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充分利用韩刘更迭之矛盾,由宋奎卿、王子章(中共党员,陕西蓝田人)、王少白前往韩暂住处为韩出主意,想办法,表示愿意全力支持韩入城赴任,韩德纯十分感激。韩给刘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拒不交接的利害关系,并要刘告戒各级官员、豪绅和团队,违抗省府命令,属叛逆行为。刘及城内豪绅、团队恐惶万状。一天夜晚,任部对县城发动突然攻击,守城民团未进行长时间抵抗,便打开城们,任志武率全团以保护韩德纯入城赴任为由,进驻了商南县城。韩德纯接任县长后,以县政府原有团队枪少兵弱,难以抵御外来袭击为由,将赵川自卫团改编为商南县保卫总团。商南县保卫总团团长任志武,书记官宋奎卿,除原有两个营外,新编一个营,任志武即命其拜把兄弟党耀初(党万炳)任三营营长,给了党两个班的兵力外加长短枪10支,让其招兵买马扩充兵力。对于三营营长人选,中共地下党组织认为,党耀初出身贫苦,是依靠的对象,虽然土匪习气严重,但通过教育可以改造过来,于是同意了任志武的举荐。原手枪排编为手枪连,连长仍有陈静担任。
  进入商南县城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指挥部队,迅速解除了商南县城的反动武装。收缴长枪180余支、短枪20余支和一挺机枪,捉获土豪劣绅10余人,当即处决了富水区长朱华亭、富水区支应谭靖廷、民团队长何光杰,很快控制了县城及城郊局势。尔后张贴布告,稳定秩序,安抚人心。接着又将带头上书省政府拒韩入城的城内富豪赵思玉、赵少庭和湘河区区长吴某等公开处决。
  任志武部在商南城区站稳脚跟后,地下党组织又及时召开会议,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工作,并逐步开展土地革命。党组织即以保卫总团的名义,在城区及周边富水、试马、三角池一带刷写标语,号召劳苦大众行动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其中“打倒巨头劣绅何世三!”的标语贴到了何世三家门口。一时间,地主豪绅个个提心吊胆,贫苦百姓人人拍手称快,广大人民群众从保卫总团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了一线希望。1932年夏,商南县城各阶层联合各乡镇民众给任志武送名誉旗,颂扬保卫总团爱护百姓,维护治安的功劳。活动由时任县教育科科长田荆庭和公安局局长张履谦等组织,田荆庭执笔给任志武写了一幅对联,对联是:“鄂北英雄剿匪保城重现青天白日,商南人士歌功颂德共庆霁月风光。”县长韩德纯对保卫总团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很有看法,但也很无奈,一是他手中没有兵权,制约不了保卫总团;二是他也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培植自己的势力,对保卫总团的一些活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充耳不闻,为地下党开展工作无形中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

   三 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领导人来商南指导工作
  1932年10月底,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由(又名宋良猷、宋鸿寅、宋守一)来商南视察党的工作,在党内通报了红四方面军西征即将入陕的情况,要求商南地下党率保卫总团策应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并就商南党组织建设、部队改造和土地革命等工作作了指示。此时,蒋介石除调集正规军从东、南、北围追红军外,又电令陕西国民党驻军堵截围歼红四方面军,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令商洛各县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堵住陕西东南大门,不得让红军入陕。商南县县长韩德纯接到电令后,命令县保卫总团全力以赴配合行动,堵歼红军。奉令调驻商南堵截红军的杨虎城部四十二团和特务团,驻扎在富水至河南西坪一线,四十二团王团长、特务团邢团长约见任志武和宋奎卿,要求县保卫总团协助他们堵截红军。宋奎卿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宋良由。宋良由即于当晚在县城南关外一所民房里召开有宋奎卿、赵登城、赵尚九、王少白、王子章、马述理等人参加的党的会议。会议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指出,红军可能沿湘河、赵川一线西进,可借防堵红军为名,把部队拉到赵川与郧县接壤的地方,以便策应红军入陕。要求宋奎卿如实告诉任志武,并由马述理协助做好任志武的工作。经宋奎卿等说服动员,任志武立即到王、邢二团长处,主动请缨率部到南线赵川地区堵击红军。于是,任志武除留一个班在县城维持治安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出县城,以堵击红军之名南下赵川。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由也随部队到达赵川,以便向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汇报并请示有关工作问题。
  任志武部队到达赵川后,驻扎在商南与郧县交界的三官庙贺家山,以防备国民党四十四师肖之楚部,策应红四方面军入陕。
  1932年11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郧县秦家墁沿滔河进入商南县赵川。当晚,宋良由在赵川街向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政委周纯全汇报了商南、郧县、均县党的工作情况及任志武部的争取改造情况。张国焘告诉宋良由“关于鄂豫边及商、郧、均党的工作问题,可直接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途中不与沿途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横的关系”。关于任志武部队的问题,指示地方党组织继续教育改造,通过教育培养,发展任志武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而在队伍里大力发展工农分子入党,要争取在一二年内把部队扩大到万人以上,以便配合红四方面军在鄂豫川陕等地的行动,创造中国西部广大的苏区根据地。任志武对宋良由的身份不了解,只知是宋奎卿的胞兄。所以红军到赵川后,任派一营营长罗俊三到赵川青山沟与红军联系,罗到青山沟被红军扣押,任志武等了一夜未见罗返回,次日便派宋奎卿、赵登城和护兵赵尚仁去见红军领导人说明情况。宋奎卿、赵登城在石柱河大悲寺见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汇报了商南武装斗争情况,并转达了任志武请求率部跟随红军的意愿。徐向前总指挥指出:“现在大部队都在打游击,你们人熟地熟,要就地坚持,开展工作。”在宋、赵去找红军领导人时,罗俊三和三个士兵已被红军释放。
  红四方面军离开赵川继续西进后,地下党组织按照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指示精神,率保卫总团又回到县城,继续开展斗争。

   四 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给均、郧、商三县党组织的指示信
  宋良由返回省委后,就商南、郧县、均县党的工作情况向省委作了详细汇报。1932年11月24日,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在向均(县)、郧(县)、商(南)三县党组织发出的指示信中,对商南党组织的工作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指示信的内容主要是:
  在群众工作方面,省委指出:“均县、郧县、商南县偏处一隅,国民经济遭受到空前浩劫。特别是三县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地主豪绅封建的野蛮剥削和压迫之下,政治非常凌乱,土匪出没于三县,生活恶化到了极点,整个没有饭吃,到了没法继续生存的地步。”省委要求三县党的组织,“要抓紧和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和斗争,要使党深入到群众中间,按照群众的要求,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在这中间建立赤色工会、雇工工会和农民协会、劳动妇女代表会及一切青年的群众组织。在发动斗争或斗争中建立临时性质的群众斗争机关,并且要在群众中,在群众各种组织中建立苏联之友社、苏维埃之友社、红军之友社、革命互济会、反帝同盟等各种群众的政治团体。在这中间你们必须深刻去了解,去组织。任何一种赤色群众组织,都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组织,都要有它的赤色纲领,使全体群众都要在这一纲领之下行动起来。今后,你们的工作必须以群众路线为出发点,这样才能使你们的工作很快地得到转变和发展。”
  在配合红四方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方面,省委指出,红四方面军西征,扩大了政治影响,打破了群众沉睡,开展了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更加重了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决心。红四方面军这次在鄂豫陕川等地行动,要造成中国西北部广大的苏区根据地,这就更加紧和加重了均、郧、商三县党的日常工作任务,不允许三县党的组织轻视自己的工作。省委进一步指出,均、郧、商三县党的组织“必须积极的配合红军的行动,来开展鄂豫川陕的革命运动,争取红军的胜利,创造鄂豫川陕一片苏区。”“要发动群众进行抗捐税,抗拉夫的斗争;号召劳苦群众的积极分子去参加红军,去扩大红军,抓紧和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和斗争。”
  在组织建设方面,省委要求三个县,要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尤其注意大开门的在群众斗争中吸收积极的勇敢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分子入党,加强对于工农同志的教育,大胆的提拔工农干部,无情的洗刷动摇消沉的异己分子出党,开展两个战线的斗争”。同时提出“要切实建立团的组织,建立团的独立领导。”
  在争取白军士兵工作方面,省委要求:“对于白军士兵工作,你们必须特别注意派专人负责”,“要推动和领导士兵斗争,在这中间来组织革命兵变”。“对于土匪运动,必须注意下层中半农半匪分子,领导他们的斗争转变到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的战线上来。”
  省委最后要求均县、郧县、商南三个县党组织“要注意破坏敌人的交通”;必须“建立由郧县或商南到镇坪的交通站”。除省委的这些指示外,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由在商南视察党的工作时就任志武部的整顿、改造等工作给了明确的指示,“今后的主要任务首先要把党组织建立起来,再不能搞有党员没组织的革命。在党的组织领导下,抓紧和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和斗争,要使党深入到群众中间,按照土地革命的要求,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建立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劳动妇女代表会和其他赤色群众组织”。“不要指望通过和平建立,而是在斗争中建立,把各赤色群众组织建成阶级斗争的组织。建立组织必须有纲领,在纲领之下行动起来,使群众在斗争中接受锻炼”。“在群众斗争中发展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对任志武部的改造工作,宋良由指出:“要纠正以往的错误,执行整顿军纪,加强政治工作,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注意里边的土匪及富农成份的分子,可马上采取措施洗刷异己分子,在任志武和马述理两部里,都要很快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在部队里的领导权。只有这样执行下去,才能响应红军,把部队改造成为真正的红军。”
  指示信还说:“省委因为干部缺乏,最近不能有相当的干部派去。你们必须根据这一指示,坚决的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执行一切工作。”关于商南党组织的建立,省委指示,“商南由××、××两同志建立商南组织。”要求均、郧、商三县“最近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此信,并具体规定一切工作决议,马上报告省委。”
  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的这些指示,为商南党组织的建设,继续坚持游击活动,开展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建立赤区等指明了方向。

   五 艰苦的反围城斗争
  保卫总团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受到了地主阶级的仇恨,他们勾结各地反动势力,对“赤化”了的保卫总团发动围攻,企图赶走和消灭这支革命武装。
  1933年3月19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以豪绅何世三为首的白青云、朱向亭、张富成等商南地主武装,纠集了湖北郧县的赵茂凯、孔尊三、江芝兰、赵六娃部、河南宛西别廷芳部、洛南尤奉山部等10余支共5000余人的反动武装,围攻商南县城。保卫总团手枪连与郧县几支北进围攻商南县城的反动武装在湘河大岭观进行激战,中共党员、手枪连连长陈静等五人牺牲,手枪连迅速撤回县城。
  5000多敌兵把一个仅有数百住户的小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城里粮食、灯油、木柴等生活必需品越来越紧缺,部队不得不用高于平时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购买粮食。到了3月下旬,一粒粮食也买不到了,部队就吃榆树叶和马料。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地下党教育部队严守纪律,不同群众争食,规定“饿死不抢粮,没柴不扒房”的禁令,对私入民宅者一律枪毙。受到城内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解决给养困难,任志武、宋奎卿、赵登城等人,一家一户耐心地做工作,动员有粮食的群众把余粮拿出来,保卫总团实行公买公卖,照价付款。守城期间,城内没有出现抢掠现象。
  商南县城局势惊动了陕西省政府,省政府以治安不力撤了韩德纯县长职务,调张斗山来商南任县长。张斗山来商南后住在党马店,任志武向城外射出书信请张斗山进城平息局面,张斗山不敢进城。此时,李蔚亭出面讲和,但双方均不依从,战斗继续进行。
  城外各路敌兵围城月余,久攻不下,驻守东岗的别廷芳部调来迫击炮,向城内发射10余发炮弹,炸毁南街民房10多间,炸死一名老太太和一名小孩。面对数倍于己,且有炮火攻城的敌军,艰苦守城月余的保卫总团,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部队伤亡日益增多。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使这支革命武装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为了确保城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党组织果断决定率领保卫总团弃城突围,南返赵川。
  为顺利突围,4月27日,党组织派人与围攻南门的尤奉山谈判,约定4月28日(农历四月初四)保卫总团将全部武器交给尤奉山,尤部保证保卫总团安全撤离。尤奉山信以为真,放松了对南门的围攻。当天晚上午夜,党组织率保卫总团突然打开南门,冲出城外,沿虎坡脚下撤出县城,直奔赵川。待敌人发觉时,保卫总团已全部出城,加之午夜天黑,围城敌兵队群混杂,难辨敌我,各路武装又暗中自保。所以,保卫总团出城后未遭遇敌军追击,顺利撤往赵川。
  在反围城战斗中,保卫总团损失600多人枪,其中二营损失300多人枪。

   六 建立赵川民众自治委员会,实行武装割据
  党组织率部到达赵川后,由宋奎卿主持,召开了有中共郧县中心县委书记燕若痴和党员赵登城、赵尚九、王少白、王子章、马述理、许致远、刘朝美、陈文滨等20余人参加的党的会议,总结在商南县城失败的原因,研究下一步工作。此次会议后不久,宋奎卿又到郧县参加了中共郧县中心县委召开的时局讨论会。会议决定重建郧县北山和赵川赤区,扩大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会后,将保存下来的武装力量重新整编为赵川保卫团,任志武仍任团长。同时,一面向均县红军团团长纪大纲求援,一面联络赵川各界人士,在赵川实行区域自治,以形成武装割据局势,待机发展。
  当时,赵川镇(包括今十里坪镇和白鲁础乡一带)分为上、下九甲和金山三大行政区域。金山辖大小沙沟、寨沟、漆树凹、大竹园、核桃坪等地,时属州辖,称州地;上九甲是今十里坪、梁家坟一带;下九甲是今赵川、余家棚、石柱河、店坊河、三官庙一带。各处农民以甲或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大刀会、白带会、红枪会抵御匪患,保护当地治安。从1928年冬到1931年夏,股匪唐鼎600余人,庞大个300余人,黄斗文100余人,窜扰于今山阳口头坪、西照川和今商南宽坪、小川一带,并企图东犯上、下九甲和金山地区。1931年春,任志武接受宋奎卿建议,率赵川自卫团与上九甲和金山各大刀会等联合抗御匪寇,分别把守于大竹园、白鲁础、青石峡、龙潭沟一带,击溃匪部多次侵扰,1931年夏,唐、庞、黄三股土匪武装撤往郧西、安康境内。自此,任部同上九甲及金山各大刀会之间建立了关系,平时和平相处,战时互相呼应。但这次任志武率部从县城退回赵川后,该地区的上九甲和金山地区的大刀会,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唆使下,突然反目,拒绝向赵川保卫团供粮,并企图使用武力把该团从赵川赶走。在多次寻求和平解决均遭拒绝的情况下,为了站稳脚跟,党组织支持任志武的主张,首先向大刀会主动出击,在十里坪转路沟口挫伤大刀会。此后,大刀会纠集2000余武装前往赵川攻打保卫团,任志武将部队埋伏在余家棚后河一带,大刀会遭伏击败退。不甘心失败的大刀会又组织第二次进攻,任志武把部队撤往郧县大柳,突又折返,埋伏于石庙沟。大刀会未料及保卫团突然折返,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受到很大伤亡。党组织趁此之机,派人和谈,以保卫团继续帮助上九甲和金山地区维护治安,防御匪患,上九甲和金山地区负责任部粮秣供应为条件,双方握手言和。
  为了进一步控制赵川地区的各方势力,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1934年春,在党组织的策划下,由任志武出面,邀请上、下九甲、金山和文化坪的士绅、大刀会首领,协商成立了赵川民众自治委员会。自治委员会主任金辑廷,副主任刘国政、周希镐、范舜香,委员刘希仁、黄茨芬、李华亭、张启凤、党居尚、赵必庆、金辑武等八人。同时,党组织又联络了山阳县西区以阮开科为首领的大刀会,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举行武装暴动,以便东西呼应,创建和发展以赵川为中心的赤区。
  以“自主处管赵川一带的政务民事,各界协商治理好赵川”为宗旨的赵川民众自治委员会成立后,赵川地区的田赋捐税不再向国民党商南县政府缴纳,而留作了保卫团的给养。党组织和保卫团在赵川频繁的活动,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十分震惊。国民党陕西省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即商洛专署)专员温良儒惊呼:“赵川一带遭共党严重赤化。”遂派警备部队伙同商南地方民团开赴赵川“追剿”赵川保卫团。
  保卫团与追剿之敌在赵川激战20余天,为摆脱数倍于己之敌的合围,党组织率保卫团主动撤出赵川,向湖北郧县转移。在撤退途中的7月20日,于鄂陕边晒水台至龙木井一线遭陕警二旅一个营的伏击,保卫团伤亡惨重。但凭着人地两熟的优势条件,保卫团迅速甩开围剿之敌,转入湖北郧县境内。在郧县境内又接连遭到赵六娃、江芝兰、赵文启等部追堵。危急时刻,均县红军团团长纪大刚派其子纪鸿恩率一个中队80余人枪前往支援。纪鸿恩率部队到大柳后被马述理扣押,并缴了全部武器。这时的马述理、马述光兄弟已被血腥风雨所吓倒,将二营所剩的200余人枪交给了国民党郧县鄂豫陕边防司令赵文启和国民党郧县大堰乡乡长李洪宝。马述理、马述光叛变投敌。二营中的党员干部刘朝美、许开选、许致远等伺机离开该部,少数党员被敌杀害。马氏兄弟投敌后不久,保卫团三营营长党耀初杀害一营营长周宝三,率部投靠了国民党商南县政府。
  6月15日,由于叛徒出卖,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在河南省南阳市遭敌破坏,省委书记宋良由及省委其他领导人郝九亭、杨一平等同时被捕,商南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工作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
  7月底,任志武率仅有20多人的余部到南化寻找许昶,但许昶已被敌人杀害,所部溃散,任志武只好孤军与敌周旋。8月初,任部在南化被打散,任志武受伤被俘,被关押于商南监狱。当年底,红二十五军进入商洛,国民党商南县政府听说红二十五军要攻打商南县城,于1934年农历除夕夜(公历1935年2月3日),以“共匪”罪将任志武杀害于商南县城,并将人头割下示众月余。
  敌军进入赵川后,强行解散了民众自治委员会。商南县的党组织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情况下,被迫解散,大部分党员返回湖北继续开展工作,宋奎卿、赵登城、王子章、王仲墨等中共党员隐蔽于商南各地。
  从1930年8月到1934年7月,党组织在商南坚持活动整4年时间,期间党组织率武装力量进驻县城一年多,但在商南开展的武装斗争活动最终导致失败,究其原因,正如鄂豫边临时省委指出的那样,“没有切实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斗争路线,没有充分发动劳苦大众。”没有建立较强大的正规红军,活动区域回旋余地小,又因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干扰,在商南的斗争不能不极其艰难曲折,最后导致失败。1950年,宋奎卿在其自述中对商南这段斗争历史检讨时说,“商南斗争的失败,我个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在农村及手工业中发动农民工友,建立工会、农会和真正的红军队伍,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局面。”“而以简单的占了县城,又没有去巩固它。”“往来党员很多,但没有去组织。”“对马家兄弟没有抓紧教育改造,任志武又不在他队伍里发展党员。”“这些,对党的损失无法挽回。”党在商南的斗争虽然失败,但其影响深远,解放后,任湖北省襄樊市教育局局长的王少白曾回忆说:“商南赤区斗争虽然失败,但通过建立赤区,发展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宣传等,教育发动了群众,培养锻炼提高了干部,创造总结了经验。”党组织创建商南赤区,开展武装割据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商南县甚至商洛地区的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节
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商南武装起义

   一  清油河起义
  1932年冬,驻守商南县清油河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一连连长魏志坚,受上级党的指示,率本连起义,以便配合商南县保卫总团在商南开展革命活动。起义虽然失败,但这次起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推动了商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魏志坚为中共党员,参加过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组织派遣,栖身于杨虎城部。1931年由“新兵训练处”调入新改编的十七路军骑兵团第一连任连长。骑兵团团长是中共党员王泰吉,渭华起义时,魏志坚就是王泰吉的部属。1932年,党组织率任志武部控制商南县城后,引起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恐慌,即派兵力入驻商南,随时准备镇压商南保卫总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不断高涨。但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对内则调集大军“围剿”苏区和红军,残暴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地镇压抗日群众运动。1932年7月,陕西绥靖公署调十七路军骑兵团一连驻防商南,协助驻商县(今商州区)至商南一线的陕西警备第二游击支队李长友部,随时准备镇压商南县保卫总团。但是,保卫总团的革命活动和抗日救国宣传,在骑兵连官兵中颇有影响,加之魏志坚平时对官兵的教育,所以他们不愿同保卫总团打仗,并且暗中支持保卫总团的革命活动。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相继入陕,为配合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创造鄂豫川陕新苏区,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魏志坚率骑兵一连起义,和商南保卫总团一起在商南一带“立即发动游击战争,创造豫陕边新苏区。”魏志坚亲自到商南县城找到任志武约谈起义计划,任志武害怕敌人施计,未敢答复,遂将此情况报告宋奎卿。宋奎卿召开党的会议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在无法同陕西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派赵登城前往清油河同魏志坚面谈,探明起义虚实。在此之前,商南党组织对骑兵一连已有所了解,该连队不同于国民党反动军队,军纪比较严明,特别是对保卫总团的革命活动没有进行过反对。赵登城到清油河经过与魏志坚密谈,双方亮明各自身份。魏志坚告诉赵登城,骑兵连没有党的组织,仅有他一名党员,部队成分复杂,起义需要保卫总团协助。赵与魏商定一周后起义,并制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随即返回县城向党组织汇报密谈情况。
  骑兵一连二班班长蒲章成,平时伪装进步,表面上和魏志坚关系非常好,但暗地里反动透顶,没有被魏识破,魏志坚将其当作心腹,并提前把准备起义的情况告诉了他。
  骑兵一连起义是在冬季一个夜晚,保卫总团派马述理率二营在试马寨以西接应。行动前魏志坚让蒲章成带领二班做贴身护卫。部队集合后,魏志坚刚讲了两句话,便被蒲章成在身后用暗枪打死(蒲章成于1951年被人民政府处决)。待保卫总团得知消息后赶往清油河,骑兵一连已四散逃离,部队瓦解。

   二 湘河暴动
  1934年夏,在赵川保卫团与“追剿”之敌顽强斗争之际,党组织派时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的共产党员段抚摩,回到故乡河南淅川县荆紫关,开展武装斗争,在豫鄂陕边地区建立红色区域。
  段抚摩回到荆紫关后,立即派人到商南赵川和湖北郧县寻找地方党组织。几经周折,未有结果。于是,在经过一番充分准备后,段抚摩于1934年秋在商南县湘河组织举行武装暴动,全歼国民党湘河区自卫大队,缴获枪支70余支。不久,赵川保卫团团长任志武为敌所俘,所部遣散。其中一部参加段抚摩部。到1934年底,段抚摩建立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00余人枪,成立了豫鄂陕边游击队,段任游击队队长。该游击队活动于河南淅川、陕西商南、山阳、湖北郧县、郧西一带,联络各地农民武装,打击地方土顽势力,力图在豫鄂陕三省边站稳脚跟,建立一块根据地。
  因为组织的单线联系人、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教师徐鸣鹤下落不明,段抚摩与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加之宋奎卿等人在赵川武装斗争失败,使得地方党组织也无法寻找。根据当时的党内有关规定,段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发展其他党员和建立党组织。游击队的主要活动是打击反动武装,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联络各地“大刀会”、“红枪会”,进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34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进入商洛后,段抚摩积极与红二十五军联系,寻求领导。1935年春,段抚摩率游击队在山阳的照川和已担任红二十五军组建的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师长的原“大刀会”首领阮开科取得联系,委托其与红二十五军领导联系。在段抚摩等候消息之际,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陈光宇(化名陈子敬)到河南寻找段,并通知其到郑州接头。由于叛徒出卖,段抚摩在郑州与陈光宇接头时两人同时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脱险出狱。又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返回家乡,在鄂豫陕边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力量。

第四节
中共中央分局在商南

   一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率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途经商南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首先调集30多万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攻。当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时,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盲目轻敌,不作对付国民党“围剿”的各种准备,反而命令红军远道出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虽英勇作战,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但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并在连续作战中打得十分疲劳。这时,国民党军队已重兵压境,使红军一开始就处在被动地位。数战不利,张国焘仓皇失措,致使红四方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四次“围剿”。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要红军向外线转移。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多数同志鉴于前几仗未打好,国民党军重兵云集根据地内,红军在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因此,亦同意转移外线作战,待机打回根据地。会后,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共13个团,20000余人,枪15000余支,于10月11日黄昏,在四姑墩地区集结后,分左右两纵队向西作战略转移。
  1932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经河南省新野、邓县、淅川,在淅川县渡过丹江后进入湖北省郧县,沿滔河而上,达鄂陕边重镇郧县南化塘。在此,红四方面军总部作了研究,准备就地发动群众,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将此意见电报了中共中央。红军到达南化塘后第三天,国民党四十四师、六十五师、一师、五十一师从东、南、北三面扑来合围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遂被迫放弃以南化塘为中心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向西转移。
  1932年11月5日,红四方面军由南化塘秦家墁村进入陕西省商南县赵川镇三官庙,尔后分两路西进。右路进店坊河,经马蹄沟、马王沟、槐树坪过东马峪到十里坪,左路经赵川街、余家棚达十里坪与右路会合。11月8日,红四方面军一路经白鲁础乡马家坪村、上河村进入山阳县晏马乡;另一路经白鲁础乡大竹园村、白鲁础村进入山阳鱼洞河乡。红四方面军在商南县经过赵川镇、十里坪镇、白鲁础三个乡镇共29个行政村,行程近200华里。

   二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率红三军二进二出商南
  蒋介石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以10万多人的兵力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坚持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在贺龙总指挥的领导下周逸群和邓中夏相继任政委),从1930年冬起,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多次胜利。洪湖地区的红军,利用湖泊水网的有利地势,开展游击战争,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1931年3月底4月初红二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在作战中,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入消极防御,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只得实施战略转移,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1932年9月,红三军所属4个师15000余人,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和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从洪湖出发,绕豫、陕、川边境向湘鄂边转移。经襄北大洪山地区时,发现红四方面军的布告,得知红四方面军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便决定追赶红四方面军,争取两支红军尽快会合。遂绕道豫西南、陕西,转往湘鄂边。11月初,红三军从湖北省随县以北越过桐柏山,进入豫西伏牛山地区,途经河南省南召,16日又经蒿县合峪,栾川县之三川,痛击尾追之敌,越过皮皮岭之后,19日到卢氏县梨树坪,21日进入今丹凤县桃坪灰池子一带。
  1932年11月22日,红三军从丹凤县灰池子一带出发,分两路经老官沟、镰把沟进入商南县清油河镇沙坪一带。在青岗坪会合后,经两岔河南下,当晚于后湾村至清油河街一线宿营。23日,红三军向西行进,经窑场村、吊庄村越四道岭进入丹凤县武关。24日,红三军于丹凤县寺底铺歼灭阻截之敌一个营后经油房坪村向南越姚岭,再次进入商南县境。红三军从商南县太吉河镇白玉河口张家村南渡丹江,沿江向西行进,经开河口、冀家湾村,复进丹凤县境,宿营于竹林关。红三军二进二出商南县,前后历时三天,行程约200华里,沿途经过清油河、太吉河、梁家湾三个乡镇16个行政村。
  红三军在向西转移途中,夏曦继续推行“左”倾错误,把贺龙军长排斥在“肃反”委员会之外。部队在既行军又作战的艰苦情况下,保卫团还不断抓人,许多久经沙场的高级将领和老战士被诬陷捆绑。有的被“处决”。进入商洛地区,夏曦强调要肃清混入红三军内部的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转战商洛时,红三军参谋长唐赤英、红七师师长王一鸣等被抓。在开河口一个穿军大衣五花大绑的红军干部被从马背上拉下来,用大刀砍杀在路边地里,在冀家湾有三个红军战士被砍杀在河滩里,其中一个年轻战士只有十五六岁。贺龙对这种作法极为不满,曾多次以军长名义制止和营救了许多无辜的红军干部战士,保存了革命力量。

   三 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的宣传工作
  红四方面军是进入商南县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三军亦紧随其后,两支红军队伍所经之地多是穷乡僻壤,加之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宣传,又因当时商南党组织率保卫总团南下赵川接应红四方面军时间急促,没有宣传红军,群众听而生畏。正如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由向省委所报告的情况:“这次红军到赵川,群众还不知道是啥军队,起来跑反。通过这件事很明白的看到宋良壁、赵登城同志的工作,他们没有宣传红军。”因而,在红四方面军,红三军所经之处,群众纷纷逃离家园,躲藏到深山老林中。面对这种情况,红军就分别采用喊话、动员留在家中看门的群众上山去劝说、张贴安民告示、刷写标语、张贴传单等形式,大力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专打地主老财!”“建立陕南赤区!”“取消苛捐杂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欢迎跑反的群众回家耕种!”“铲除土豪,实行土地革命!”“穷人要翻身,快来投红军!”“红军不收粮、不收款、不拉丁、不拉伕!”“工农团结抗日反蒋!”等革命宗旨和政策,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同时,红军在行军途中做社会调查,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使沿途群众受到了革命的启迪。
  退出坚持多年苏区的红军,在极其艰苦的转移途中,仍然坚持打土豪,分财物,严厉打击和惩处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为民除害,以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证明“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靠山”、“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四方面军从湖北郧县秦家墁进入商南赵川地区时,当地土豪劣绅孙五老板的大儿子是地方反动民团首领,带领60余人枪企图阻截红军,被红军全部歼灭,红军把没收孙五老板家的粮食和财物分给了鄂陕边一带的穷苦百姓,孙五老板和他的大儿子被红军处决于赵川苇园,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红军在赵川马蹄沟大屋场向群众了解当地土豪中谁最坏,要为穷苦百姓报仇。根据群众要求,在马蹄沟杨泗庙河滩处决了土豪、反动村长党居原和河南淅川县荆紫关民团9个人。在经白鲁础乡时,当地群众向红军反映说土豪财主、国民党闾长李燕富霸占民财,抢夺民女,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红军当即在下白鲁础街上处决了李燕富,救出被其霸占的冯姓姑娘,分了他的浮财,为民除了害。红三军经过两岔河时,了解到当地大恶霸、国民党地方保甲队长孙兆隐曾被许权中旅追剿过,孙逃脱后回到两岔河大肆进行报复,杀害了参加过农会和为许旅带路追剿他的农民群众,且平时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红军立即包围了孙的保甲队,活捉了孙兆隐及其保甲队员30多人,孙兆隐被拉到山阳县口头坪处决,其余人员经教育后释放。红军在纸坊沟杀了土豪盛茂兰、雷振太等,当地群众拍手称快。
  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经过商南时正值初冬,秦岭山区冷风飕飕,寒气袭人,红军指战员们在转战途中,足蹬草鞋,身着单衣,忍饥挨饿,为求得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以顽强的革命毅力承受着考验与磨练。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红军仍然坚守革命军队的纪律,秋毫无犯。红军在行军或宿营时,从不打扰百姓。红四方面军到赵川苇园时,群众都跑光了,遇到一个姓殷的孤老汉因腿脚不便还没来得及跑上山,红军战士上前搀扶住他,给他讲:“我们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专打地主老财,保护穷人,请你给老乡们讲不要怕,让他们都回来。”红军的一席话打动了老汉的心,殷老汉帮着红军把躲到山上的群众都叫了回来。这天晚上,红军在苇园宿营时帮群众喂牛、劈柴、担水、扫地,群众感动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群众热情地把露宿在屋前场子上的红军让到家中住下,并找来晒蓆、木板、麦草为红军搭铺,红军走时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向群众付了铺草费。殷老汉给红军送去一块腊肉以表心意,红军说啥都不收,殷老汉生气地说:“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太外气了!”红军只好收下腊肉,给了老汉二块大洋,老汉推让不掉只收下了一块大洋。红军离开时,殷老汉又拄着拐棍和全村群众一直把红军送出沟口。殷老汉回到家里,在盐罐里发现了红军留下的另一块大洋,顿时热泪盈眶,朝着红军走的方向,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十里坪马家厂一位姓石的奶奶帮红军烧水做饭,红军见石奶奶衣不蔽体,十分贫寒,送给石奶奶一些银元和一件衣服。
  红三军在两岔河姚升奎家门前休息做饭,姚见红军吃糊汤没有菜,煮的黄豆半生半熟当菜吃,回屋里端来几碗萝卜丝和酸菜让红军吃,红军推让不过吃了送来的菜。红军出发时,送来三块大洋,姚家谁也不收,并说:“一点萝卜酸菜算个啥,咋能收钱。”红军战士一再强调“我们红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东西就得给钱。”硬是把三块大洋塞到姚升奎的手上。红军到清油河街之前,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黑煞道要来,是男人就杀,是女人就抢,群众吓得都躲到山上,一夜不敢下山回家。第二天上午,群众党先茂回家一看,给其大舅做头周年蒸的一锅馍被吃光了,两石多粮食也没有了,发现在锅台上放着17块银元和一张字条,字条大意是,房东不在家,吃了你家多少馍多少粮,付给你17块银元,如若不够,等革命胜利了凭此证明由革命政府补偿,落款是红三军。事后党先茂用其中10块银元购回了三石多粮食。清油河街上许多群众或在家中,或在菜地里都发现红军吃粮、吃菜留下的铜板或银元。红军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宣传工作,使沿途劳苦大众认识到,红军是劳苦百姓的队伍,是除暴安良为穷苦人谋幸福的队伍,给了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希望。

   四 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和人民群众的支援
  红四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西征途中,特别是在商南县,除打土豪、分财物、宣传土地革命外,还建立苏维埃政权。1932年11月6日,红四方面军第十师行至白鲁础乡,在白鲁础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成立了“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
  红十师经白鲁础时,借宿在农民张和林家的红军战士向张和林、张和敏、张和春等人了解当地情况,向其讲解革命道理,指出要想过好日子,就要起来革命,动员他们把穷苦人组织在一起,并鼓励他们说:“人心齐,乾坤移,只要穷人一条心,扭成一股劲,地主老财们没有不怕的”。一番话,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三个人一齐表示,要照红军说的干。当晚即在红军战士的协助下成立了苏维埃组织,确定了领导人员,当场宣布张和敏任苏维埃主席兼秘书,张和春任副主席,张和林任委员。并指出,苏维埃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组织,就是要把广大穷苦群众组织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使群众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当家作主人。关于活动范围,红军说:“你们是区苏维埃政府,国民党的区管多大你们就管多大,在有些方面还要超出国民党区所辖范围,扩大活动的地方。”在具体工作方面红军强调一定要秘密进行,等红军成立了更多的苏维埃后再公开活动,使全商南都红起来。随后红军把盖有印章的任命书交给主席张和敏,让其妥善保管。张和敏连夜晚用浆糊把任命书贴在家谱的夹层中间,一直珍藏到“文化革命”时期。
  红四方面军在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同时,十分注意组建地方革命武装组织。红军一部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个警卫班在商南县十里坪黄家厂宿营时,了解到工人身份的黄余富,造纸技术很好,具有强烈的抗日反蒋决心,有一定觉悟。经过充分商议,决定成立“陕南抗日反蒋义勇大队”,任命黄余富为大队长,并颁发了盖有红军印章的委任书,让其带头组织武装,开展抗日反蒋斗争。
  红军是路过这里,没有停留多长时间。红军走后,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和陕南抗日反蒋义勇大队因种种原因未能开展活动,但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红军在商洛直接成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在商南甚至在商洛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为身处黑暗落后的商南人民群众求翻身、得解放指明了斗争方向,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劳苦大众当家作主人的积极性,为商南革命斗争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以其严明的纪律和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的实际行动换取了纯朴、厚道的商南人民的热爱和拥护,所到之处,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保护红军,短短的几天里,广大人民群众付出了牺牲,做出了贡献,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红四方面军2万多人,进入商南县境后,面对恶劣的地理环境,加之人地两生,行军更加困难。广大的劳苦群众便积极帮助红军克服困难,提供一切方便。红四方面军进入赵川老府湾村时,青年农民叶芳谱主动给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尖兵连带路当向导。部队行至十里坪马家厂,连长给了他三块大洋让他回家,叶芳谱返回途经十里坪钓鱼碥,后面一支红军队伍又动员他带路,叶芳谱二话没说,转身又领着红军向西行进。在山阳县油房坪村,叶芳谱经连长和战士们动员参加了红军。当红军到达川陕边后,叶芳谱因父亲早逝,家中上有奶奶、老母,下有一个年龄尚小的弟弟,家里全靠他一人养家糊口,他十分挂念家里,想回家。红军张连长了解情况后,批准他退伍回家,临走时,给了他20块银元。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叶芳谱当了民兵队长,因剿匪有功,被商洛军分区授予民兵英雄称号,当时的《陕南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他的英雄事迹。三官庙群众何连发主动给红军挑东西,把红军送到马蹄沟大屋场,红军给了他一块银元,何连发说啥也不收。清油河群众方相洲给红三军带路当向导,带了一程又一程,原本只带到武关,可是,方相洲觉得红军太好了,一直把红军带到山阳县。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热心帮助和全力支援,红军才能在商洛山中迅速突出敌军重围,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
  红军爱人民,人民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三军转战途经商南,由于长途跋涉,行军打仗,沿途留下了一批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在这些人员中,除极少数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外,大多数被人民群众保护下来。这些伤病员,后来有的归队,有的返回原籍,有的就地安家落户。红四方面军某部营政委蒋华山在南化塘战斗中右腿受伤,由两个警卫员陪同留在商南县白鲁础乡核桃坪村隐蔽养伤。红二十五军来后,两个警卫员归队,蒋华山因腿部伤残留了下来。红三军在腰庄留下了四个生病的红军战士秦化廷、王志愿、程勇德、冀德芳,在当地群众精心养护下治好了疾病,红二十五军来后秦化廷、王志愿担任了当地苏维埃赤卫军小队队长,在反“围剿”斗争中,两人都因负伤而未能跟随红军队伍北上,便在腰庄定居下来。解放后留在腰庄的四名红军战士都分别担任了民兵队长、村农会主席。红三军掉队战士陈世文在湘河居住两年后,又返回故乡湖北麻城。红四方面军掉队战士余得水等二人定居于开河。在白鲁础小土岭战斗中牺牲的三名红军,当地群众将他们一一掩埋,使英烈在天之灵得以安慰。
  红四方面军、红三军转战商南期间,一批伤病员、掉队红军战士和苏维埃干部留在商南,他们犹如一颗颗红色的革命火种,传播着革命真理,继续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坚持不懈地同反动势力进行战斗,发挥着红军播种机、宣传队、战斗队的作用,始终保持和发扬红军战士的革命本色。因伤残定居在核桃坪村的红四方面军营政委蒋华山,在解放战争中任郧商县核桃坪乡游击队队长,为创建和保卫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献出了自己生命。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在创建以商南为重点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府时,红四方面军当年路过的赵川、十里坪、梁家坟、白鲁础、开河等地有朱连魁、刘学发、冯万昌、杨志才等180余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和苏维埃赤卫军;当年红三军路过的腰庄、两岔河、清油河有梅广华、明昌武等400余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和苏维埃赤卫军,约有200人为革命壮烈牺牲。其中,核桃坪村有22人参加红军,解放后活下来的仅有冯万昌、杨志才等三人。白鲁础区苏维埃副主席张和春、土地委员张和林在解放战争中担任游击队领导,为商南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三章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组织在商南
(1934年11月-1937年6月)

第一节
红二十五军入陕与商南苏区根据地的创建

   一 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入陕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在鄂豫皖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力量不断被削弱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2月指示信和6月、7月军事训令的方针原则及程子华传达的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开始长征。12月8日,经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即洛南县境之箭杆岭)进入陕西商洛地区。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辖)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会议讨论认为:“鄂豫陕边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在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的条件上,在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配合上,在地势的条件上,无论如何都是适应我们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会议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在进行中,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尾追而至,会议立即停止,红二十五军与敌恶战整日,将敌全部击退。因会议中断,未能讨论鄂豫陕省委组成人员问题,鄂豫陕省委仍由原鄂豫皖省委成员担任。但会议及时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区选择和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这对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有着重要的意义。
  鄂豫陕边地区,包括陕西的商南、山阳、商县(今商州区)、洛南、镇安、柞水、宁陕、旬阳等县,湖北省的郧县、郧西等县,河南省的淅川、卢氏等县。这一地区北靠秦岭,东牵伏牛,南濒汉江,峰峦峻迭,悬崖陡峭,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割据称雄的战略要地,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地区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极为残酷,土地和山林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豪绅手里,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抓丁、拉夫、高利贷盘剥和兵灾匪祸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反抗意识强烈。在红二十五军到此之前,1927年到1928年,参加渭华起义的部队曾在此组织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1930年到1934年夏,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曾在此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割据斗争;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先后两次过境,宣传土地革命思想。因此,到1934年底,尽管这一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已遭到破坏,但群众自发的“交农运动”和抗捐抗粮斗争,仍然此起彼伏。
  省委庾家河会议决议草案提出:摆在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工作,猛烈扩大红军,打破敌人进攻,迅速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决议草案要求“每个党、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在我们准备长期工作的地方,一到就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和没收分配工作,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解除民团的武装,消灭境内的国民党匪军,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红军的后方。在红军游击的地方,要特别加紧宣传工作和没收分配工作,建立党的群众的秘密组织。”在政策上,特别提出要“与过早的没收富农、资本家的作法作无情的斗争。”
  决议草案初步总结了在鄂豫皖苏区斗争的经验,提出在重大的转变面前,“必须进行关于党的路线之广大的解释工作,……向全党同志深切指出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坚定每个党员的意志和胜利信心,……为着当前的光荣事业和任务而斗争。”
  为了创建新的苏区,红二十五军于庾家河会议当天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张贴传单,就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作了通俗而有力的宣传,在新区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主政陕西的杨虎城,素来与蒋介石矛盾很深。红二十五军的突然入陕,使蒋介石十分惊慌,因为当时蒋介石还未来得及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军队的指挥。而原来追堵红二十五军的国民党军,大部没有进入陕境。此时的杨虎城正忙于北堵陕北红军,南拒川陕红四方面军,西和蒋之心腹胡宗南等明和暗斗,一时尚无法集中更多的兵力来对付入陕的红二十五军。敌人的这些矛盾,为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一带迅速展开活动提供了有利时机。庾家河会议后,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在这一地区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全力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1934年12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移至庾家河西15公里之蔡川(今属丹凤县)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蔡川整编后,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即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扫除地方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摧毁国民党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基础。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在这一段行动中通过对鄂豫陕边实际情况的调查,确定首先在山阳、商南、郧西、镇安、旬阳等县边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并于镇安县九甲湾(今属山阳县)派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带领该团七连到地方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工作。
  1935年2月19日,省委在郧西县二天门召开第二十次常委会议。会议总结入陕后两个月的斗争情况,作出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决议要求扩大与加强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抓紧时机继续发动群众,立即分配土地,建设基层政权,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建立相当于三个县的大块根据地。决议还就春荒斗争中的工作作了适当安排。同时也提出要“扩大斗争区域”,红军主力要“打到富足地方去”的口号。
  会后,省委决定建立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特委书记郭述申(后为戴季英、郑位三),游击司令为陈先瑞,统一领导鄂陕边地区的工作。与此同时,省委和鄂陕特委、鄂陕游击司令部还分别将当地的抗捐军、大刀会、红枪会和游击队,编为第五、六、七、九路游击师,连同1月中旬在红岩寺和袁家沟口建立的第三、第四路游击师统归鄂陕特委、鄂陕游击司令部领导。此时,省委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前锋已抵达汉中以西的消息。为贯彻郧西会议精神,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于2月下旬由郧西地区西进,连克宁陕、佛坪两县城,于3月10日在洋县华阳镇彻底打垮国民党陕警二旅后,乘胜开辟华阳地区,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尔后,省委率部向川陕边方向前进,当前锋到达城固县小河口时,获悉红四方面军已从陕南回师,并发现国民党军在此防堵甚严,于是省委率部队又折回华阳镇。经过一路的考察,省委于华阳举行会议,分析了当前情况的变化,认为红二十五军若要冒险过汉江,翻巴山,不仅有遭到覆灭的危险,也难以在陕南站稳脚跟,同时认为华阳地区人口比较稀少,粮食也不丰足,邻近汉中地区国民党军的兵力较多,只宜于少数游击队活动。因此,省委决定,“坚持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区的任务不动摇”,“红军主力还是以陕东南地区为中心,继续向豫西、鄂西北发展为好”。华阳会议后,留下游击队坚持华阳地区斗争,省委率主力向东返回。
  3月下旬,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东返,经柞水蔡玉窑、曹家坪,于4月初到达蓝田县葛牌镇,于九间房聚歼陕警三旅大部后,省委于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准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和加紧建设根据地的任务。会议改选了省委,新的省委由10人组成,徐宝珊仍为书记,吴焕先为副书记。
  葛牌镇会议后,省委率部继续东进,于4月18日攻克洛南县城。接着,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进至商县、洛南、商南、卢氏等四县边区活动,大力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派方升普带领二二五团八连到地方开展群众工作。5月11日,省委在庾家河建立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特委书记郑位三(后为李隆贵),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琨。特委和游击师成立后的5月16日,由庾家河移驻商南县两岔河刘家花屋。从此,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开始了在商南县丹江以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此时,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已在丹南地区白鲁础等地发动群众,展开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二 开辟商南苏区,建立苏维埃政府
  商南地处鄂豫陕三省交界处,丹江由西向东穿越县域中部,把全县分为丹北、丹南两大区域。丹北与河南相连,丹南与湖北衔接。成立较早的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于1935年2月起就在丹南地区开始着手创建根据地工作。
  1935年2月,鄂陕游击司令部司令陈先瑞率战斗营和第九路游击师,在马家坪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政策,没收曾巨栋等7户地主恶霸财产,分给当地群众,当场处决了恶霸曾巨栋。马家坪分为东坪和西坪,东坪为郧西县辖,西坪属商南县境,两省人民群众房屋相接,田陌相连,虽分属两省,却情同一家。东坪和西坪分别地处郧西县东北边缘和商南县西南角,偏远落后,交通不便,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红军和苏维埃在此开展活动。红军在此接连没收了当地11户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陕西、湖北两省边的群众。
  1935年3月,鄂陕游击司令部战斗营在白鲁础乡小川村召开群众大会,没收5户地主粮食(主要是玉米)23000多斤,房屋11间和衣物、农具等财产,分给了贫苦农民。当时就有青年农民王启申等6人参加了红军队伍。
  1935年4月上旬,陈先瑞率鄂陕第五路游击师、第九路游击师在白鲁础一带活动,捉获曾巨栋儿子、当地反动武装头目曾宏兴、郧西县安家一姓江的大恶霸等四名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在四十亩地召开群众大会,将四人处决,把没收的银元和衣物分给了群众。陈先瑞在讲话时号召贫苦青年参加红军,当即就有王智均、傅玉候等四名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4月13日,陈先瑞率部又回到四十亩地发动群众,将翁仁贤等三户地主的土地、房屋和财产,分给了70多户农民,并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当地青年农民李先发、黄安庭、井桂民等8人参加了红军队伍。
  1935年4月中旬,陈先瑞率鄂陕游击司令部战斗营和第五路、第九路游击师活动于白鲁础、核桃坪、大竹园、开河一带,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扩充红军队伍,成立苏维埃政府。其间有600多户农民分得了土地、粮食和衣物。白鲁础青年农民张自贵、翁群娃、开河一姓金的青年和核桃坪权中会等7人参加了红军。1935年5月6日,陈先瑞率红军游击师在核桃坪召开群众大会,斗地主,打土豪,宣布取消稞租债务,使100多户农民得到了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当地青年农民冯万昌、冯万有、李德元、张满仓、张保仓、张保成、胡富清、胡来江、焦××、官××、杨××等18人报名参加了红军。之后,鄂陕红军游击师在梁家坟、十里坪、余家棚等地活动,先后又动员了青年农民刘学发、朱联奎、刘邦汉等30余人参加了红军队伍。
  丹南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巩固了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在鄂豫陕边区东部的立足点,扩大了红军游击师回旋区域,而且有利于发展赵川以南郧县、湘河以东淅川县山区的游击战争,进而使根据地区域迅速在鄂豫陕边一带扩展。省委认为,在这个三省边区,……对配合川陕与陕北两个苏区与红军行动,仍是能实现的,仍是有意义的。在发展前途上可打通两个苏区,向东可以深入河南,发展中州的苏维埃运动,向东南可以恢复鄂西和豫鄂边的苏区,并与鄂豫皖老苏区取得联系。正是出于这一战略意图,省委于5月中旬组建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在丹江以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与鄂陕特委南北呼应向东、向南发展,创造鄂豫陕边区更大的根据地。
  1935年5月16日,豫陕特委、豫陕游击师移驻于商南县清油河镇姚家湾村后,便迅速派出小分队到各山村宣传发动群众,先后成立了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和祝家店乡、沙坪乡苏维埃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5月17日,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豫陕游击师司令方升普率豫陕游击师第三大队进入清油河镇刘家湾村。经过两天的发动群众工作,5月18日,红军在刘家花屋召开1200多人的群众大会,郑位三主持并讲话,宣讲红军的政治主张,宣讲建立鄂豫陕苏区根据地和成立苏维埃政府的重大意义,号召群众推选能够代表穷苦大众利益的苏维埃干部。5月19日经过群众选举,郑位三宣布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为姚启才(后因男女关系被处决),副主席兼秘书为石常安(后任主席)、副主席为姚胜亮,赤卫军游击队长为李春银(后调四大队任连长)、副队长为朱寿武(后任队长)。
  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乡村苏维埃,先后于5月28日成立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6月18日成立沙坪乡苏维埃政府,同时建立起乡苏维埃赤卫队。刘家花屋区苏维埃以两岔河为中心,西起桃坪,东到富水镇,北至毛河、胭脂河,南达试马寨,面积约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14000多。刘家花屋区、乡苏维埃在特委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先后在两岔河、沙坪、梨园岔、桃坪、灰池子、峦庄、清油河、柏树沟、何家湾、曹营、卢氏县兰草、官坡、毛河等地打土豪88户,焚烧了地契债薄;镇压了10余名土豪劣绅;将没收的60余户地主的4350石稞的土地、244间房屋、120多头耕牛、57万多斤粮食、2万多斤腊肉及大批衣物、农具、钱财等,分给了贫苦农民。
  苏维埃赤卫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先后配合豫陕游击大队打退了国民党商南县政府“清乡铲共队”对苏区的“清剿”,完成了在清油河阻击敌军一一O师,掩护红军主力东进的任务。区、乡赤卫队联合作战,攻打峦庄街,活捉匪首王梦斋;打毛河,袭桃坪,闹武关,割电线,搅得敌人日夜不安,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在外线的作战。
  豫陕特委在抓政权建设的同时,在刘家花屋区苏维埃发展了三名党员,建立起刘家花屋党支部。1935年8月下旬,豫陕特委在刘家花屋召开会议,决定把刘家花屋建成县苏维埃政府,并研究了干部人选。但是,因为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陕边西征北上,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民团联合对苏区进行大规模“清剿”,特委和游击师带领一部分赤卫军转入外线作战,所以县苏维埃政府未及开展工作,便同其他区、乡苏维埃政府一同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豫陕游击师撤离刘家花屋时,8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
  1935年8月底,国民党军庞炳勋部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对刘家花屋一带进行疯狂“清剿”,区、乡苏维埃带领赤卫队虽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终因远离红军,寡不敌众,大多数苏维埃干部先后被敌杀害,苏维埃政权遭到摧毁,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暂时停止。
  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1935年5月28日,中共豫陕特委在两岔河油坪沟村朱家茅屋成立了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隶属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领导。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先是李老四,后因该李在打土豪时贪占财物被红军处决,秘书祝时英任主席,何兴时任副主席,吴侠祥任秘书。土地委员为候克家、候克永、祝世群、吴长秀、胡敦良,赤卫军游击队长胡敦有,副队长祝世民。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活动,赤卫军配合红军摧毁周围反动武装,参加反“围剿”斗争。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管辖范围:北至杨岩沟,东至朱家茅屋、粮食沟,南至瓦房庄,西至清油河乡杨家沟、四条岭。总人口约2500人。1935年8月底,中共豫陕特委、豫陕游击师离开祝家店,苏区被敌人侵占,苏维埃政府主席祝时英、土地委员候克家和吴长秀、赤卫军游击队队长胡敦有等残遭敌人杀害,苏维埃政府解体。
  沙坪乡苏维埃政府。1935年6月18日,中共豫陕特委在沙坪腰庄庙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沙坪乡苏维埃政府,隶属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万文华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秘书、万文耀任副主席,土地委员为李金顺、张国政。赤卫军游击队队长为万文耀、副队长为张国政。沙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前的1935年初,中共商洛特委、抗捐第一军曾在此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共豫陕特委、豫陕游击师于1935年5月19日在沙坪乡小安张家凸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当地20多名青年农民成立了豫陕游击师直属赤卫军游击队,并很快摧毁了这里的反动武装,开展了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活动,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沙坪乡苏维埃政府所辖以现清油河镇所辖的原沙坪乡为主,还包括原曹营乡和河南卢氏县毛河、胭脂河等地,总人口约5000人。1935年8月底,中共豫陕特委、豫陕游击师离开这里,沙坪一带被敌“围剿”部队占领,乡苏维埃干部和赤卫军游击队在深山老林中同敌人周旋到9月底,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赤卫军游击队长和部分土地委员相继牺牲,剩下的苏维埃干部和大部分游击队员被捕,苏维埃政权机构解体。
  梁家坟乡苏维埃政府。1935年10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在碾子坪成立。当天,陈先瑞、郑位三等率领红七十四师移驻梁家坟。10月7日上午,红七十四师在欧师庙召开群众大会,中共鄂豫陕特委(陕南特委)书记郑位三主持会议,特委委员、红七十四师政治部主任曾焜宣布成立梁家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为刘邦颂(兼秘书)、副主席为刘国禹、土地委员为刘印发、刘学时、刘邦民、胡家全、孙国典。梁家坟乡苏维埃政府管辖范围以原梁家坟乡为主,辖今十里坪镇转路沟、楼房沟、黑沟、槐树坪、马王沟村等地。并活动于耀岭河、文化坪等地区。梁家坟是鄂陕第三、五、六、九路游击师和战斗营经常活动的地区。红军严明的纪律、打土豪闹平产的政治主张在这一带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青年农民刘学发、胡怀林、刘邦良等十几人参加了红军。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陈先瑞、郑位三等率红七十四师十余次在这里活动、休整并召开重要会议。红军帮助乡苏维埃政府打了20余户土豪,并将财物分给了贫苦农民。乡苏维埃政府积极为红军筹集粮秣安排食宿,红军一有行动,苏维埃政府就为红军准备担架民夫,还为红军养护伤员、侦察敌情。从1935年夏到1936年底,梁家坟一带群众共养护红军伤病员60余人。十里坪保安队长黄贵珍与红军为敌,时常袭扰红军驻地。1935年10月下旬,乡苏维埃政府派人摸清了黄部隐蔽地点,为红军带路,一举歼灭了这股反动武装。1936年10月,红七十四师离开梁家坟,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坚持到12月底停止。

   三  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路线源于鄂豫皖苏区,这条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工商业者,消灭地主豪绅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其做法基本沿用了《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中的主要条款,结合鄂豫陕边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内容包括:“凡豪绅地主所有之地一律无代价没收之”;“凡祠堂、庙宇、祖积、公积之地及一切公产官地一律没收之。”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经过调查,了解到在全区人口中,贫雇农占绝大多数,中农次之,地主豪绅占极少数,所以提出分配土地必须满足绝大多数贫雇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达到争取绝大多数群众为目的,确定了以雇农为骨干,雇农、贫农为主要成员,联合中农,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进行分配的原则,具体规定:“除富农多出的一些土地保持不动外,地主豪绅的土地及他们把持的公田一律没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分配规定,除在逃的反动分子外,地主豪绅同贫雇农中农一样分地。分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等办法,不打乱平分。也有少数村在不违背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情况下,实行将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原佃农或自耕农。
  土地革命路线的实施,从根本上摧毁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用以剥削农民的唯一利器,广大农民群众无不为之欢迎,表示热烈拥护,并积极行动。仅半个月的时间,刘家花屋、祝家店百分之八十,沙坪百分之五十的乡村进行了分地。苏维埃政府勒令地主豪绅和高利贷剥削者三天内交出一切土地契约、债务文契,然后召开群众大会,焚烧契约租薄。地主豪绅无不胆颤心惊地将数十年数百年的契约租薄、债务文契送到苏维埃政府。刘家花屋等区、乡苏维埃政府共焚烧各种契约3700多张、租薄200多本。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农民的凭籍被彻底毁灭,贫苦农民既得到了土地耕种,又解脱了一切债务契约的锁链,革命情绪空前高涨。
  由于丹南尚属游击根据地,各苏维埃政府还没有进行大规模分配土地活动,多数是在红军游击师帮助下焚烧地契债契,取消稞租债务,将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原佃户或为地主豪绅长年做工的无地农户。
  打土豪,分田地,不仅有力地打击和削弱了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而且起到了发动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作用。根据地农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主动监视地主豪绅的活动,给红军探情报、抬担架、养伤员,踊跃支前,为红军在前线作战提供了可靠的后方保障。

第二节
商南苏区反“围剿”斗争

   一  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十五军在商南的活动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在不断取得作战胜利的同时,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局面,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于1935年4月20日,命令原进攻鄂豫皖苏区的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3个师、驻郑州的唐俊德第九十五师开进陕南,同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向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并限令在5、6、7三个月内将红二十五军全部消灭。
  敌军于5月上旬开始行动。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9个团和第九十五师3个团在洛南县城以东、以北展开,向南进攻;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4个团,由郧西县上津向北进攻;敌四十军5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4个团、陕警一旅、二旅各两个团,则从南到北依次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红二十五军。
  5月下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召开会议,研究在敌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下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根据以往反“围剿”斗争的实践,针对陕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机动和补给都有困难的实际情况,省委决定:各游击师就地坚持,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力则乘东北军刚到,首先北上,争取歼其一部,然后,再采用“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方针,寻机歼敌一两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剿”。会后,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由郧西二天门出发,向北直插商县地区,尔后向东跳出外线,以调动、分散和疲劳敌人,创造战机。
  6月10日,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由庾家河出发直奔商南县。13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于清油河四道岭在豫陕游击师和刘家花屋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掩护下进入商南境,并于当日包围商南县城。为迅速甩开尾追敌之主力,红二十五军对商南县城围而不攻,掩护先头部队向东南大踏步前进。14日,打下富水关,处决了富水街恶霸贺秉琚、赤地恶霸蒋帮经等7人。由于敌三十九师、四十四师尾追而至,红二十五军打下富水后兵分两路,省委率二二五团经赤地向南,二二三团则突然向西进至五里铺,尔后向北经马槽沟达曹营稻田坪宿营。15日,二二五团攻占青山街,捣毁敌四十四师后方仓库及后方医院,俘敌营长及以下官兵17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及药品。二二三团于15日由稻田坪向东,经大苇园、黑炭沟,尔后向南经赤地达马蹄店,全歼敌四十四师后勤处设置于此的前哨连,俘敌20余人,其中敌团部军需官一名、排长一名。二二三团和二二五团于马蹄店会合后,继续向东南行动,远程奔袭鄂豫陕边重镇荆紫关,并留二二五团一个营扼守马蹄店,阻击尾追之敌。
  红二十五军这一突然行动,把北顾商县、洛南的敌人,牵向东南。敌六十七军、四十四师和陕警一旅等部,纷纷向荆紫关蜂拥而来。敌人的部署已被完全打乱,部队也拖得相当疲惫,士无斗志,锐气大减。敌四十四师因士兵逃亡和疾病,多数连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陕警一旅旅长唐嗣桐也承认:“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攻占荆紫关后,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经郧县南化塘,进入商南县赵川地区,后又沿着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向西挺进。

   二  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反“围剿”斗争
  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在外线进行反“围剿”斗争期间,丹北根据地的游击队和苏维埃农民赤卫军游击队,在豫陕特委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时而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积极打击敌人;时而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牵制敌人,为主力部队创造战机。同时实行坚壁清野,顽强地坚持根据地内的反“围剿”斗争。
  在国民党正规军向红二十五军发动大规模“围剿”的同时,地方民团也疯狂地向苏区发起“围剿”。1935年6月4日,国民党商南县长貟绳先亲率“铲共团”500余人开进清油河街,意欲向北“围剿”刘家花屋、祝家店、沙坪等苏维埃政府。当天夜晚,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率豫陕游击师第三、第四大队和刘家花屋等区、乡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向清油河街开进,主动迎击来犯之敌。6月5日清晨,豫陕游击师和赤卫军游击队包围了清油河街。第四大队由街西进入,攻击设置在街中央联保主任家的敌团部,第三大队由街东避开敌哨兵,攻击街道南端守敌,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解决街道北端之敌。战斗在街中央首先打响,四大队一、二排从正面进攻,三排于后门堵击,打掉前门哨兵后,红军战士夺门楼、翻高墙,冲入三重院内,大部敌人在睡梦中就当了俘虏,少数负隅顽抗之敌被当场毙伤,敌县长贠绳先腿部受伤,被其化装为农民的勤务兵装在背笼里从侧门进到农民李道宽家院后逃出,外面的红军以为是躲避战乱的老百姓,未加盘查,贠绳先侥幸逃脱。清油河一战,敌人死伤过半,贠绳先吓得连县长都不敢当了,夹着尾巴回到了平利县老家。
  战斗结束后,从缴获貟绳先的公文包中搜出姚家湾地主张贵发、张贵祥、姚升扬、孙绍初诬告农民的状子,特委书记郑位三将状子批给区苏维埃政府处理。区苏维埃政府于6月6日在姚家湾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了地主张贵发等诬告农民的状子,到会群众听后气愤到了极点,强烈要求苏维埃政府为农民撑腰,严惩张贵发等劣绅,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张贵发等四人罪行,将其四人当场处决。
  清油河一战极大地震慑了商南县的敌人,使他们再也不敢对苏区根据地轻举妄动。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开展得更加轰轰烈烈。
  为了建立稳固的苏区根据地,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积极配合豫陕游击师,打击周边地区土顽势力。6月8日,刘家花屋、祝家店、沙坪等区、乡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配合豫陕游击师第三大队奔袭峦庄街,彻底打垮峦庄王梦斋的民团队伍,毙敌19人,俘敌73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和大批粮食弹药,并协助当地群众成立了峦庄乡苏维埃政府。峦庄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刘家花屋区与洛南孙家山区苏维埃被敌占区峦庄所阻隔的局面,使西荆公路以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对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积极开展反“围剿”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峦庄战斗后,豫陕游击师根据特委决定,从区、乡苏维埃农民赤卫军中挑选精干力量,组成豫陕赤卫军游击队,直属特委和司令部领导。
  6月13日,刘家花屋等区、乡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根据豫陕游击师司令部命令,在清油河四道岭顽强阻击尾追之敌张学良部六七个小时,成功掩护红二十五军主力东进。继尔进至武关,破坏了武关至铁峪铺、武关至清油河等多处电话线路,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的反“围剿”斗争。同时,和豫陕游击师一起,拦截邮差,获取情报。6月下旬,根据沙坪乡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侦察员张茂功的情报,豫陕游击师师长方升普带领豫陕游击师直属赤卫军游击队和区、乡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突袭河南卢氏县官坡镇民团,击毙民团团长和团丁22人,俘敌3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官坡战斗后,部队分两路返回。区、乡赤卫军游击队经过灰池子(今属丹凤县)时,群众报告说,当地恶霸李宏敬父子从外地逃回,组织武装,反攻倒算,残害百姓,游击队当即捉获了李宏敬父子,并将其处决,为百姓除了一害,同时震慑了其他土豪劣绅,起到了巩固根据地的作用。
  在豫陕特委领导下,区乡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配合豫陕游击师,积极作战,英勇反击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行动,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武装力量在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得到扩大,根据地日益得到巩固,有力地保卫了革命成果。7月2日,蒋介石在给杨虎城、邵力子的电报中也不得不承认:“徐海东匪……已在东区(孙家山、峦庄、沙坪、刘家花屋区一带)……完全赤化”,“我军谍报人员……均不得进入。”

第三节
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在商南成立及其活动

   一  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北上陕北策应中央红军入陕
  1935年6月下旬,红二十五军攻占鄂豫陕边重镇荆紫关后,回头于山阳县袁家沟口设伏,全歼跟踪之敌陕军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取得了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又一重大胜利。
  袁家沟口战斗后,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乘胜东进,佯逼商县,各路敌人均不敢贸然行动。为掌握主动权,把敌调出根据地,相机歼灭敌人,省委在商县杨家斜讨论决定,再次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转到外线活动。7月12日,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含鄂陕第四路游击师)从商县杨家斜出发,经蓝田县石嘴子、后埂子等地,西出终南山,进抵长安县子午镇,威逼西安。
  红二十五军这一行动,使西安大为震动,已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被迫停止行动。城内的大地主、资本家,纷纷准备逃往外地。威逼西安这一胜利,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使敌人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计划失败。
  省委在长安县引驾回截获的《大公报》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抵西安,到达鄂豫陕省委驻地子午镇,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也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确切消息。当晚,省委在子午镇西沣峪口老爷庙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主持下,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报纸消息和敌情动态,认真分析了形势后认为“主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特委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都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特点。”根据以上分析,会议认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同时,省委还考虑到陕南的实际情况,认为陕南地区山大人稀,地脊民贫,“物资不能供给大批红军的需要,”加之敌人投入“围剿”的兵力有增无减,形势仍然严峻。为了谋求新的战略出路,省委当机立断地提出:红二十五军“目前首先要执行新的任务,采取新的策略,在一切行动极力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大力量”,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于是省委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陕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合,“首先争取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集中更大的力量去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主力红军,迎接党中央,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争取中国西北方的数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准备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会议还确定合并鄂陕、豫陕两特委,统一领导各游击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边的武装斗争。由于时间紧迫,省委来不及向鄂陕、豫陕特委交待工作,决定待行动后以书信进行联络。
  7月16日,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到达佛坪旧城。在佛坪旧城,中共鄂豫陕省委又一次召开会议,进一步肯定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会后,部队进抵留坝县西江口镇,在此作短暂休整。7月25日、7月30日省委给鄂陕、豫陕两特委发出两封指示信说明当前形势和红二十五军的新任务,通知两特委合并组成鄂豫陕特委,对继续加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和坚持陕南游击战争作了指示。
  7月30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苏区,从西江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经留凤关,攻占双石铺(今凤县城),尔后连克两当、天水、秦安、隆德县城,过泾川,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胜利会师。9月17日,三支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中共鄂豫陕省委与中共西北工委合并为中共陕甘晋省委。

   二  中共鄂豫陕特委在商南梁家坟成立
  1935年7月下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西江口向鄂陕、豫陕特委发出的两封指示信,于8月初送交给当时在蓝田县汤峪活动的中共五星县县委书记、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李志英即和师长汪世才率师部特务队移驻到长安县大峪,准备向镇安、柞水方向寻找中共鄂陕特委。在大峪岭,第三路游击师特务队队长赵九海叛变。他以夜间查哨为名,窜入李志英的住处,抢去省委的两封指示信,并将李志英和8名红军老战士杀害。汪世才师长听到枪声后,立即令机枪班火力封锁要道,击毙叛军6名,叛徒赵九海只身逃脱,到宁陕县东江口镇投降了国民党地方当局。
  省委指示信被叛徒赵九海劫去后,鄂陕、豫陕特委不明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去向。按原计划,中共鄂陕特委率鄂陕游击师司令部所属战斗营及第三、五、六、七路游击师和第四路游击师一个中队,活动于镇安、山阳、郧西、商南交界地区;中共豫陕特委率豫陕游击师所属四个大队及直属赤卫军游击队,活动于洛南、商县、商南、卢氏交界地区,进行反“围剿”斗争。
  1935年8月底,两特委均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悉省委和红二十五主力已西去北上。鄂陕特委便在宁陕县两河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特委率领游击司令部战斗营会合各路游击师返回商洛地区寻找豫陕特委共商斗争大计。按照这一决定,鄂陕特委率部东返至商南县沙坪,得知豫陕特委已率部离开豫陕边向西南寻找鄂陕特委。于是,鄂陕特委率部经刘家花屋、武关,从商南县太吉河过丹江寻找豫陕特委。9月初,中共鄂陕特委和中共豫陕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会合。两特委初步商定,先各自返回原活动区域安排地方工作,动员群众以各种形式与敌开展斗争,收容伤病员,寻找到各路游击师后再行会合,研究下一步行动。同时商定,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跟随鄂陕特委行动,便于实行统一领导。
  1935年9月8日,中共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再次会合于商南梁家坟,9月9日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认为在敌人重兵“围剿”的严峻形势下,斗争是残酷的,困难是很多的。会议也分析了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认为鄂豫陕边地形有利,群众基础好,两特委又有半年多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对社情、民情、地形有所了解,而且有近300名老战士做骨干,只要团结一致,紧紧依靠群众,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会议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吸引敌人西去,争取恢复原根据地;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后称鄂豫陕特委),将各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会议选举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李书全、袁崇安、张培真、郑连顺为委员,后又增加李学先为委员。会后,中共鄂豫陕特委的主要成员分头到鄂陕、豫陕边收拢武装力量和伤病员。
  梁家坟联席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使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得到克服,坚定了在鄂豫陕苏区长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会议是在与省委失去联系、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召开的,会议作出的决定符合中共鄂豫陕省委的指示精神,确定了独立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方针,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游击战术,对在鄂豫陕边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打破国民党军的“划区清剿”计划,扭转困难局势,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以及保卫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成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  红七十四师在商南碾子坪成立
  1935年10月上旬,在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下,原豫陕游击师各大队,鄂陕第六路、第七路游击师,山阳西区游击大队(由原鄂陕第四路游击师一个中队和35名老红军战士组成),按照梁家坟联席会议决议,陆续到达商南县十里坪镇碾子坪村集中。10月6日上午,在碾子坪村大西沟口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为陈先瑞,政委为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为方升普,政治部主任为曾焜,政治部组织科长为李书全,宣传科长为李庆柳。师直属机关和分队有: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警卫连、通讯排、看护排等。全师辖二个营、一个手枪团。原豫陕游击师四个大队和直属游击队编为第一营,营长为张海波、政委为袁崇安;原鄂陕游击司令部战斗营一部和鄂陕各路游击师(第九路游击师长阮开科率部叛变,第四路游击师大部随主力北上)编为第二营,营长为肖大喜、政委为郑连顺;鄂陕游击司令部战斗营一部和豫陕游击师便衣队编为手枪团,团长为张培真(后改名为张波)、政委为吴济云。全师近700人。
  成立大会上,特委书记郑位三号召红七十四师全体将士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坚决贯彻特委会议精神,坚持斗争,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师长陈先瑞讲话指出:红七十四师作战的方针是开展游击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同敌人兜大圈子,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红七十四师成立后,部队在碾子坪、圪塔坪、梁家坟一带进行了短暂休整,期间,中共鄂豫陕特委在梁家坟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活动,梁家坟乡苏维埃政府一直坚持到1936年12月。
  1935年10月中旬,红七十四师由商南县梁家坟出发,避开敌人的主力,沿鄂陕边西进至宁陕县。11月初,特委率红七十四师又折返回到鄂陕边一带活动,于11月中旬先在镇安县米粮川附近找到孙光率领的第五路、余德心率领的第七路游击师一部,遂后在镇安菩萨店找到汪世才率领的第三路游击师余部。至此,原鄂陕游击司令部各路游击师全部会齐。红七十四师已有900余人,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

   四  红七十四师在商南的斗争活动
  按照梁家坟联席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在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下,转战于鄂豫陕边广大区域,由东到西,由西到东,由北到南,由南到北,时分时合,同国民党军兜大圈子,打了几个来回。期间数次转战商南县境,歼灭地方民团,伏击敌正规军,不断地取得胜利,以实际行动宣传红军还在陕南,揭露了反动派散布的“红军已在陕南彻底消灭”的谎言,鼓舞了根据地群众的斗争情绪,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1936年4月上旬,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从宁陕东江口挥师东进,返回豫陕边,沿途打垮商县峦庄、商南县沙坪、曹营、河南卢氏县官坡、五里川等地民团,缴枪130余支。4月中旬,红七十四师沿豫陕边南下鄂陕边,在商南县富水、河南省西坪、荆紫关和商南县湘河等地消灭保安团300余人,缴枪200余支。南下途经清油河截获由龙驹寨到商南县的邮差,检查邮政信件后,给邮差发通行证,宣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是执行苏维埃的法令,保护学校、邮政、商店,……龙驹寨来的邮差带有反动县衙和反动军官信件,被我们检查后一律没收了。其余一切东西和其它的信件一律未动,现准予放行”。
  1935年8月中旬,红七十四师六团从太白山以西向东折返,打回鄂陕边,陈先瑞师长率六团再次来到梁家坟。梁家坟群众向红军反映,驻赵川的商南县保安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赵平甫(绰号赵六娃),在赵川一带残害百姓,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群众给他编的顺口溜说:“赵队之兵,与匪不分;索取民财,到处逞凶;苦了百姓,肥了官兵;祸害之星,何时除尽?”并且说,赵平甫在1934年夏,还纠集商南县和郧县反动武装“追剿”中共党组织领导的赵川保卫团,团长任志武被其所俘,后被商南县反动政府以“共匪”罪杀害。陈先瑞师长当即决定为民除害,派出侦察员,摸清敌情后,于8月23日,趁雨夜奔袭赵川,在后川台子全歼驻敌商南县保安大队第二中队,击毙赵平甫及其以下官兵2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高兴地唱到:“一阵雨,一阵风,云消雾散太阳红,家家户户迎红军,红军来了救百姓。”“……赵六娃,狗民团,又是抢来又是奸;苛捐杂税翻几番,上下九甲苦连天;百姓冤,冤连天,状子告到红军前;红军磨刀又擦枪,专为百姓报仇冤。······红军三枪打进院,匪兵哭娘又喊天,赵匪翻墙准备逃,一枪打中他的蛋。毙伤匪兵二十三,缴枪二百多一点……”。红军打赵六娃的歌谣一直在鄂陕边一带流传至今。
  1936年11中旬,中共鄂豫陕特委率领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边区广大区域内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后,于11月中旬率部进至商南县富水镇以东桑树村戴家沟和与其相邻的河南省西坪镇罗家庄。准备袭击河南省淅川县西坪镇(今属西峡县)保安队。这时,驻商县之敌别动总队第一支队一部和商南县保安团1000余人,在公秉藩的指挥下,从富水关沿公路向红军攻来。红军即在桑树到谢家店一线布阵迎击敌人。开始红七十四师以为只是民团队伍,即以第一营二连警戒西坪,三连沿公路北侧山梁向西迂回切割敌军,第二营五、六连抢占公路北侧山头上的寨子,一营一连和团部特务连占领河沟以南山地。战斗打响后,才发现来敌除保安团外,多半竟是国民党校尉军官大队(亦称别动队),不仅装备精良,而且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红七十四师当即以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利用公路两侧山地,集中火力向敌人发起攻击,遭到猛烈打击的敌人掉头向西溃退,红军追至谢家店停止,敌退入富水关内。战斗进行近一个小时,毙敌100多名,其中别动队18人,别动队上校、少校军官各一名;俘敌100余人,其中别动队中校军官一名,缴获二十响驳壳枪54支,机枪7挺,步枪100余支。红七十四师仅伤亡10余人。《新中华报》1936年11月23日以《陕南红军痛创公秉藩部》为题报道:“我陕南红军陈先瑞同志所部,于本月14日将敌公秉藩部击破,敌伤亡甚重,退富水关,我红军正围攻富水关。”
  桑树战斗后,红七十四师沿豫边北上,于商南县曹营和卢氏县里墁坪之间,围歼河南卢氏县民团100余人,缴枪70余支,尔后继续向西行动。

   五  梁家坟整训与土地革命政策的调整
  1936年3月下旬,中共鄂豫陕特委在宁陕县东江口,接到从陕北苏区来鄂豫陕苏区的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带来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式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以及一封简信。战斗在鄂豫陕根据地的共产党和红军,先是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是同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失去联系,时达18个月之久。现在同中央联系上了,看到中央文件,听到中央声音,全体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莫不欢欣鼓舞。正如陈先瑞师长后来回忆的:“这次有了中央文件,使我们在后来的行动中有了依据,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有了新的提高。
  为使中共中央了解鄂豫陕边的斗争情况,由郑位三起草,以“志清”(陈先瑞的代号)、“卫劳”(郑位三的代号)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交由程福才带回陕北。
  特委在东江口作短暂休整期间,初步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后,便挥师东进,再返鄂陕边。
  4月13日,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到达商南县梁家坟,进行为期半个月的整训学习,特委在梁家坟召开会议,学习中央文件,认真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央新的政策问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精神,“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虽是战斗不断,特委仍注意开始改变政策,执行中央提出的新政策。
  自此以后,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在坚持根据地斗争中的一些斗争方针和具体做法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成立新的苏维埃政权,不再没收分配田地。打土豪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他们努力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对极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的同时,对一般地方官员、开明地主、军官则重点进行教育争取,利用他们解决粮草、寄养伤病员。同时,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反蒋。10月下旬,部队来到商南县小栗园附近时,红军抓了个叫石老八的财主,还抓了石家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郑位三和陈先瑞听说抓了个“小土豪”作“人质”,立即严肃批评了这位红军战士,并安排警卫连战士负责认真照顾好小孩的生活和安全。并及时对石老八道歉并作了解释工作。在行军途中,郑位三和石老八走在一起,对其讲解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动员和统战工作。通过思想和政策教育,以及一路上看到红军的所作所为,石老八主动提出要为抗日出力,回去为红军筹物资。石家的小孩回家时,红军给做了一套新衣服,买了一顶小礼帽。石老八回家不久,就派6个人,挑着棉花、布匹、药品、钢笔、小本子等物资,跋山涉水送给了红军。红军收了物资,给每个挑夫发了两块银元。这事在当地影响很大,许多豪绅都自愿为红军捐款筹粮,买药品、物资,红军不再动他们的财产,而是利用其家养护红军的伤病员。梁家坟大士绅、国民党保长刘学焕,由于红军多次到梁家坟都没有没收他的土地财产,并保证他全家的生命安全,红军领导人多次借住他家时,给他讲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在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刘学焕答应为红军和苏维埃做工作,保证不做危害红军和苏维埃的事。他不仅先后养护了四名负伤红军战士和一名叫高南桥的红军政委,还多次为红军购买药品、布匹、手电筒等物品。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也有很大改变,对基层官兵和无罪的中级军官,经抗日反蒋教育后一律释放。在通过有反动武装控制的山寨和岩洞时,预先写信联系,约定借路通过,互不侵犯。斗争策略的转变,对特委坚持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决议》的规定,特委通知坚持斗争的各级苏维埃政府,不再没收富农的财产,只没收其部分封建剥削的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对家庭富豪、民愤不大的反动头目,处以罚款,扩大统一战线对象,缩小打击面。
  以上政策的贯彻执行,分化了敌人,团结了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了最反动的势力,对于巩固和坚持根据地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  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商南人民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因此,人民群众全力支持红军,支援革命事业。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历史,也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历史。在创建和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具有光荣传统的商南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
  商南苏区的开辟以及红军在商南不断取得斗争胜利,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当时红军没有完善的后勤保障,后勤部门也不健全,因此红军的后勤服务工作主要是依靠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红二十五军东进经过清油河时,把20余名伤病员交给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把这批伤病员分散安排在各乡村可靠的群众家中养伤,组织乡村医生巡回护理治疗,派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商南县城和龙驹寨等地采购西药,使这批伤病员得到了及时治疗。红七十四师某部庞参谋长在山阳一次战斗中负伤,被安排在梁家坟群众刘邦宾家养伤,刘妻韦氏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上山采集中草药,用土单验方精心治疗,庞参谋长伤愈后,在刘邦宾护送下,翻山越岭寻找部队,行程数百里,终于在郧西和旬阳交界处回到了部队。一次鄂陕游击司令部战斗营和第五路游击师在核桃坪宿营,当地农民见红军缺粮做饭,便纷纷把自己家的粮食拿出来,红军照价付款。吃饭时,一位姓肖的连长见房东李大爷全家吃的是清水煮洋芋,顿时流下了眼泪,放下手中的饭碗,集合全连,让大家把刚装进粮袋的粮食又还给李大爷家,并且说,我们再苦也不能与民争食,没有工农群众,我们红军就难以发展。李大爷说,要不是红军给我们分粮分地,我们恐怕连洋芋蛋都没得吃的。梁家坟一带气候寒冷,蔬菜十分缺乏,但红军每次到梁家坟时,群众都主动给红军背送蔬菜。苏维埃政府还动员妇女给红军做鞋缝袜,洗浆衣被。在豫陕游击师和苏维埃赤卫军游击队攻打清油河“铲共团”、红七十四师六团奔袭赵川民团时,刘家花屋、梁家坟一带群众主动组织担架队,救护和转运伤员。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利用赶集、走亲串友等机会帮助红军打探敌情,平时主动担负监视当地土豪劣绅的任务,为红军有目标的打击敌人,提供了许多情报。由于人民群众积极参战,从而使敌人陷入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对于红军夺取战斗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的第一天,就提出“扩大红军是创造新区的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扩大红军(简称扩红),主要是宣传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红军在苏区和游击区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抗债、抗粮、抗丁的“五抗”斗争,符合工农群众利益;帮助成立苏维埃政府,让劳苦大众当家做主,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民群众把共产党看作“救命恩人”,把红军看作“自己的队伍”。因此,商南人民把参加红军不仅作为自觉行动,而且当作最光荣的事情,积极参军参战,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嫂送弟、兄弟一同参加红军的感人场面。据不完全统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商南县有400多贫苦青年参加了红军。核桃坪村青年农民冯万昌,杀死恶霸后率同村18名青年一起参加了红军;余家棚放牛娃朱联魁正在放牛时见红军来了,丢下鞭杆就跟着红军走;两岔河青年长工梅广华世代受压迫、受剥削,为铲除不平世道投奔红军,献身革命;清油河镇农民李春银被官府逼迫拉杆子占山为王,打富济贫,红军一来,李春银就率所部30余人投奔了红军;小川村几个要饭娃子相约一同参加了红军。仅据白鲁础乡调查,当时全乡仅1000多人口,参加红军就有90余人。
  苏区群众在踊跃参加红军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地方武装,仅清油河一带参加区、乡苏维埃赤卫队的就有300多人。他们配合红军站岗放哨,打土豪,袭民团,参加反“围剿”作战等。刘家花屋区苏维埃为豫陕游击师第四大队一次输送80多名新兵。
  革命根据地来之不易,它是人民群众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清乡”之敌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虏抢掠,大批苏维埃干部、赤卫队员、红军家属和群众被敌杀害。仅两岔河和沙坪乡就有50多人被杀,70多人被关进大牢。刘家花屋区苏维埃副主席姚胜亮被敌人石砸刀砍而死;掉队红军战士齐××在沙坪大安被敌人捉住后,活活剥皮而死;沙坪乡苏维埃赤卫军队长万文耀被敌人活埋;敌人用开水烫死了红军战士刘志运的父亲;土地委员朱善胜被敌人逮住后,剖腹抽肠;祝家店苏维埃主席祝时英被敌人用铡刀铡死;祝家店赤卫军队长胡敦有被捕后,受到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矢志不愈,最后被敌人用绳子活活勒死;土地委员吴长秀被敌人割耳、剜眼,用乱刀刺死;刘家花屋赤卫军文书熊永贵和妹妹一同被捕,熊永贵牺牲后,其妹妹被民团团长孙龙勉强奸后卖到河南卢氏。还有一大批商南籍红军战士跟随红军南征北战牺牲在外地。刘家花屋共有80多人参加了红军,除先后转业、复员回乡的4人外,所知30多人牺牲,数十人至今下落不明;核桃坪村有22人当红军,解放后活下来的只有3人。据调查登记,商南全县这一时期有名有姓的烈士44人,还有一大批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先烈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组织在商南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商南抗日救亡运动

   一 中共陕西省委、商洛工委派党员到商南领导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企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卢沟桥事变成为全国抗战的起点。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呼吁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中共中央为促进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送交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通过谈判,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认真对待国共合作这件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首先对红军主力进行了改编。遂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表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全民族抗战掀起后,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国民党实际上主张和执行的是单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他们害怕群众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会超越出自己的控制能力,尤其害怕并限制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和建立群众武装。共产党主张全民总动员,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民抗战路线,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正是在这样的形式下,中共陕西省委、中共商洛工委以及豫、鄂两省党的组织陆续派遣中共党员来商南,组织和发动群众,领导商南县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王柏栋回商洛,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领导商洛地区抗日救亡工作。王柏栋回到商洛后,深入了解地方情况,访旧友,寻知音,拜师长,四处奔走,进行抗日宣传,以鼓动群众。12月下旬,王柏栋参加了省委在云阳镇召开的传达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第一次扩大会议。返回后,根据会议精神,王柏栋在省立商县中学广泛团结进步青年学生,建立民先队等抗日救亡组织。时在商中简师班读书的商南籍学生叶芳蔚,在中共商洛工委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先后阅读了《民先队章程》、《民先队员条件》和《民先队的主要任务》等小册子,思想上受到了很大震动,满怀抗日救国抱负,相约另两名商南籍同学一同申请加入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叶芳蔚等加入民先队后,在中共商洛工委领导下,团结进步青年学生和爱国教师,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印发救亡传单,刷写抗日标语,上街演说,下农村宣传,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和文艺节目,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扬。商中学生的爱国活动却被国民党商洛当局和校长视为骚乱行为,横加阻挡和刁难。由此激怒了爱国学生和教师,在民先队的组织下,商中师生罢课抗议,游行示威,社会各界纷纷声援,迫使当局和校方做出让步。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叶芳蔚表现得十分积极活跃,逐渐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经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叶芳蔚向中共地下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王柏栋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要求他接受组织考验,组织一批商南籍进步学生到延安学习。叶芳蔚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后,先后串联、做通了商南籍学生李绍先、刘高年等八人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1937年12月初,叶芳蔚、李绍先、刘高年、王新亚、吴泽宏、吴泽波、杨华志、郭振奇八名商南籍学生,向校长刘壮武提出参军抗日的要求,刘壮武不但不答应,甚至怀疑叶芳蔚、王新亚等是共产党,在煽动学生闹事。叶芳蔚等据理力争,向刘出示了事前通过隐蔽在别动队的地下党员蒋子英为学生们准备的一份去刘峙部参军的介绍信。因刘壮武常去别动队,和蒋子英相识,见蒋介绍信后便同意了学生们的要求。八名商南籍学生离校时,全校师生自发组织欢送大会,商县城各界群众也前往商中欢送,国民党商洛专员和校长刘壮武也装模作样地到会并致欢送词。这一行动在全商洛影响较大,时《西京晚报》以《八健儿抗日上征途》为题,刊发了专题报道。八名学生到西安后,遭到国民党宪兵队百般阻挠,去陕北未能成行。
  1938年6月初,省委派巡视员赵希愚抵商洛巡视检查工作,在显神庙王柏栋家召开党员会议,王柏栋、周文斌、米信公等共产党员参加了会议。王柏栋代表中共商洛工委汇报了前阶段的工作情况,赵希愚比较满意,代表省委对商洛党的工作,特别是对王柏栋返回商洛不到半年时间所做的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诸如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成立“民先队”、“救国会”、“国难研讨会”等进步抗日群众团体,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等。尤其肯定了王柏栋利用驻军骑兵师和当地反共顽固分子冯麟生之间的矛盾,组织商洛镇、龙驹寨数千群众请愿,要回了冯麟生收缴商洛镇联的100多支枪,说服骑兵师消灭了在商洛一带为非作歹的汉奸武装“黑煞道”。同时也坦诚地指出了王柏栋在劳军大会上发表的演说是暴露身份的错误行为,并明确指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要求王柏栋做好撤离准备。同时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了今后商洛的形势与任务,讨论了如何更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与敌斗争的问题。最后他指出:今后的斗争不宜过早公开,要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要注意隐蔽,争取抗日斗争的合法化,并代表省委宣布让王柏栋回省委工作的指示。6月中旬,赵希愚和中共商洛工委派往省委学习的共产党员彭一民、周文斌、巩德胜以及民先队员雷振杰、王柏梁等离开商洛。
  1938年7月25日,在王柏栋抓紧时间安排工作后即将返回省委之时,国民党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温良儒指示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冯麟生勾结茶房联常备队队长谢孝廉,买通亡命之徒、原商洛镇联常备队队长曹建勋在显神庙王柏栋家中暗杀了王柏栋。
  王柏栋被暗杀后,1938年8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由即将在省委党员训练班学习结业的彭一民回商洛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彭一民遵照省委指示,利用合法身份的掩护,有理有节地开展工作。在商洛积极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及时将这些人员送往陕甘宁边区学习;继续宣传抗日救国,搞好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力量团结抗日。
  1939年夏初,中共陕西省委派李骾生为省委特派员到商洛,整顿党的地下组织,指导巩德芳部工作,联络地方各股武装力量,以鄂豫陕抗日联军的名义,组织抗日武装,为将来陕西一旦沦陷开展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做好准备。李骾生到商洛后在地下党员周文斌、王连成、巩德胜接应及掩护下,在商南县丹南山区一险要的山腰处同巩德芳会面,传达了省委指示及工作方针。李骾生与巩德芳一起商讨了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等工作。
  1938年9月,中共商洛工委派党员杜景、周宝航到商南县试马寨开展统战工作,准备争取试马寨保长李启桂的武装,但遭李拒绝,争取失败。杜、周遂转向其它地方继续开展工作。
  1940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形势变化,决定撤销中共商洛工委,成立中共商县县委,领导商洛各县抗日斗争。同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党员贺崇生到商南县建立联络站。夏,中共湖北省均县县委派党员宋林先到商南县赵川,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一方面争取当地武装,组织联合抗日队伍;一方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宋在赵川一直工作到1942年底才离开。
  1941年6月,中共商县县委委员陈忠茂带领抗日游击队活动于商南县赵川、白鲁础、十里坪、梁家湾、开河等处,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打击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8月,陈忠茂率抗日游击队在白鲁础打死破坏抗日宣传的地方民团团长郑治东以下7人,该反动民团溃散。是年秋天到年底,中共关中地委派地委联络科干部张德胜多次到商南县白玉同当地同善社领导人傅杰三、王德刚、张德彦等人秘密商讨建立联合抗日武装问题。
  1942年3月,中共商县县委派党员巩德芳、薛兴军到商南白玉傅杰三家,同傅杰三、张德彦商议策划发动武装抗日斗争事宜。同年秋,中共商县县委派党员王邦鼎到商南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工作。王邦鼎在富水镇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中共陕西省委、中共商洛工委、中共商县县委不仅派出巡视员、特派员和党员对商南县的抗日救亡工作给以高度重视,并且在商南县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加强对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1941年2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在《陕西省的重新建立与发展材料》中指出:“商县、商南、洛南的党组织,是在1938年8月省委活动分子会议之前建立的;洛南、商南等县的工作是由商县开辟的”。同年5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张德生在《关于陕西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省委派出干部恢复商洛几个县的党组织,蓝田、商南、洛南、山阳有了党的组织,蓝田是普通县委”。由此,完全可以证实,抗日战争开始,党便在商南县建立了组织。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商南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且扎实有效。

   二  鄂豫陕边联合抗日纵队组建始末
  地处鄂豫陕交界的商南县,与中原接壤,近在咫尺。若日军攻占中原,商南即为抗战前线,也有可能成为沦陷区。中共陕西省委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于1937年底派党员刘兴显到商南县,一方面建立党的组织,一方面联络各界爱国人士,组建抗日武装,为商南一旦沦陷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做好准备。
  刘兴显到商南县后,在商南湘河镇的一处大山里找到一同在开封反省院关押过的地下党员段抚摩。段抚摩于“双十二事变”后即被营救出狱,出狱前曾告诉狱中同一支部的刘兴显,回去后要重新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嘱刘出狱后到陕西省商南县南山一带找他。刘兴显直到“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才被营救出狱。出狱后刘兴显回西安找到省委地下组织,汇报了与段的关系,地下组织负责人孙玉如、刘炳林指示刘兴显到商南县寻找段抚摩,建立商南地下党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联合抗日武装。
  当时,段抚摩已在商南县湘河、赵川一带组织起一支100多人枪的鄂豫陕边抗日大队。刘兴显去后,公开身份为军事代表,内部则为党代表。刘兴显向段抚摩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并根据段提供的他被捕前商南党组织情况,找到了化名熊哲身在商南教书的原党组织负责人宋奎卿,但宋已脱党数年。
  段抚摩、刘兴显在南山活动一段时间后,觉得南山一带山高人稀,扩充武装、筹措给养都有困难,便在1938年春,将部队向东北方向拉到豫陕边一带活动。豫陕边古刹大岭观,驻有国民党十七路军古鼎新部一个团,团长魏志毅,系十七路军中地下党员。刘兴显被捕前曾在十七路军中工作过,于是,刘兴显、段抚摩在湘河大岭观与魏志毅商谈,筹备成立鄂豫陕边联合抗日纵队,并请示省委建立商南党的组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适逢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派民先队员王柏梁和抗日积极分子谢华、余谦等到商南县大岭观联系魏志毅和湖北省郧县柏桑关地方武装陶成林部、安阳口赵迪斋部、白浪口江芝兰部和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雷会民等地方武装及其掌握的地方势力,共同商议筹建抗日游击纵队、坚持抗日武装斗争计划。此刻,古鼎新部被蒋介石嫡系部队蒋鼎文部赶出商洛,移驻河南省方城县。因时间仓促,刘兴显、段抚摩来不及同王柏梁等人商议,将抗日大队编入魏志毅团,移防方城。这时,王柏梁、谢华、余谦联络的湖北郧县及河南荆紫关各路武装,也遭到湖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关麟书的破坏,致使建立鄂豫陕边联合抗日游击纵队计划未能实现。但是,这次行动却使这些地方武装和广大爱国同胞认识了国民党地方当局投降主义的丑恶行径,坚定了守土抗日的思想。

   三  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在商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王柏栋牺牲后,1938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彭一民回商洛任工委书记。省委考虑到彭一民年轻,参加革命时间短,缺乏工作经验,于是派省委党员训练班党支部书记赵希愚为省委巡视员,带领彭一民等一同回商洛开展工作。赵希愚以其丰富的工作经验,协助彭一民迅速恢复党的组织,并及时召开工委和党的支部会议,部署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根据商洛反共顽固势力很强这一形势,赵希愚和大家一起主要分析了商洛政治、军队、民团和土匪的概况及教育的情况后,随即传达了省委关于国统区工作既要积极又要隐蔽的方针,要求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等工作时要坚定信心,积极进行;对发展党员、组织活动、具体工作时要隐蔽,不能暴露,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强调指出商洛的抗日情况比较复杂,地方反共顽固势力甚强,必须提高政治警惕,严防顽固派的破坏和暗杀活动;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孤立消极抗日顽固分子,揭露亲日分子的亡国论。要建立联合抗日武装,做好一旦日本侵略军打来了在商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准备。赵希愚在龙驹寨指导工作基本结束时,根据商南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情况,以及省委打算在鄂豫陕三省边的商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联合抗日武装,一旦日军入陕,即可在商南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意见,准备到故乡商南指导和落实这一工作。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彭一民从安全方面考虑,建议赵希愚在中共商洛工委在商南建立党组织后再回去。赵希愚不同意,坚持要回商南,还说:“共产党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就不敢去工作,要我们这些党员干什么。干革命只考虑个人安危是最危险的。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人民更需要我们,革命事业更需要我们。”“即就是遭到顽固派或汉奸的暗害,相信用自己的鲜血必能唤醒广大民众。”
  10月22日,赵希愚带着一份合法的“通行证”回到家乡商南城。找到在县城南街小学任教的学友汪深容了解红军路过后,富水、腰庄一带留没留红军及县国民党的党、政、军等方面的情况,并和小学校长董有祯进行交谈,从了解到的情况分析,赵希愚认为商南的抗日救亡工作要先从教育界入手,把城关中学校长田紫荣和董有祯等人争取过来,以打开工作的突破口。正当赵希愚准备通过董有祯、田紫荣等在县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时,国民党驻商洛预备第一师师长谢辅三察觉了赵希愚在商南的抗日活动,即密令驻商南连长何竞堂于25日率10多名士兵包围了赵家,以“汉奸”的罪名公开逮捕了赵希愚。此时,汪深容在赵希愚的兄长赵岱青和董有祯的帮助下,搭乘由汉口开往西安的军车去西安向八路军办事处报告情况,在赵希愚家当差的汤显发到清油河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打电话,赵希愚的表弟胡金声去荆紫关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拍了电报,请求营救。10月30日,国民党军将赵希愚装在麻袋内动用1个排的兵力,用邮车秘密押解商县。当邮车行进至武关八里湾时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罗炳辉派员持胡宗南手谕营救,返回西安。
  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在商南被捕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和其“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教育了许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

第二节
商南县全民抗日运动

   一  学生运动与学潮斗争
  在商南抗日爱国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青年学生成为全民抗日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7年秋,商南县南街小学(现城关小学),在新调来的关中籍青年教师孙惠川、孙仁州、王友贤的带动下,给学生教唱抗日进步歌曲《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我们在太行山上》、《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等,学生很快组织起来,走上街头举办抗日演讲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孙仁州在会上讲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激发了全校师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学生自动在校园刷写抗日标语、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12月,商南县女子小学从西安调来一位名叫林野(林芸芝)的老师,在其组织下,联络张木兰等10多名女同学,带头在校园内搞了一次抗日救亡演讲会,全校师生为之沸腾。各班先后都组织了演讲会,办宣传抗日的板报,写宣传抗日的标语。夜晚,学生分成组,带上标语、传单到街上张贴、散发。林老师还组织女子小学全体学生上街宣传,每个学生打着“收复失地、救我同胞!”“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亡!”的各种颜色小旗,高呼口号进行宣传。在女子学校的影响下,商南男校的师生也上街了,街上到处是抗日标语,抗日口号响彻天空。城里市民、店员、乡下进城赶集的群众一下子都参加到学生游行队伍之中,气氛壮观、动人。同时还组织了歌咏和文艺宣传队,演出《面包歌》、《黄河大合唱》、《放下你的鞭子》、《在太行山上》、《五月的鲜花》等曲目,很受群众欢迎。1938年夏,国民党商南县当局查出林野等是女子小学抗日宣传的组织者和策划人,便将林野等人解雇。林野在离开商南时,鼓励女校学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林野回西安后给张木兰等学生寄来募捐册,让她们发动同学为前方将士募捐。按林野信中交给的任务,女校开展了抗日募捐活动,后来男校同学和许多校外群众也到女校来捐款捐物。1940年秋,中共党员宋林先受中共均县县委派遣到赵川小学任教,对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学生们学会了《渔光曲》、《红缨枪》、《泣别了白山黑水》等歌曲,组成歌咏队、宣传队,利用课外时间到集上、乡下宣传演出。1941年至1944年,商南县县立初级中学学生利用元旦、假期等时间举办抗日晚会,演出文艺节目进行抗日宣传,经常在县城及附近农村演唱《通敌恨》、《抱伤赴战》、《汉奸的下场》等自编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戏剧和一些抗日爱国歌曲,深受群众欢迎。富水小学积极在学生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全校师生开展抗日募捐活动。
  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全县城乡掀起了空前的后援募捐活动。地下党组织以群众团体名义,发动群众做鞋袜等,以慰劳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1941年冬,县中学生利用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念日,前往县政府动员县长带头捐款。县长在学生们一再要求下捐出当月薪资百分之八十。在全县募捐活动中,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面。
  1945年2月,日寇侵占淅川,国立河南大学由淅川县荆紫关暂迁至商南县赵川避护,历时两个月。在赵川暂驻期间,河南大学师生不忘国仇家恨,满怀悲愤向广大群众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组织宣传队到乡村演出抗日救亡文艺节目,到赵川国民小学教小学生学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河大师生的宣传鼓动下,更加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进一步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积极性。当时,赵川有不少青年争相报名参军,去荆紫关以东磨牛湾抗击日寇,并自动组织起300多人的担架队,到荆紫关支援前线。

   二  民众团体的抗日活动
  在八年抗战中,商南县人民群众为抗击日寇积极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民众抗敌后援会、妇救会、学抗联等民间抗日团体组织,在抗日救亡中做了大量的宣传和鼓动工作。1943年9月25日,美空军第十四大队406号轰炸机在对日作战中被击伤,迫降于过风楼丹江河滩,抗敌后援会立即组织民众把负伤飞行员送往县城第七抗日后方医院,并协助驻军将飞机分解后运往西安。
  1944年,湘、豫、桂会战后,日军侵占南阳、襄樊,并继续向西进犯,镇坪、内乡、西峡口、淅川县城相继沦陷。国民党第十三军、七十八军、八十五军、二十三军、六十八军一部和六十二师开入西坪、荆紫关和商南一带,堵击日寇。商南境内抗日大军云集,往来频繁。各民众团体立即行动,协助国民党商南县政府战时军事征运委员会,到全县各保联(乡镇)动员群众出人、出力、出物,为过往部队运送粮草军需,筹办战时军用物资。当时,商南全县仅7万多人口,其中,青壮年不足2万人。从1944年冬开始,商南县每天需出民工近万人,其中,2000多民工为过往军队运送弹药,600多民工运送伤员,7000多民工运送粮草。在全县掀起了男女老幼齐动员,支援抗日作战的高潮。仅1944年8月到年底,全县征核桃木枪托4万支,工事用木板46万余件,征锄、锨、镐6000余件,并每保联负担木柴10万斤,草4万斤,马料20石。为抗击日寇西犯,在全县征调民夫,沿第二防线(即白浪、梳洗楼、新庙、黑漆河、富水界牌一线)以及长坪公路两旁挖交通壕沟和散兵坑,在沿途各关卡和高地修筑战壕、地堡和轻、重机枪掩体。史载:“时县,十室九空,人皆为御寇而役”。在全民动员,全面抗战中,各民众团体尽心竭力,昼夜奔走于全县各地,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为抗日救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民众团体从成立到开展工作,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先队领导下进行的。民众团体在抗战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民抗战思想的充分体现。
  在全民族抗战中,国民党商南县政府成立了战时军事征运委员会、社会训练总队等抗战机构和组织,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为抗战做了一定的工作。

第三节
反摩擦斗争

   一  沐河抗日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改变,则是由军事剿共转到政治上溶共、限共、反共上来,处处制造反共磨擦,限制共产党所开展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斗争。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众坚决地开展了反磨擦斗争。
  1938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到商南县进行抗日宣传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被捕后,其表弟、在沐河联保处当差的胡金声前去探视。在探视过程中,赵希愚对胡金声进行抗日宣传,讲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就应该组织起来抗击日寇侵略,对阻挠抗日的要坚决打倒,讲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的抗日等抗日救国道理。受赵希愚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胡金声决心组织一支队伍,投奔共产党,上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沐河联保处主任方懋堂、县社训队督练员陈维熙是死心踏地的反共顽固派,时常向群众散布“共产党破坏抗日”、“攘外必先安内”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言论,引起当地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胡金声等人决定除掉这两个消极抗日的顽固分子,以激发当地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在这种情况下,胡金声离开了沐河联保处回家种地,以便于筹划武装抗日。
  1939年1月(农历1938年底)胡金声邀集朋友何昌信、何昌茂、吴承烈和青年学生石文华到家中商议拉队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有关事宜。经大家商议分析认为夺取沐河联保处的枪支最具备条件:一是胡金声熟悉沐河联保处内部情况,亲戚熟人多,便于串通;二是沐河联保处内部矛盾重重,不团结,管理松散混乱,可乘虚而入;三是沐河离县城虽然不远,但交通不便,行动后可直奔南山隐蔽;四是联保处的两个头目散布消极抗日言论,持积极反共观点,受到联保处常备分队队员及当地群众的普遍反对和痛恨,有利于发动群众。
  暴动地点确定后,胡金声等人秘密行动。何昌信串联了堂兄何昌太(县戒烟所文书)。胡金声做通了在联保处警备队有一定影响的朱兆祥的工作,后又串通了警备队二班班长桂连三、三班班长陈顺三等人。不久,串通起来的22人碰头开会,各自汇报了组织发展情况。石文华在试马、过风楼等地发展了80多名青年学生和农民。朱兆祥约定了周围12个保同时起事,只要行动时间一确定,就派联络员通知各保。桂连三做通了他班上几个兄弟的工作,只要一起事就立即响应。经过会议商定把行动时间定在1939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八)。
  1939年2月26日晚,暴动按原定计划进行。胡金声、吴承烈、石文华负责外围力量的组织工作。朱兆祥、桂连三、陈顺三负责内部接应。石文华率几十名青年学生在附近担任警戒和接应任务。胡金声、吴承烈带领20余人担任主攻任务。晚上八九点钟行动开始,担任主攻任务的20余人除何昌太带一把手枪外,其余均以大刀、长矛和木棒为武器。到联保处后,胡金声趁门卫不备,扑上去捂住其嘴,卡住其脖子,何昌信上来缴了门卫的枪,捆绑后用毛巾堵住了门卫的嘴拉到一边。方懋棠、陈维熙喝完酒后刚睡下,胡金声、何昌太、何昌信冲进上房当即击毙了陈维熙。陈顺三、田长玉等活捉了方懋棠并缴了他的十子联手枪。朱兆祥等包围警备队宿舍后,队副朱运亭命令警备队主动交了枪。此时,暴动队伍控制了局面,当即有15名警备队队员加入了暴动队伍。
  行动结束后,经整理队伍共有100多人,步枪30余支,手枪2把。为了防备县保安大队和社训总队反攻,兵分两路按第二步计划行动。朱兆祥、何昌太、何昌信、何昌茂、田长玉、桂连三等率原警备队及部分农民押上方懋棠前往朱家寨夺取李家保甲队的枪支。胡金声、郑承烈、石文华、陈顺三等带领试马、过风楼的青年学生和农民顺县河而下到罗家庄等候与朱兆祥会合。朱兆祥在半路上打死了方懋棠,李家的枪没夺成,人也跑散了。第二天,朱兆祥在县河口与胡金声会合。几天后,何昌信、何昌太等十几个人在水沟找到了胡金声、朱兆祥等。
  队伍拉到耀岭河后共有60余人、20多条枪。经研究决定成立“商南县民众抗日自卫队”,胡金声任大队长,朱兆祥任副大队长,下辖三个分队,吴承烈、桂连三、何昌太分别任分队长,为了扩充队伍,胡金声等率自卫队在文化坪、浆池岭、耀岭河、西北坪、勒马岩等地收缴地方保甲队枪支。在南山活动的1个多月中,自卫队忽东忽西,时南时北,避开了国民党商南县保安大队和各地保甲、民团的武装追剿。1939年4月6日,在朱兆祥的建议下,自卫队驻扎到青山霸王寨。此时,朱兆祥已叛变投敌,并勾结国民党县政府手枪排刘排长突袭自卫队。第二分队副队长何昌茂当即牺牲,队长胡金声、分队长吴承烈、桂连三、何昌太被捕,商南县民众抗日自卫队解体。胡金声由亲友作保被判死缓,吴承烈被保判处有期徒刑,桂连三、何昌太在县城英勇就义。
  商南县民众抗日自卫队这支自发的抗日武装成立后,主动地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但在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下始终未达到目的。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追剿”,内部分裂,致使抗日自卫队的斗争最终失败。

   二  “太吉河事变”与丹江人民抗日义勇军
  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生存,不但要反击日军侵略,还要抵抗日伪和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的进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浪潮。在太吉河爆发的太吉河事变,是继沐河抗日武装斗争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太吉河武装暴动后,成立了“丹江人民抗日义勇军”。
  太吉河抗日武装斗争是在中共商洛工委派出的革命武装领导人巩德芳、薛兴军等一批党员抗日宣传影响下,以民间帮会组织“同善社”的名义发动起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傅杰三、张德彦、王德刚等在商南太吉河一带组织“同善社”。“同善社”大力宣传以“慈悲为怀、普救众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善共福”为社旨的思想,并组织民众抗击地方反动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抵御匪患,维护地方安全。抗战爆发后,傅杰三等提出“御寇救国”的主张,遭到国民党商南县政府的严斥。于是,他们秘密发展会员,组织武装,并联络附近各股势力,作抗击日寇的准备。数载时间,“同善社”发展成员6000余人,范围波及商南县白玉、赵川、湘河和今丹凤县竹林关、武关等地。
  1940年,商洛抗日武装领袖巩德芳在南山一带活动时,曾数次与“同善社”领导人傅杰三接触,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同善社”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巩德芳、薛兴军去马兰学习前,又专程去太吉河同傅杰三、张德彦、王德刚商讨联合抗日事宜。此后,在关中地委联络科工作的张德盛根据关中地委指示曾多次返商同傅杰三等人联络。
  1942年6月4日,“同善社”发动数千会员并联合当地武装肖同福、白青云等部400余人在商南县太吉河发动抗日武装斗争,成立“丹江人民抗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范围涉及当时国民党行政区域三个乡20个保,响应抗日行动的各界群众达数千人。抗日义勇军和爱国群众打死了前来镇压抗日义勇军的国民党商南县政府巡导员,活捉了平时敌视抗日活动的太吉河乡保甲队副队长熊正国,捣毁了太吉河乡公所,烧毁了全部档案文书,焚毁了一些地主家的帐簿地契等。
  丹江人民抗日义勇民成立后,即派人同巩德芳等中共商洛地下党人联系,因当时中共商洛地下党组织成员奉中共关中地委指示集中于马兰整风学习,致使抗日义勇军一直未能同中共商洛地下党组织联系上。
  太吉河抗日武装斗争,使国民党商洛反共顽固派十分震惊,遂派商洛警备旅及商南县保安团镇压。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白青云等率部叛变,并参与了镇压抗日义勇军的行动,肖同福被国民党收编。抗日义勇军在傅杰三、张德彦、王德刚等带领下与国民党顽固势力周旋月余,终因寡不敌众于7月下旬失败。抗日义勇军领导人傅杰三被捕,张德彦、王德刚转移隐蔽。
  沐河抗日武装斗争和太吉河抗日武装斗争虽然活动时间不长就失败了,但其影响很深,使广大群众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更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使人民群众明白了不仅要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还要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长期的斗争,懂得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三大有力武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共产党实行自卫反击和反磨擦斗争,完全是为了保存抗日阵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所以,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的情况下,共产党仍然坚持国共合作的政策不变。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终获胜利。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商南人民为抗战胜利而欢呼而歌唱,并企盼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实现。然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蒋介石集团,为了建立独裁专制的政权,把枪口对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挑起了内战。

第五章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时期
中共组织在商南
(1945年9月-1947年6月)

第一节
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在商南

   一  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进入商南
  抗战胜利后,为了加强中原地区力量,中央令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从广东北返,又令王树声所率领的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从伏牛山南下,于1945年10月24日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师于桐柏山,组成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领导中原军民同不断进犯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效地推迟了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
  国民党当局把驻守在中原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心腹之患,认为:中共踞此,“可北出黄淮,以扰中原;南下武汉,以窥两湖;西进随枣,可控荆襄”。因此,蒋介石把内战的目标首先确定在中原。1946年1月至6月,蒋介石一再破坏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先后调集30多万兵力于湖北宣化店周围。6月中旬,蒋介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命令国民党军再次缩小包围圈,任命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总指挥,在“6月22日前完成秘密包围态势”,7月1日发起攻击,妄图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中原部队主力。1946年6月21日,中原局电报请示中共中央,“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我们认为,就时间和敌情来言,现在主动突围较过去虽大大困难,在突围过程中虽可能遭受一定损失,但如再不主动突围,则以后更难了”。6月23日,中共中央给中原局电报指示“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① 6月26日,国民党军以7个旅8万多人的兵力,兵分四路,悍然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原军区部队即按照中共中央预先批准的方案,兵分三路开始突围。其中北路主力部队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代书记、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等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自广水与信阳间突破敌平汉铁路封锁,向西突围。
  为了迅速通过封锁线,北路主力部队又兵分左右两路:左翼由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女,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原局组织部长)率领第十三旅、军区警卫团、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和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夺取柳林车站,打开突围缺口,胜利地突过平汉线;右翼由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疾速从右侧的武胜关北之李家寨突破平汉线,按既定突围方案胜利突围,从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北路突围部队经过艰苦奋战,连续冲破敌军四道防线,于7月13日进抵河南省淅川县。当时丹江河水暴涨,王震率右翼先行从大石桥和刘家泉之间强渡丹江,绕道西进。李先念等率左翼部队从石门渡过丹江,7月15日抵达郧县梅家铺地区。
  北路突围部队突过敌丹江防线后,蒋介石三次电令刘峙、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部包围歼灭”。荆紫关山岭连绵,地势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右路部队第三五九旅进到荆紫关地区时,即遭到阻击,加之山路崎岖,大雨过后,部队行动十分困难,遂以一部阻击正面之敌,其余部队则绕道荆紫关以南鲍鱼岭一线。17日,当三五九旅进抵郧县南化塘、鲍鱼岭一线时,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师第五十三旅、第六十一旅已沿山梁构筑工事进行阻击。第三五九旅当即选择有利地形,发起冲击,经鲍鱼岭激战,突破敌之堵击。第三五九旅刚一突过,敌军组织兵力又迅速回拢,紧随第三五九旅之后的干部旅后续部队被敌分割围堵,指战员们拿起武器,与警卫团一起奋勇向敌冲击,再次突破敌之堵击。敌误认为中原军区机关随第三五九旅行动,即令整编第十一师进至竹林关至山阳一线,第二十六师进至漫川关至板岩一带,第一三五旅进至照川镇一线,由北向南推进;令整编第九十一师之一部处于荆紫关至竹林关一线之间,第七十六师之一四四旅及第一师第一旅控制该地区所有南北通道,妄图将北路突围部队围歼于秦岭之中。三五九旅3个团和干部旅于7月18日会合后,在王震率领下继续向西疾进,当日夜宿商南县汪家店地坪,后又经魏家台、湘河垴、梁家坟、碾子坪、核桃坪等地,进抵山阳县马家店一线。
  李先念、郑位三率左路部队,于7月14日突破丹江防线后,继续向西挺进。17日部队进抵南化塘东北之玉皇顶附近时,国民党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已抢占玉皇顶及其西南黄家堡一线山梁,进行堵击。左路部队及中原局和军区机关被压在玉皇顶山下的一条深沟里,左右两翼又有敌重兵,还有尾追之敌正源源扑来,左路部队处于被敌四面包围之中,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周志坚等军区及纵队领导亲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选定突破口,作出了强攻的部署,集中10余挺重机枪和仅有的四门迫击炮及数十发炮弹,向黄家堡一线敌阵地猛烈攻击。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第三十七团团长夏世厚率部实施强攻,经过2小时激战,第三十七团终于杀开一条2000多米长的缺口,攻下了黄家堡第一线敌人阵地。紧接着,又打退敌人数次反扑,掩护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及大部队安全通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左翼部队进抵商南县赵川三官庙和魏家台一带。
  中原突围北路主力部队接连突破国民党重兵的五道封锁线,直指陕南,蒋介石大为震怒,下令对追堵不力的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军法从事”。赵锡田接到指令,惧怕有余,决心“戴罪立功”,在商南赵川与中原部队决一死战,即令其第三旅和第二十八旅各一部“向赵川急进”,7月19日抢在北路突围部队之前达到赵川镇,占领了前坡岭南一线山梁。北路突围左路部队自三官庙方向过来,计划从赵川西北地区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为了保证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及大部队安全通过,在南化塘战斗后改任前卫的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在团长汪世才率领下,迅速赶到前坡岭、佛爷岭,分别以第一、第三营占领该二处要地,以第二营为预备队,掩护领导机关从前坡岭西北的四条岭下的凹塘通过。
  敌军发觉北路突围进军目的后,即以强大的火力向前坡岭阵地发起了凶猛的攻势。守卫前坡岭的第一营指战员与数倍于己之敌展开了生死决战。从19日中午打响直到20日凌晨,连续16个小时,第四十五团以3个营击退敌军10多个营接连发起的17次冲锋,使敌军始终未能攻上前坡岭,胜利完成了掩护领导机关和大部队安全通过的任务。

   二  赵川前坡岭阻击战
  中原军区第十五旅四十五团从突围一开始,就配合兄弟部队,在柳林以南控制了铁路线,掩护了中原军区机关。越过平汉线以后,就一直担任后卫任务。突破南化塘后,纵队首长命该团担任前卫,连夜出发,占领东赵川,掩护中原局、军区机关和大部队通过。
  赵川是陕南的一个重镇,同湖北郧县郧西县交界,是进入陕南的门户,地形险要。中原军区的敌情通报告诉四十五团,刘峙已令其整编第三师谭乃大部队从郧县向赵川方向移动了。
  四十五团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了有各营营长和机关股长参加的紧急会议。团长汪世才、政委齐勇、副团长万德坤等分别作了战前动员,下达了战斗任务,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要求大家不怕牺牲,英勇作战,保证完成掩护主力通过的任务。
  7月18日晚上8点,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雨点打得山林树叶沙沙作响,万副团长把手一挥,坚定有力的宣布“出发!”
  四十五团从一个山垭口出发,下了一道山岭,进入一条密林丛生的峡谷,沿着峡谷间的一条河边道路上前进,由于连天下雨,河水上涨,全体指战员在途中淌过河去,又涉过河来,经过了七十二道水。每个战士的脚都泡肿了,有的同志的脚,腐烂得不能穿鞋,只好用烂布裹着,他们以极大的毅力,忍着一路尖石梗脚的疼痛,仍坚持行动。身上的衣服,被雨淋得水滴滴的,只能靠身上的热气把衣服烘干。
  走了一夜,快到拂晓,爬上一道山梁,雨停了,隐约发现前面有一座沿山小镇,三面环坡,一面临水,被晨雾笼罩着。
  “赵川到了。”万副团长拿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对正前方搜索以后,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作好战斗准备,又派出了侦察员前去侦察情况。
  全体指战员就地休息时,擦干枪上的雨水,紧了紧身上的腰带,有的重新包扎一下腐烂的脚,有的换上了一双干草鞋,连、排干部从头开始,对每个战士的准备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小声叮嘱到:“前面不远就是赵川,快做好战斗准备。”
  汪团长和齐政委带领参谋及警卫人员,紧步来到前卫营,也登上山梁瞭望,前边的赵川一团漆黑,一片沉静。“怎么不见动静,敌人呢?”大家都感到诧异,“莫不是敌人在搞空城计?莫不是敌人没有赶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猜测着。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侦察员回来向团首长报告:“前面没有发现敌情。”
  汪团长与其他领导共同分析,沉着老练地说:“敌人在南化塘、鲍鱼岭失利后,必然要在赵川进行堵击,根据上级情报,敌整编第三师早已向赵川方向开动,赵川不会没有敌人。”大家听了都有同感。团长即令侦察员再返前沿侦察,同时命令前卫部队搜索前进。
  天刚麻亮,晨雾弥漫,透过轻纱般的薄雾看到赵川仍然一片寂静。三营先头部队进入镇里,确实没有发现敌情。万副团长命三营首先向赵川左后山派出排哨,同时派警卫战士在镇上找向导,问路线,查敌情。可是派出去的人推开了好几家的门,连个人影也找不到。突然发现一处门敞开,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有两个年上30的人,在灯下忙忙呼呼盘点着几十条香烟。战士们想叫他们当向导,走上前去,还没等开口,卖烟的人就主动热情地招呼战士们买烟,战士们问到:“这里驻有国民党部队没有?”卖烟的人回答:“听说贵军要来,他们早就逃走了!”
  警卫班的战士回来向营首长报告了情况,营首长听后半信半疑,万副团长指示派通讯员向汪团长报告这个情况。
  听说镇上有卖烟的,有些几天没有抽上烟的战士就赶去买。开始只是三三两两,后来人越来越多,在人群的拥挤中,两个卖烟的突然不见了,大家正在惊疑,营部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赶回来向万副团长和营长报告说:“汪团长说其中有诈,叫立即抓住卖烟的人,要求部队迅速占领赵川北面山头一线阵地。”
  部队正在向山上展开。“哒!哒!哒!”“叭哒”的激烈枪声突然响了,三营七连副连长王启发带领的排哨,已经同敌人打了起来,枪声一响,部队的战斗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战士们个个奋勇向前,一轱辘爬上山顶,占领了阵地,部队刚展开,大家透过薄薄的雾层向敌方看去,只见对面山上黄麻麻一片,敌人正在密集地向三营阵地发起攻击。万副团长用洪亮而短促的声音命令七连:“出击!阻止敌人前进!”说罢,向七连阵地奔去。万副团长刚迈出几步,一颗飞弹打中了重机枪手的胸部,另一个机枪手接过枪来,继续进行猛烈的射击,拼命地压住敌人的火力点。
  三营七连在王副连长的率领下,一个个小老虎似的冲向敌群,将敌人压在山下。一会儿,敌人又反扑上来,万副团长赶到,亲自指挥七连再次将敌人压了下去。经过反复数次的激战,七连的阵地向前推进了两里,而王副连长头部负了重伤。
  这时,万副团长从望远镜中发现了敌人欲对四十五团进行迂回包围,他立即命令杨捷参谋赶到一营和二营,要他们分别在前坡岭、九道梁一线就地展开,堵住敌人。汪团长强调说要一、二营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掩护军区机关和部队安全通过,没有命令不准撤退!
  一营营长周子怀接到命令后,迅速带领部队占领了前坡岭一线阵地,他首先观察地形,发现前坡岭离赵川仅两里许,整个山岭成马鞍形,有两个高坡,后面一个高坡岭陡壁峭,地势险要,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前坡岭的东面,相距三里处是一条山沟,那里就是整个中原机关和部队将要通过的要道,一瞬间他清楚的认识到这个阵地非常重要。它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感到团长在这个关键时刻,把这个阵地交给自己,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和考验。便亲自指挥部队配备火力点,挖简易工事。教导员周村利用短暂的空隙,向部队动员:“同志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坚守阵地,大家要准备作重大的牺牲,那怕同敌人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守下去。”
  敌人企图夺取这块阵地,截住我军去路。他们集中了十几门山炮的火力,一下倾注在前坡岭阵地上,“轰隆!”“轰隆”的爆炸声,震得前坡岭地动山摇,飞沙走石,岭上岭下草木腾腾燃烧,烟火腾空而起,炮火过后,约有四个营的敌兵,成扇面形梯队,疯狂向前坡岭阵地前沿冲来,此时,周营长决定由教导员周村带一连到西山头去作掩护,自己带三连上山梁上阻击敌人。战士们都意识到,坚守这块阵地,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必须要随时准备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一个个掏出了手榴弹,揭开盖壳,枪上刺刀,严阵以待。
  敌人爬到离我阵地前沿只有五、六十米了,战士们正准备反击,周营长命令道:“别忙,叫他们再近一点。”当敌人接近到40米、30米时,营长大喊一声:“打!”机枪、步枪集中火力一齐射击,一阵手榴弹齐甩出去,发出震雷般地巨响,在敌群中开了花,一股股浓烟直朝上窜,三连的三班,一连的九班,在郭排长率领下端着刺刀跳出掩体,喊杀着冲向敌人,个个奋不顾身,直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连滚带爬的垮下去了。打垮了敌人第一次进攻,郭排长带领两个突击班,胜利地返回了阵地。
  “同志们注意,敌人又要反扑了!”周营长从望远镜中发现敌人又在蠢蠢蠕动,便命令机枪手和突击队作好准备。这时,敌人的枪炮声已密集地响起来了。“嗖嗖”的飞弹如同一阵阵雀儿,从头顶上掠过,接着一阵冲杀声,敌人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又爬上来了,周营长命令刘副连长带领部队出击,教导员指挥机枪进行火力掩护。
  刘副连长刚一出击,左脚负了伤,但他没有停留,大喊一声“冲呀!同志们,同敌人拼!”他忍着伤口的疼痛,坚持着指挥大家冲了出去。一连老机枪手、七班长杨保松,抓过枪来,向敌人猛烈射击,掩护突击部队出击。他刚打出一梭子弹,被敌人一颗冷弹打中了头部,另一名机枪手接过枪,瞄准敌人的火力点狠打,不久又倒了下去。一名弹药手见自己的同伴倒在血泊中,毫不犹豫的抓住枪对教导员说:“我来打!”他眼一红,横下一条心,抱起枪身,挺身站起来打,仇恨的子弹颗颗射向敌群。“注意隐蔽,打敌人的火力点。”教导员的命令,对沉浸在仇恨和愤怒之中的弹药手,那里能听得进去。不一会儿,他也被枪弹射中,英勇牺牲了。教导员扶过倒在枪身上的弹药手,刚抓住机枪准备射击,却被另一名弹药手从手里夺了过去。张排长见这位弹药手又被一颗飞弹射中牺牲了。张排长是个老机枪射手,他抱着机枪集中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火力点,一会儿,敌人的机枪声哑了,刘副连长带领出击部队冲了过去,一颗颗手榴弹不断扔向敌群,接着同敌人展开肉搏。经过一阵激战,敌人丢下了横七竖八一大片尸体,雪崩似的垮了下去。
  就这样,一营指战员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不顾饥饿和疲劳,不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从早晨八点一直战斗到中午一点,以顽强的意志连续打退敌人六次凶猛的反扑,这时,一营已有100多人英勇牺牲了,还有一部分同志负了重伤,全营520多人,只剩下300多人,弹药也为数不多了。敌人的伤亡更多,倒在阵地前沿下,是一片一片的。但敌人仗着人多,武装弹药齐备充足,随时都可得到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周营长和周教导员研究决定,利用战斗间隙,抽调一部分人负责抢救、包扎伤员,把后勤人员补充到战斗班组,同时组织一部分后勤战士寻找大石头,收集尖利石块,搬到阵地上当作战斗武器,准备迎击敌人再次反扑。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原军区首长派出保卫机关和首长的警卫班,前来增援,并传达了纵队首长“没有命令,寸土不让”的命令。周营长接到了命令和增援部队,十分激动。在这个艰难时刻,虽然增援的人数不多,可是中原军区首长们为了全局胜利,不顾个人安危的做法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斗志。周营长鼓起浑身的力量,指挥部队打垮了敌人数次反扑后,即命令警卫班迅速赶回中原机关,保卫首长的安全。
  接近傍晚时分,战斗打得更激烈了,在一片朦胧的暮色中,汪世才团长带着八连,也向一连阵地赶来。从战斗打响后,他就一直往返在几个阵地之间,哪里打得激烈,就到哪里去。
  汪团长冒着“嗖嗖”飞来的子弹爬上阵地,走到战士的身旁,问道,“你们营长在哪里?”
  “报告团长,营长在前沿组织突击队去了!”
  汪团长立刻赶到前沿,他隐约看到人影移动,辨别不了谁是周营长,当他走近人影时,听到周营长正用憨厚的信阳口音叮嘱战士说:“视线不良,要节省弹药,如果敌人反扑上来,我们就用手榴弹和刺刀同敌人拼!”又指着旁边捡来的大石头,说:“要是来得及,我们先要用上这些石头,搬起来朝下砸,也可以阻止敌人前进。”
  战士们见团长上来了,呼啦一下围了过来。汪团长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用手榴弹、石头和刺刀,已经打垮敌人十余次反扑,只要我们沉着、坚定、勇敢,一定能战胜敌人!战斗中我们不仅要打击敌人,还要善于保存自己,保存自己也是为了战胜敌人,看来战斗还不会很快结束,我们能多保存一个人,就能多一份胜利。”
  团长的话刚刚说完,周营长走上前来担心地对团长说:“这儿危险,你下去吧!只要有我周喷在,就有阵地在。”汪团长一把抓住营长的手,紧紧握着,深沉地说:“喷啊,你可要当心,这可是一场关键的仗啊!”周营长非常理解汪团长的心情,充满激情的一双眼睛,紧紧盯着团长,反过来用力也紧紧地握了一下团长的手,没有说话,用手表达内心的感情。两个战友在阵地前沿无声地交流着各自的感情和决心。战士们把这一切都默默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周营长再也没让团长下去了。
  这时,只听见草丛里、树林里传来了“沙”“沙”的响声,汪团长立刻断定是敌人偷袭上来了,他提起驳壳枪,指向敌人喊了声:“周喷,敌人上来了,打!”周营长命令:“打!”几十个手榴弹、石头一起飞向敌人,顿时阵地上发出一团团火光,一阵爆炸声后,团长夺过警卫员的枪支,大声喊道:“出击,冲呀!”同周营长一道带领部队冲了出去。敌人的偷袭计划,在一营打击之下,终于破产了。
  火线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参加突击的指战员,看到团长和自己一同战斗,生死与共,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切,更加幸福,顿时勇气倍增,他们紧挨着团长坐在地上讨论战斗情况。
  忽然,只见火光一闪,“轰”的一声,敌人一颗手榴弹在团长后面不远处爆炸了。周营长赶上前说:“团长,请你赶快下去照顾别的部队,我周喷愿以党性担保,决不丢掉这个阵地,请团长放心。”
  汪团长果断地挥了一下手:“不要管我,快去组织反击!”话音刚落,又是几个手榴弹在旁边爆炸了。周营长抓起一块大石头,正准备命令部队出击。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团长的头部,周营长扔下石头,忙扶起团长。在朦胧的黑夜里,周营长的脸贴近老团长那血流满面的脸时,看见了汪团长正用一双寄于无限深情的眼睛盯着自己。在弥留时刻,汪团长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握住周营长的手,“喷呀!要守……守……”话没有说完,就倒在了周营长怀里。团长牺牲了,巨大的悲痛撕咬着周营长和战士们的心。只见周营长霍地一下站起来,大喊一声:“出击!为团长和遇难的兄弟报仇!”便带头冲出了阵地,战士们跟着营长齐声怒吼:“冲呀!杀!”他们有的横端着枪,有的抱着手榴弹,有的抱着大石头,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他们谁都明白,汪团长没有来得及下达的命令,是需要自己用鲜血和生命去完成的。战场上白刃闪闪,刀光飞舞,敌群中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一个个歪倒在战士的脚下。残余的敌人吓得胆颤心惊,抱头鼠窜。
  战斗进行了16个小时,从7月19日早晨8点打到20日零点,击退敌人17次反扑,胜利地掩护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北路左翼主力部队向西行进。
  此役共毙敌600多人,第四十五团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伤亡400多人。守卫前坡岭的第一营伤亡250余人,其中坚守老虎洞阵地的一连全部牺牲,守卫佛爷岭的第三营亦伤亡170多人。汪世才团长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5岁。
  商南赵川前坡岭战斗是中原局、中原军区指挥机关率北路突围部队彻底打破国民党围追堵截,胜利完成“向西第一步陕南”突围目标的最后一仗。赵川前坡岭战斗的胜利,标志着北路主力突围部队已经取得了中原突围战役的全面胜利,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同时,也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中原部队“应考虑依靠巩部及广大民众在陕南十余县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创造了条件。

   三  梁家坟椴树垭战斗
  李先念率左路突围部队经南化塘胜利进入商南,在取得赵川前坡岭阻击战胜利后,经四道岭、店坊河、马蹄沟、黑沟继续西进,21日到达商南县梁家坟南侧龙耳沟椴树垭口时,与胡宗南之整编第九十师第六十一旅遭遇。敌占领了梁家坟,控制了冷水河上游大道,将左路部队堵在龙耳沟一带,展开了伏击架势。在这紧急关头,李先念亲自指挥战斗,并拿起卡宾枪投入战斗,和指战员们一起奋勇作战,经过二个小时的激战,将敌人始终压制于椴树垭之下,最后将敌击溃,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椴树垭战斗胜利后,李先念继续率部西进至商南县白鲁础。

   四  中共中央中原局白鲁础会议
  1946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商南县白鲁础关帝庙召开会议,继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电报指示。在此之前,中原突围北路主力强渡丹江进入郧县境后,7月15日,中央军委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指示中指出:中共陕西省委已在商县、洛南、山阳、商南、柞水及河南卢氏间,搞起了数部“非法武装”,统一归巩德芳指挥,现正继续发展,并已由陕甘宁边区派去了50余名干部,帮助发展,积极活动,准备建立根据地。第一大队薛兴军活动于卢氏兰草、洛南县大小石门(今属丹凤)一带;第二大队李念劳活动于山阳、商县、柞水之间,主要活动在流岭街(今属丹凤)、商南县长青岭、山阳县高坝店一带;第三大队张奎活动于山阳县漫川关东北地区,主要在山阳大坪一带;另有一队谭道鹏在湖北郧西活动。另外,在商县、蓝田和商县黑龙口一带,有我潜伏武装力量之700人。商县、洛南、卢氏、商南之间有20多个地方武装,人枪2000左右,与我已有来往,可争取之与我合作。还指出:当地已组成中共商洛工委,负责人是刘庚、巩德芳、秋宏、王力,可找巩德芳接头,一切情况可知。7月16日,北路主力进至郧县梅家铺西,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于此作短暂休息,在王窑一个树林里召开随军之中原局委员会议,传达并讨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参加会议的有中原局常委郑位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委员戴季英、任质斌,还吸收中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魏国运、第二纵队司令员周志坚,第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第十三旅政委杨焕民等部队负责人参加。中原局代书记、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曾于1934年12月随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南,在创建和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中转战鄂豫陕边区达二年之久,对陕南的地理、民情、有利与不利条件较为熟悉,故在会上首先介绍了情况,指出陕南山大、沟深、坡陡、人少、粮缺,除几条川道外,大部队行动、吃饭都有困难,但在陕南,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有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和雄厚的群众基础,这是很好的条件。根据当时敌情和突围部队的实际情况,郑位三提议由魏国运和杨焕民率一个先遣团走在前面,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小股敌人,为后面机关筹措粮草。会议主要研究了分两路走的问题,决定分割的各部队在鄂豫陕边区有地方党组织等条件的地区,力争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时天已快黑,会议正在进行,突然接到部队报告,敌追击部队已经进占淅川县城,正向开会方向逼进。会议被迫终止。这次会议为停止北上,在陕南分散游击,建立根据地做了思想准备。
  王窑会议被迫中断后,由于敌情紧迫,部队连夜继续向陕南挺进。王震率右路部队经湖北郧县鲍鱼岭激战,经商南夺路山阳、商县、镇安、柞水向西行进。李先念率左路部队经南化塘胜利进入商南,经赵川前坡岭血战和椴树垭战斗后,于7月22日抵达商南县白鲁础,中央再次向郑位三、李先念、王震通报陕南游击队分布地域,明确指出:陕南在联系陕北与中原区,在配合华北斗争上,以及中原部队在鄂、豫、川、陕、甘边创造新根据地很重要,望给陕南游击队以武器、干部诸方面的帮助,以使陕南地方斗争很快发展起来,创建较大地区的游击根据地。23日,中原局即在白鲁础三岔口的关帝庙里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白鲁础会议召开时,王震已率右路部队抵达山阳西泉、石窑子一线,相去较远,又正在与阻击之敌激战中,未能参加。率左路部队的中原局常委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委员戴季英、任质武和第二纵队司令员文建武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在陕南创建根据地。决定将部队分散为7支,在镇安、郧西、商南、山阳等地开辟地域,发动并依靠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白鲁础会议后,中原军区即刻实施分散游击行动。按照会议确定的方案,将左翼部队分为7支,指定了活动方向与区域。具体分散情况是:第二纵队参谋长方正平、政治部主任张树才率第三十八团两个营向镇安方向活动;第二纵队第十三旅参谋长周光策、副政委肖元礼率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两个营向郧西县西部活动;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第二纵队第十三旅政委杨焕民率第三十九团独立活动于淅川、荆紫关以东地区(由于周志坚、杨焕民在前坡岭战斗后被敌隔断,与主力失去联系,后杨焕民带领两个连向西行动,辗转回到延安,周志坚亦化装回到延安);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政委秦振率第三十八团一营留在商南县打游击;第二纵队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政委齐勇率第四十五团一营留在山阳县东部打游击。中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魏国运、军区警卫团政委吴杰率警卫团一个营掩护技术侦察队全部人员单独向山阳以北行动,准备相机回归陕甘宁边区。除上述6支以外,李先念、任质斌等军区和纵队领导亲率第三十七团向山阳、商县地区挺进,寻找与联系陕南游击队巩德芳部,以全面商讨并部署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7月24日,中原军区机关经山阳县鱼洞河进至龙山桂竹园时,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就上述分散活动安排情况电报中央,并根据军区机关所处危险境况,建议中央直接指挥第一纵队、三五九旅及罗厚福、魏国运等部的行动,并请迅速与方正平部建立联系,通过方指挥第三十八团、第三十九团及第四十五团各部的行动。此时率部进至山阳县水草坪的方正平接到中央军委转来的电报指示后,即按中央和中原军区的安排部署对所部实施了分散行动。
  随后,李先念率部进抵山阳县龙山地区桐木沟口。由于郑位三、陈少敏等身体有病,难以随军行动,中原局决定由前来联系的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二中队长谭道鹏和分队长刘山安排掩护,离队到民间休息养病。随北路突围部队抵达陕南的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戴季英亦要求同郑位三等一起离队休息。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离队后,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任质斌协助李先念主持工作。
  中共中央中原局白鲁础会议是中原局进入陕南后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标志着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战略转移任务的胜利完成,并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陕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奠定了基础。

   五 七一九团血战薄荷沟
  7月20日,王震等率北路右翼部队三五九旅和干部旅进抵商南县核桃坪薄荷沟与山阳县口头坪妖魔洞交界处,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已占领妖魔洞北侧山头,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炮火疯狂射击,严密封锁了三五九旅前进的道路。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团长颜龙斌部署少数兵力隐蔽于薄荷沟河谷之间,发挥火力,步步为营,佯攻牵敌。然后亲自带领主力从口头坪东侧,抢占敌后山头,使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并以密林和石头作掩护,组织投弹手,匍匐逼近敌人前沿阵地,猛掷手榴弹。一时间乱石飞天,敌阵大乱。第七一九团趁机发起强攻,颜龙斌举起手枪冲锋在前,不幸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中右臂。团长负伤,致使部队冲锋受挫。参谋长朱佐夫见状,立即挺身而出,带领战士继续冲锋,刚一起步,又被敌人打中。政委蒋洪均接着指挥全团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经过一场殊死搏斗,第七一九团终于夺取了山头,掩护大军从山下顺利通过。但政委蒋洪均、参谋长朱佐夫却血洒疆场,后被陕南游击队刘山部派人安葬于商南县核桃坪瓦屋沟一山坡上。
  颜龙斌右臂骨头被打断,在紧张的行军作战间隙、医疗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作了截肢手术。手术后又因处于充满战火硝烟的行军路上,护理工作无法跟上,致使感染了破伤风,终因病情严重恶化,牺牲在转战陕南的征途上。
  颜龙斌,江西省永新县人,16岁就参加了红军,战斗在湘赣苏区。后苏区红军合编为红第六军团,跟随王震长征到达陕北。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时,任团参谋长,南下时任营长,北返后任副团长、团长。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出生入死,始终战斗在炮火纷飞的最前线,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受到全旅指战员的爱戴。颜龙斌牺牲后,王震将军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深情地说:“像颜龙斌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看见了就要发抖,在革命阵营中多几个就好了。”
  蒋洪钧,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后,曾进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南下到中原,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五师。曾任河南军区挺进第一团政委。中原军区成立后,任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政委。牺牲时年32岁。

   六 接应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
  北路突围部队由湖北进入陕境后,中共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指挥各部即按照事先的安排,积极行动起来,迎接北路突围部队入陕。特别是丹江以南活动于豫、鄂、陕边境地带的几支游击武装,主动与突围部队联系接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6年7月中旬,刚刚接受整编不久的胡金声(化名雷震)部奉命进入商南县湘河一带接应中原部队。7月19日,胡金声部在湘河高庙岭,听到东南鲍鱼岭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胡金声立即带领所部37名队员向鲍鱼岭方向运动。进至魏家台乡胡家河时,接住了左路部队之中原军区警卫团。胡金声与中原军区警卫团政委吴杰取得联系后,随即被编入第十三旅第三十九团第二营,胡金声被任命为该营代理副营长,带路前行。
  奉命接应中原突围部队的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二中队分队长刘山,在商南与山阳交界的白鲁础天池岭一带四处打听,各方联络。7月23日,当游击队员从妖魔洞、薄荷沟打探到中原部队已到山阳鱼洞河陈家屋场时,刘山即带游击队急速赶到陈家屋场,主动与中原军区机关取得了联系。刘山向李先念等领导汇报了当地游击队的活动及敌情和民众情况,并请示布置任务。李先念听了汇报后,向刘山等讲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和任务,勉励其努力奋斗,将革命进行到底。随之,军区机关给游击队配发了六O炮两门、轻机枪9挺、步枪170多支,子弹30箱,陈少敏还把自己的一支二十响手枪送给了刘山,希望他英勇作战。24日,由刘山率游击队员程延柱等为中原军区机关带路,前往龙山。
  25日,李先念率部翻龙泉寺北上,26日经水草坪、龙洞川,过魏家嗄,到竹林关西南之红岩沟。27日途经碓窝沟,出响当河,横过竹林关大道,涉过银花河,沿商路河而上,28日到达毛栗岗。
  在毛栗岗,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的张青山分队30多名游击队员,发现了正在河道休息的中原军区部队,张青山即主动上前联络并与李先念的随行参谋肖健章接上了头。肖健章引张青山见到李先念,向李先念汇报了游击队和陕南的情况,并根据李先念的指示,将游击队分为两个班,一班作后卫,安置伤病员,一班作前卫,领路至花园岭(今属丹凤县),与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政委王力接头。
  29日,李先念在花园岭的油房村会见了王力。李先念与王力见面并交换了创建根据地意见后,王力即派人给陕南游击队指挥巩德芳、副指挥薛兴军送信,又派人去商县麻街李世华处接西北局派来的刘庚,准备会合事宜。8月2日,巩德芳、薛兴军和先期到达的刘庚到砖庙沟口迎接李先念及其中原部队。李先念率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与巩德芳率陕南游击队在留仙坪胜利会师,继续商讨豫鄂陕边区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并将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西北局。与各路突围部队联络,开始了领导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七 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中原北路突围部队和陕南游击队会师的当天晚上,李先念、任质斌等与巩德芳、刘庚、王力等商定豫鄂陕边游击战争的部署,决定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与陕南游击部队合编,创造根据地。对于豫鄂陕边区游击战争的部署与组织问题,李先念等建议中央成立豫鄂陕军区及区党委,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兼区党委书记,或王震任军区司令员,汪锋任军区政委兼区党委书记,统一指挥第三五九旅、第十三旅与第四十五团及陕南游击队各部。并根据中央军委7月31日“改善军民关系,紧紧依靠人民,建立地方游击队”和“善于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目前应划分地区,以营为单位,分散打游击及做群众工作”①的指示精神,决定首先划分3个分区,在豫鄂陕边发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
  8月3日,依据中央指示,中原局发出《关于成立豫鄂陕第一、二、三分区发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给各部队的指示》,对划分3个分区在豫鄂陕边“发展大规模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做了具体的部署。即:“1、王震所率之三五九旅、警卫团,由王决定分散于安康、柞水、蓝田、临潼以西地区,并作为第一分区。以郭鹏、王恩茂分任司令、政委,可能时应派得力一部,进入甘南发展。2、黄林全部及三十七团主力和陕南游击队,应活动于西安、商州、荆紫关、西峡口公路以北、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并作为第二分区。以巩德芳为司令,黄林为政委,统一指挥以上部队。3、以蓝田、荆紫关、西峡口公路以南,安康、柞水、蓝田、临潼以东,襄河以北为第三分区。并以方正平为司令,张树才为政委,统一指挥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五团及三十七团之一个营,和陕南游击队一部,在该地区活动。”①同时,在留仙坪小王沟张孝仓场上,李先念主持召开中原突围左路部队和陕南游击队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宣布了陕南游击队和中原北路突围部队合编,共同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宣布了建立三个分区人员的配备。并讲了形势和任务,扩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与部队纪律等问题。
  对于中原局关于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部署和建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立即给以全力支持和配合。为策应豫鄂陕边区根据地的创立,中央采取了重大战略部署,各方面都给予了积极配合。8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奉中央指示率晋冀鲁军区部队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出击,一举歼敌13600余人,攻克县城5座及车站12个,占领铁路300余里,迫使刘峙将豫南、豫西两个旅和陕南整编第三师调往开封;西北局为配合陕南的斗争,策动岐山、眉县、扶凤、礼泉一带“非法”武装起来牵制敌人,并派严丕显等赴长安、柞水一带,建立了长柞工委,积极开展活动,配合创建根据地。
  王震率部于8月2日袭占镇安县城后,即遵照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计划将部队分3路分散于镇安、柞水、宁陕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王震还准备带一个团折回与李先念会合。但敌人惟恐中原解放军立足该地,威胁西安和汉中,遂调集20个团的兵力不断追剿,使三五九旅陷于非常困难境地。由于三五九旅自1944年底从延安南下时起,在近两年中,连续转战南北,部队十分疲劳,后经李先念建议,党中央批准,寻路返回陕甘宁边区。8月15日第三五九旅在华阳打退两路追敌后,勇往直前,穿越川陕公路,于凤县东岔河渡口过渭河,越陇海铁路、西兰公路,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接应下,于8月30日进入陕甘宁边区,9月17日胜利回到延安,受到中央和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河南军区司令员黄林率部2000余人,掩护主力越过平汉路后,于7月7日从桐柏地区出发,经泌阳县西北的洋册镇战斗、方城东南截击战、南召伏击战,连战皆捷,于7月底胜利进入河南卢氏县和陕西省商南县一线,于8月3日与北路突围部队会合。南路突围部队第一纵第三旅第八团、第二旅第六团、警卫团一部和第十五旅一部2500人,因渡襄河受阻,由第三旅旅长闵学胜率领转道北上,8月6日与黄林部在商南县清油河会合。中原局即指示黄、闵部组成第四分区。并根据三五九旅西进回延安的情况变化,对第一、第三分区的领导成员及所辖部队进行了调整。并指示各分区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建立各级政权,在群众之中站稳脚跟。
  调整后的四个分区所辖地域、部队及干部配备情况是:自西安、蓝田、商县、山阳、漫川关、上津、沿小汉水至汉水以西为第一分区,任命吴世安为军分区司令员,张树才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肖元礼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广泰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辖第三十八团全部;自西安、蓝田、商县、龙驹寨、荆紫关之线以东、以北,陇海路以南,豫陕省界以西为第二分区,任命巩德芳为军分区司令员,刘庚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丁先国为副司令员(后调任第三军分区副政委,由夏世厚任第一副司令员),薛兴军为第二副司令员,邹顺华为参谋长,辖第三十七团(内一个营随军区行动);西荆公路沿线以南之山阳、漫川关、上津沿小汉水之线以东,汉水以北为第三分区,任命周光策为军分区司令员,方正平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力为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齐勇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许道琦为政治部主任,辖第四十五团和第三十九团一个营;豫陕界以东,陇海路以南,丹江以北为第四分区,任命黄林为军分区司令员,闵学胜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张忠为副司令员,许子威为副政委,张水泉为参谋长,吴钊统为政治部主任,原闵、黄两部为该分区直辖。各分区辖区内之游击队,附属该分区领导指挥。
  因中原部队有大批经过长期锻炼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干部旅分散转移后,有相当一批领导干部经过千难万险,与左路部队和军区机关会合,回到了工作阵营,并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们有丰富的建党建政经验,加之商洛工委已着手此项工作,一经布置,各地县级政权纷纷建立。8月3日,第三地委和军分区在山阳县中村吴家坟园召开有3000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宣布成立山阳、郧商、郧山、商山县委和县人民民主政府。8月18日,第二分区以商县北宽坪为中心建立了商洛县,并相继建立了中共商县、商南县、卢洛县委和县人民民主政府。
  1946年9月下旬,南路突围部队第十五旅渡过汉水,经郧西县双牛铺、山阳线白马塘,抵达镇安县米粮川、七里峡一带,与吴世安、曾广泰第一分区部队会合,休息两天后即按照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的电令,组建第五地委和军分区。由汤成功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海山任司令员,孙光任副司令员,寇惠民任参谋长,李庆柳任政治部主任。
  至9月底,全边区已建立了5个分区,17个县委(工委)和县政府(或办事处),数十个区乡党委和政府。其中涉及商南的有二、三、四分区,商南西荆公路南属第三分区,路北属第二分区,沙坪、曹营与河南卢氏交界处属第四分区。地方武装已扩大到2000余人,县区都有武装组织,有的乡还建有游击队,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已具相当的规模。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建成后,李先念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陆续奉命返回延安,继续指导陕南斗争。

第二节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商南境内的党政军组织

   一  豫鄂陕边区第三分区的建立
  豫鄂陕边第三分区地处秦岭南麓,南临汉水,与鄂西北根据地隔江相望,东出郧阳城和荆紫关,可随时驰骋中原,在军事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入陕的缓冲,又是豫鄂陕边区的南大门。它存在一年零一个月,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7月底,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在陕南十余县分散游击,开展斗争,第二纵队参谋长方正平和政治部主任张树才率纵队直属队和三十八团、三十九团各一个营,在银花一带与陕南游击队张奎、谭道鹏部取得了联系,迅速打通了银花至高坝店川道地区。8月3日,中原局指示方正平、张树才在丹江以南、襄河以北、荆紫关以西、蓝田以东地区组建第三地委和第三军分区,以龙山头为中心,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同日,第三分区在山阳中村吴家坟园召开有3000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宣布第三地委和第三军分区成立,军分区司令员为周光策,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为方正平,军分区副司令员为齐勇,地委副书记兼分区副政委为王力,军分区副政委丁先国。9月22日,方正平调任军区副政委,王力接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后又成立第三专署,由余益庵任专员。
  第三分区成立后即移驻于今白鲁础乡上河村,党政军机关驻四十亩地村,地委、专署、分区司令部设四十亩地中院翁德贤家,电台设奚文进家,后勤被服厂设老芭梁子李洪仁家。9月下旬,第三分区机关由此移驻今水沟乡千家坪村。
  第三军分区所辖武装有:第四十五团,团长万德坤(后为汪昌桂),政委余嗣贵。商山支队,支队长罗孟刚,政委吴杰(后为许道琦)。郧商支队,支队长吴相富,政委潘友謌。郧山支队,支队长谭道鹏,政委周映渠(后为余谦)。山阳支队,支队长孙宝元,政委宋孟邻。
  为了迅速打开斗争局面,建立县级政权,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力率领余谦、韩彬、叶茂荣等一批党员干部,和陕南游击队谭道鹏、张奎等部到第三分区配合中原部队工作。同时,号召地下党组织全力以赴投入到创建根据地斗争中,同中原部队一起,分赴各县,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分别召开县委、县政府成立大会、庆祝会,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参加政权建设。第三分区县、区、乡政权迅速建立了起来。
  第三分区先后建立了4个县委、5个县政府。其中在商洛地区和边境地带的有4个县委和县政府,他们是:中共山阳县委和山阳县政府,中共商山县委和商山县政府,中共郧山县委和郧山县政府,中共郧商县委和郧商县政府。其中在商南境域内和边境一带建立的有中共商山县委和商山县政府,中共郧商县委和郧商县政府。

   二  商山县的建立及其活动
  1946年8月3日,第三地委在山阳县中村宣布建立商山县。此后,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员率部东进,于8月中旬在商南县太子坪太子坟召开群众大会宣告中共商山县委、县政府成立。
  商山县包括现在商南县梁家湾、太吉河镇全部、湘河镇和魏家台乡一部分,青山乡、城关镇和过风楼镇以西,丹凤县竹林关镇全部等,北和原商南县相呼应,西连郧山县,南与郧商县互为犄角,东出豫陕边,直接威胁敌人控制的商南县城,全县总面积达210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2000人。
  中共商山县委委员由中原军区警卫团政委吴杰、二纵政治部秘书王和(程贞茂)、三十九团副团长罗孟刚、干部旅田绿野四人组成,吴杰任书记,王和任县长,罗孟刚任武装指挥长,田绿野任组织部长。商山支队由中原军区警卫团一营,陕南游击队张奎第二大队及陕南游击队胡金声部组建,罗孟刚任支队长,吴杰任支队政委,张奎任副支队长,下辖第一、二两个大队,共8个中队约800多人。
  1947年1月6日,吴杰调离商山县,地委派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第三分区政治部主任许道琦兼任商山县委书记、商山支队政委,同时调李国有任县委副书记。
  国民党向豫鄂陕根据地发动第二次“清剿”时,商山县支队于1947年1月10日奉命向外线转移。转移前县委决定张奎带一个连留下坚持斗争,牵制敌人,商山县机关、部队和部分干部在专员余益庵、地委组织部长吴皓和许道琦率领下,于1月16日达第四分区所在地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商山支队编入豫鄂陕军区第二野战纵队七支队。同月中旬,罗孟刚因病到第四分区卫生队住院,由商山支队第一大队长魏晓珊代理商山支队支队长。
  商山支队编入二纵后,许道琦受命率原部返回商山县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因敌人重兵阻击,许部三次南返未成,商山县机关部队遂活动于第二分区商南县境,相机歼敌。2月上旬,第三分区全部被敌“清剿”部队占领,上级指示商山县机关、部队随二纵跟进,准备北渡黄河。于此同时,留在商山县竹林关、耀岭河一带坚持斗争的副支队长张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率近200人的武装转战于第二、第四分区,准备与巩德芳部会合。
  二纵队北渡前,胡金声受二纵司令员陈先瑞指示,率商山支队二大队于豫鄂陕根据地内牵制敌人,支援主力顺利北渡。二大队命名为豫鄂陕边独立大队,胡金声任大队长,为了加强这支地方武装的思想政治工作,野战纵队从五分区调营教导员高富荣任大队教导员。
  1947年1月,县委、县政府转移外线后,副支队长张奎率领商山支队一个连数次往返于第二、第三、第四分区之间,护送分区和附近各县领导。3月下旬,张奎率部返回商山县,坚持活动在竹林关、梁家湾、耀岭河、梁家坟、口头坪一带,打击敌人,消灭地方土顽。1947年6月后,国民党正规军配合地方武装加紧对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实行“清剿”。张奎领导的游击队仅存6人,形势异常困难,但是,这支小游击队仍神出鬼没地骚扰敌人,破坏敌人的电话线路,搞得敌人心惊胆战,日夜不安。一直到9月陈(庚)谢(富治)大军南下后,张奎率部与主力会合。
  商山县首脑机关和部队北渡后,留下的乡干部继续坚持斗争。1947年5月,毕玉乡乡长傅杰三同郧山县乡干部屈世准一同到郧商县梁家坟区区长刘学发家中开会,商讨策反刘学焕保甲武装的工作,傅杰三利用同刘的亲戚关系,和刘学发一起四次到刘学焕部做工作,动员其倒戈反正,正在酝酿起义时,陈谢大军进军陕南,解放了梁家坟等地。
  商山县从1946年8月3日决定成立到1947年9月陈谢大军南下会合止,历时一年零二个月。在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商山县军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商山县的主要工作是:
  1、建立区、乡政权。太子坪大会后,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配合商山支队摧毁国民党乡保政权和武装,同时建立各基层人民民主政权和各级地方自卫队。从8月中旬到9月底,相继摧毁了国民党白玉、竹林关、湘河、常乐4个乡公所,共19个保级政权,消灭了国民党4个乡级武装和20余个保甲队。在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下,商山县先后建立了竹林关(今属丹凤县)、耀岭河、太吉河、苏河(今属丹凤县)4个区委和区政府。竹林关区书记张振国兼区长,副区长为方博;太吉河区长为李刚;耀岭河区书记由县委组织部长田绿野兼任,区长为杨森,副区长为叶芳蔚、水声洪。区机构建立后,又相继建立了千家坪、水沟、炭沟、小栗园、柳树湾、幸福、毕玉、小河、开河、梁家湾、太吉河等12个乡政府。乡政府的领导干部由上级委派和选举产生,每乡都有一名部队干部担任乡上领导并兼管武装,一批农民积极分子也担任了乡政府领导职务。同时,起用了一部分开明士绅和进步保甲长,让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
  2、开展统战工作。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政策实行后,商山县的士绅和国民党保甲长,大多数表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愿意与我党合作并参加民主建政。毕玉乡乡长傅杰三,是一位开明士绅,在红军时期就对我党有帮助,商山县成立后,他动员各界人士给我军筹办军粮衣物和弹药。他当掉八、九间房屋,卖出20余亩田地,解囊相助,成为县委任命的第一批乡干部。原常乐乡三保保长陈伦鳌,担任商山县炭沟乡副乡长后,积极工作,很有成绩。主力撤走后,还乡团抄了他的家,放火烧了他家5间房子,直到解放后,他才回到家乡。当时,在全县乡政权领导中,统战对象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3、开展反“清剿”斗争。商山县一诞生,敌人就没有放松过“清剿”。国民党在龙驹寨至竹林关一线布置下第十师,在商南县城摆下从四川调入的十三军,并纠集商南白青云、刘靖民、淅川陈重华以及山阳等地方保安团,共约2万人的兵力,对商山县实行残酷的“清剿”。为了完成“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的战略任务,在县委的领导下,商山支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支队长罗孟刚率一大队随县委、县政府活动于丹江沿岸,重点打击白青云部土顽武装。副支队长张奎带一个连以及竹林关区大队活动在商山县以西梁家湾、竹林关一带,打击国民党第十军和山阳保安团的骚扰。胡金声率二大队活动于商山县以东青山、小栗园、三角池、商南城郊等地牵制外围敌人。三路武装在乡自卫队配合下,利用伏击、奔袭、迂回、声东击西等战术,重点消灭国民党保安团和保甲武装,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正规部队,对周围县城进行突然袭击,保卫根据地。
  10月初,第三分区政委王力率商山支队两个连在清油河截击敌人运输车队,炸毁清油河桥,击毁卡车一辆,缴获部分军火。中旬,商山支队配合分区和其它县支队投入反“清剿”斗争,于武关河口全歼“清剿”部队白青云一个连,摧毁了武关至商南县城附近公路沿线敌土顽碉堡数座,缴获长短枪100余支。11月中旬,胡金声率二大队一天之内,首先捣毁了国民党商南县青山乡公所,继而又连续作战,奔袭西峡县西坪罗家庄守敌,全歼敌正规军一个连。11月25日,商山支队配合分区主力攻打商南县城,城虽未克,但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牵制敌人不得不用相当数量的兵力守城,削弱了敌人下乡进山清剿的力量。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商山县军民共对敌作战百余次,毙敌4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300多件,子弹2万多发和一批军用物资。
  4、解决机关和部队的给养,掩护部队伤病员。县委、县政府指示全县军民采取缴获敌人、征收税款、惩罚没收、暂时予借等方法,筹措所需粮食、服装和武器装备。全县区、乡、村大部分都成立了筹粮筹款委员会,县长王和亲自带人下乡向工商业者征收游击税,区、乡自卫武装配合县主力到游击区乡保政权手中劫夺给国民党筹办的粮款,主动出击,打击敌人,补充自己。尽管当时群众生活很苦,但一听说自己的军队缺粮,就慷慨地把平时省吃俭用的粮食、衣物借给部队。人民群众说:“宁可我们不吃,也不能让新四军饿肚子。”到1947年元月,全县共征、借粮2000多石(计80多万斤)和千余斤棉花以及一定数量的土布、现金。仅幸福乡富裕沟村张发义一人就筹粮100多石,收草鞋300多双。柳树湾乡自卫队队长上天丛带领该乡自卫队筹粮100多石,棉花1300多斤,捣毁了国民党设在柳树湾的民生仓,劫取国民党两个保的捐税款700万元。
  在创建商山县的斗争中,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为人民军队掩护伤病员。仅水沟一带就掩护伤病员70多名,全县掩护伤病员约400名。太吉河区区长李刚的爱人小康在太吉河乡政府遭敌袭击中被俘,不久生下一个男孩,开河乡干部李德臻委托亲邻营救小孩,小孩救出后,他同乡亲们精心抚养,全国解放后,他多方打听李刚消息,终于亲自把孩子交给了李刚。这段佳话仍流传在当年李刚工作过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解放后仍在这一带定居的原中原部队伤病员不下40名。
  5、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商山县建立后,县委、县政府遵照中央7月关于“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的指示,迅速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46年9月15日,在开河马家坪召开的300多人大会上,第三地委副书记王力宣布了开展“双减”运动。各乡、村都相继成立了减租减息委员会,研究了“双减”政策、方法、措施和对象。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全县“双减”方法不统一,有“二五”减租,也有“四六减租”,减息也各不相同。耀岭河区7个乡和太吉河区4个乡,共11个乡都开展了“双减”运动。全县减租290多户4000多石。水沟乡从耀岭河口到西北坪对15户地主的石稞实行了“二五”减租,减租150多石。减租减息从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势力的基础,使贫雇农负担得到削减,从而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军,1946年9月,小栗园乡有47人,耀岭河乡30多人,柳树湾乡70多人,幸福乡50多人参军,其它各乡参军的也很多,敌占区的青年也纷纷到根据地报名参军,商山支队初建时只有近200人,转移外线时,部队已扩大到800多人,加上填补伤亡、掉队人员,全县有近600人参加了商山支队。
  6、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商山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活动。1946年11月下旬,县委、县政府首次在耀岭河召开公判大会,处决了阴谋组织反革命叛乱,颠覆民主政权的旧保长叶方成、保队副刘方朝。全县共镇压反革命分子、惯匪10余名。通过镇反,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势,使根据地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1947年1月,机关部队转移外线后,国民党侵占了商山县根据地。地主还乡团对根据地的人民实行疯狂地报复,杀害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13人。烧毁乡、村干部、自卫队员、军属、积极分子家的房屋280多间,抄家300多户。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笼罩着商山县。
  在开辟和坚持商山县的斗争中,党的许多优秀儿女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些烈士中有为开辟商山县根据地而英勇牺牲的梁家湾乡乡长张志清,幸福乡乡长杨东兴,该乡自卫队长傅英豪,水沟乡自卫队孙队长;有不幸落入魔掌后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耀岭河区区长、共产党员杨森和副区长叶芳蔚、某团侯团长;有转移外线途中牺牲的竹林关区副区长方博、耀岭河区副区长水声洪;被俘后遭还乡团杀害的有柳树湾乡自卫队长上天丛,还有成百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烈士。这些人民英雄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商南人民的解放,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后人将永远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商山县是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在商南县党的历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并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中共商山县委、县政府、县支队是当时在商南县建立较早的、组织机构健全的县级机构之一,基层政权组织完善,在商南县党的历史上是首创。其次,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运动,使人民群众继苏维埃政权后,又一次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经受了革命的锻炼。再次,商山县是陕南游击队首次配合正规主力部队建立的县级根据地之一,在创建、巩固、坚持、发展根据地的斗争中,游击队自始至终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主力部队也向游击队学习了山区战斗经验,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第四,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作风深入民心,加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商山县的斗争牵制了很多敌人,支援了郧商、郧山、商南等县根据地的反“清剿”斗争。第六,商山县及整个陕南是中原部队到达这里的大后方,在地方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为党和革命事业保存了力量。第七,经过扩军,商山县有600多人参加了商山支队,一部分跟随主力过了黄河,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第八,商山县的建立与坚持,和商洛地下党的密切配合、积极帮助分不开,说明商洛地下党是纯洁坚强的,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

   三 郧商县的建立及其活动
  1946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白鲁础会议结束后,中原局宣布将军区警卫团二营和中原局、中原军区直属机关组成独立支队,由中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魏国运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军区警卫团政委吴杰任副政委。独立支队的任务是在白鲁础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就地与敌周旋,待机歼敌。
  7月24日,独立支队与四十五团政委齐勇率领的一个营会合,决定就地打游击,派干部在白鲁础一带建立区、乡政权,发动群众解决部队给养。并随即将此意见和行动方案电报中原局并报中央,中央军委复电:“只要紧紧同当地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胜利。”两天后,在龙山休息的一纵政委戴季英率部到达宽坪,说中央有新的指示,准备反攻中原。随即将3支部队组成东进纵队,向东挺进。三天后到达丹江南岸时,中原局电令独立支队和戴季英部立即到山阳五花山与中原军区会合,令齐勇部留山阳、商南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齐勇即派四十五团组织股股长徐蓬到郧(西)商(南)山(阳)边界地区建立了郧、商、山三县联乡办事处,办事处下设4个乡政府,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斗争局面。第三地委和第三分区在山阳中村成立后,办事处隶属第三分区领导。不久,上级从干部旅和各部队抽调一批干部组建第三分区郧商县等几个县,并将办事处改为蒿坪河区,徐蓬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划归郧商县,不久徐蓬调四十五团工作,易新民接任蒿坪河区委书记兼区长。
  8月,陆诚在商南县白鲁础乡马家坪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宣读了第三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方正平和第三分区司令员周光策分别代表地委、军分区签发的函令,宣布中共郧商县委、郧商县民主政府和郧商支队成立。县委由5人组成,陆诚为县委书记兼县长,潘友謌为副书记兼郧商支队政委,吴相富为县委委员、县武装指挥长兼支队长,余新为县委委员、县委组织部长,张弦为县委委员、县财粮科长。
  郧商县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和陕西省商南县、山阳县之结合部,包括现在郧西县的安家和城郊的一部分,商南县的白鲁础、梁家坟、十里坪、余家棚、石柱河及赵川之一部,山阳县的照川、晏马等地,全县总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0余人。新成立的中共郧商县委在商南县白鲁础上河村召开会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指出:国民党在郧商周围虽有军事力量的优势,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这里虽是刚开创的根据地,但是人民群众斗争经验丰富,革命热情极高。因此,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的反人民性质,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则占着优势。我们所进行的战争具有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因而必然要获得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我们能够打开局面并且坚持下去的政治基础。而且郧商地处鄂陕两省郧山商三县接壤的大山之中,便于我军隐蔽和进行游击战争。这就是我们的地利条件。另外,郧商这块地方曾是红二十五军战斗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能够打开局面并且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些客观条件完全符合我们的主观愿望,所以必须并且也能够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领导这里的人民群众向反动派斗争。会议决定,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民主建政工作。
  为了建立巩固的郧商根据地,中共郧商县委、县政府和郧商支队,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结成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发动群众建立基层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人民武装,打击地方反动分子,保卫了解放区。郧商县的主要活动是:
  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中共郧商县委成员实行分片负责制,带领武装小分队和干部到所要开辟地区,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召开村民会、士绅会和旧保甲长会,用中原突围的事实揭露蒋介石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罪恶面目,号召各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努力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希望各界民主人士充分了解共产党,拥护新政府,支援人民解放军;旧保甲长应改恶从善,替人民政府办事。在县委的领导下,通过大力宣传、动员和组织等工作,到8月底全县建立了梁家坟、蒿坪河、照川、瓜子岭、梁坪、宽坪6个区委和区政府,每个区下面建有乡政权。梁家坟区书记为陈坚、区长为刘学发;蒿坪河区书记先是徐蓬,后是易新民,区长先是习东光,后是易新民兼任,副区长为李世清;照川区书记为王锡九、区长为王文波;瓜子岭区书记为易新民并兼区长,副区长为李世清,该区后并入蒿坪河区;梁坪区书记为张弦、区长为陈坚、副书记为薛辉,该区后改称梁家坟区;宽坪区书记为薛辉并兼区长。县武装指挥部给每区派一个班的武装,作为各区建立区中队的基本力量。在一般情况下,以乡为单位开展工作。敌人围剿时,或以区为单位集中,或全部集中到县,统一行动,坚持斗争。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积极筹粮筹款支援部队。中共郧商县委为巩固已开辟的新区,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其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就是解决现实条件下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提高他们反对内战、保卫根据地的积极性。
  郧商县委根据中原解放区的经验,确定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租”的原则。地租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大部分区在1946年秋冬,进行了减租减息斗争。同时,通过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去串联和团结广大群众,启发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解除怕抽地、怕“变天”等顾虑。掌握政策,使群众学会斗争艺术。由于真正发动了群众,所以不法地主和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都遭到了失败。同时,对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稳定了斗争局势。
  郧商县地处秦岭山区,山高地薄,粮食产量很低,是个穷地方。郧商县委号召各级政权组织和部队筹粮筹款,以保证部队和地方干部能够吃饱饭并能维持必要的经费开支。筹粮筹款的原则,一般采取借粮征税的办法。具体做法是:由乡政府出面,动员地主、富农、殷实户把余粮拿出来,由乡政府开出借条,待后处理。经再三动员不交,则实行强制性的没收。这种办法得到了劳苦群众的拥护,他们积极协助乡政府和部队查富户,找粮窖,为政府和部队筹集粮食。
  筹款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在通往荆紫关的东部边沿地带和通往郧阳城、郧西城的南部边沿地带的路上设税卡,由县政府派出税务人员向来往商贩征收商贸税;二是加强汉江敌军船队运输情报工作,一旦获取敌人运输情报后,立即派县大队队长刘山率领部队到汉江边拦截国民党的过往船只,用缴获敌人的物资来补充自己。
  筹粮筹款不仅保证了郧商县二、三百名军政人员的必要开支,而且还向军区上交了一大批粮食和现款。
  坚持武装斗争。中共郧商县委领导下的郧商支队,初开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连。9月下旬,第二、第三大队奉命改编为郧山县支队,第一大队是由陕南游击队谭道鹏游击队刘山部整编而成,警卫连的前身是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二营四连。吴相富任县支队长。潘友謌任支队政委,刘山任县大队长,阙秀宝任警卫连长。
  县支队主要担负反“清剿”任务,并且经常配合分区主力主动出击。郧商支队曾三次参加攻打赵川,两次攻打中村银花,一次攻打商南县城、山阳县城的战斗。郧商支队曾全歼照川守敌,并在湘河击溃商南保安团和河南淅川保安团之联合围剿,摧毁了十数处敌之乡保武装;三下汉水截获国民党大批军用物资。各区武装负责本地剿匪任务,为地方除害。蒿坪河区委书记易新民带领蒿坪河区中队,一个多月内就消灭了井桂茂、刘秉福等五路土匪;梁家坟区区长刘学发带领梁家坟区中队一举消灭了陈启才、张佩森等三路匪徒。剿匪工作的开展,稳定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同时,对有争取可能的旧保甲队实行争取中立和策动反正工作。梁家坟保甲队长刘学焕在红军时期曾掩护过红军伤病员,中原部队来后未同我军发生摩擦。所以,县委指示梁家坟乡乡长周觉民和梁家坟区区长刘学发去争取刘部。刘保证不与人民为敌,并愿意在形势好的情况下考虑起义。刘学焕为了表示他的诚意,还送给了我军一箱子弹。我党的分化瓦解工作和统战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这对于稳定和发展郧商县的斗争局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46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向第三分区侵犯,对根据地实行疯狂的“清剿”,在郧商县赵川、照川设立据点。驻赵川之敌疯狂毒辣,搞移民并村,坚壁清野,强迫村民搬走粮食,封门撤灶。统统迁移到敌占区周围居住。东边三个区的干部往往搞不到饭吃,找不到房子住。很多人因为衣服单薄,冻伤冻病。县委将东三区的干部和部队集中到西边二个区活动。利用当地群众到郧西等地赶集,请群众给代买了近千匹土布。这些土布,经土法加工,制成青灰色服装,基本上解决了部队御寒问题。
  1946年冬到1947年2月,在郧商县委领导下,郧商县干部战士在缺粮少衣的困难条件下,以顽强的革命毅力,战胜了寒冷和饥饿,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严酷的斗争环境造就了一大批英勇不屈、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少数经不起考验,贪生怕死的人,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临阵逃脱,有的当了可耻的叛徒。1946月年9月下旬,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核桃坪乡武装自卫队队长张学良率队叛变,第二天,郧商县大队大队长刘山率县大队消灭了这支叛军,但叛徒张学良却只身漏网。后来,就是这个叛徒又纠集了其他匪徒杀害了张弦和卫生队左军医。
  1947年元月下旬,陆诚负伤住院,余新失踪,张弦牺牲,使县委五名委员仅存二人。在这非常困难时期,潘友謌临危受命,奉地委指示重新组建郧商县县委班子。县委新班子由潘友謌、吴相富、易新民、王锡九4人组成。潘友謌任书记兼县长,吴相富任武装指挥长兼支队长,易新民任财粮科长,王锡九负责照川工作。在新的县委领导下,郧商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7年2月20日,第五分区司令员王海山率部向外线转移,经郧商县委驻地白鲁础时,向郧商县潘友謌、吴相富、易新民等传达了军区关于转移外线打击敌人的指示。潘友謌将这一指示向在郧商县指导工作的第三分区副政委丁先国作了汇报。县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通知各区乡干部和部队到核桃坪集中,跟随主力行动。根据丁先国指示,县委派人到中村一带寻找周光策司令员,传达上级关于向外线转移的指示。
  2月22日上午,除王锡九和照川区委的干部和部队外,其它各区、乡干部和部队共约200余人集中在核桃坪,当天下午转移耀岭河。2月23日夜,通过西荆公路,后随主力到达卢氏县境。豫鄂陕军区第二野战纵队在卢氏成立,刘山奉命率县大队返回郧商县坚持斗争,县警卫连编入二纵,郧商县干部与原十五旅非在职干部合编为一个干部大队,待机北渡黄河。3月初,在河南灵宝县境同陈先瑞、韩东山部会合。3月9日胜利渡过黄河,与主力会师太岳。
  主力北渡后,郧商县的斗争形势更加困难。但是,斗争的烈火并没有熄灭,留下的同志仍在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梁家坟区区长、共产党员刘学发继续完成主力转移前上级交给他的策反工作任务,先后4次到刘学焕保甲队动员其反正起义。他召集邻县留下坚持的人员开会研究策略,鼓励他们咬紧牙关继续坚持斗争,迎接主力反攻。
  3月下旬,刘山率郧商县大队转移途中,在山阳县四晏坡同国民党第十五军工兵营遭遇,刘山牺牲。5月,副队长蔡和志率队叛变,当即有大队文书张宏鳌,战士陈士海、张志宏、陈永生、王登启携枪转移。5人在坚持斗争中几经周折,于8月初,张宏鳌、陈士海、张志宏在山阳县广竹山同郑远进游击队会合,11月在漫川关与南下主力会合。

   四 商南县的建立及其活动
  豫鄂陕边区所辖之第二分区,是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的落脚点,是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行政公署的驻地与活动中心。它从建立之日起,与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南下部队会师止,存在1年零1个月的时间,在保护中原局、中原军区组建新的领导机构、指导创建根据地方面,在保证豫鄂陕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安全方面,在掩护陕南工委负责人坚持地下斗争,迎接主力反攻方面,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6年8月3日,李先念在留仙坪主持召开中原部队与陕南游击队干部联席会议,将两支部队合编,并宣布成立第二军分区,决定在西安、商州、荆紫关、西峡口公路以北、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首先打开局面。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是巩德芳,政委是刘庚,夏世厚、薛兴军任副司令员。后又成立了第二地委和专署,由刘庚任地委书记,薛兴军任专员。
  第二分区的武装力量是由中原军区第三十七团两个营和陕南游击队一部合编组成,先组建了三个支队,工作全面展开后,又建立了商南支队(第二十四支队)和洛南古城支队。第二十一支队支队长由薛兴军兼任,政委为邹顺华;第二十二支队支队长为陈德志,副政委为李德清;第二十三支队支队长为魏赤龙,政委为何史挺;第二十四支队支队长为严家安,政委为刘英才;古城支队支队长为赵炳哲。
  第二分区党政军组织建立起来后,在中原局、中原军区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先于其它分区一步,就地开花,四面出击,开展了轰轰烈烈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为整个边区的开创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表率作用。
  第二分区先后建立了商洛、卢洛、商县、山商、商南、蓝洛等6个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
  1946年9月初,第二地委决定把洛南峦庄以南的龙驹寨区和卢洛县的桃坪乡划归商南县,成立中共商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和县支队。
  1946年10月下旬,中共商南县委、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在峦庄西一个山村里正式成立,同时组成了第二十四支队即商南县支队。中共商南县委常委由5人组成,刘英才任县委书记兼县长,邵耀华任县委副书记,姜明斋任县委常委、副县长,严家安任县委常委兼支队长,吕斌任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并由陕南游击队两个连和中原部队一个排组成商南支队,严家安任支队长,刘英才兼政委,谢兴东任副支队长,彭勃任政治处副主任。
  商南县主要包括今丹凤县的庵底、蔡川、涌峪、双槽、桃花铺、铁峪浦、北赵川、桃坪、梨园岔和商南县的两岔河、沙坪、清油河、曹营等地,全县总面积1900平方公里,总人口25000多人。
  全县建立了一个区和一个直属乡。龙驹寨区委书记为张东,区长为黄鹏,副区长为李霄汉。辖双檀、桃花铺、铁峪铺、武关、北赵川等乡;桃坪乡乡长为明昌武,辖梨园岔、腰庄、两岔河、清油河等地。
  中共商南县委组成后就积极开展工作。刘英才、严家安带领支队的主力在腰庄、桃坪间活动;吕斌去龙驹寨、武关间活动;姜明斋负责峦庄、桃坪工作;邵耀华负责机关工作。中共商南县委机关很精干,除了几个负责外,只有战士和警卫人员,行动灵活。县委、县政府、县支队常常住在一个村子里,便于工作和警卫。
  商南县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乡政府主要人员带着乡队武装逃到龙驹寨里,躲藏起来,暗地里派人到根据地侦察情况,并且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边区政府筹粮、筹款,杀害地方工作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县委从支队抽出一部分武装,配合各地开辟工作,控制保甲,废除国民党乡公所,建立民主政权。为了加强对旧保甲的控制,以乡为单位召开保甲长会议,宣布禁止造谣生事、扰乱社会秩序,严办通敌报密分子;限令他们每天向人民民主政府汇报情况;凡是有功者奖,通敌者惩,并给他们派了筹粮筹款任务。对于他们当中同情革命,愿和我党合作者,热情欢迎,并让其中的一部分担任了乡、村领导职务。
  乡、村组织建立后,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积极支援我军。1946年冬,第二分区分配商南县赶制数千套棉衣,动员后群众非常踊跃,提前完成了棉军衣的缝制任务,受到上级表扬。
  中共商南县委成立以前,这里公路沿线就有党的组织。中共商南县委成立后,由于还处于游击战争时期,所以地下党的组织仍严格按照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原则开展地下活动,秘密配合县委进行工作。地下党的组织不归县委领导,只通过专人和县委组织部长吕斌个别联系,书记和其它常委均不和地下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县委转移后,地下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并秘密掩护和转移了一批掉队人员。
  1947年1月,军区决定把主力集中到一起,组成野战纵队,转移到外线牵制敌人,消耗敌人。县委派县支队到龙驹寨附近,袭扰敌扫荡部队,以牵制敌人。县委、县政府、县支队带领警卫部队,转移到七盘磨一带豫陕边的大山里游击回旋,避敌主力。嗣后,又折向洛南。在峦庄西北一个山沟里宿营时遭敌袭击。县委、县政府、县支队和警卫部队被冲散。县委冲出后,单独活动于桃坪北数十里的大山里。这时,县委只有十多个人。派去袭扰龙驹寨敌军的县支队,被占领峦庄、桃坪的敌军所隔断,无法北返与县委会合。后来,该队中收编的当地农民武装在其原首领肖腾富的煽动下,一部分携械叛变投敌,其余的被敌打散。、
  中共商南县委在游击回旋中,首先与突围到第二分区的中共商山县委会合,不久又被冲散,并且一直找不到第二分区部队,陷入孤军作战之困境。敌军到处追剿这支队伍,情况十分紧急,中共商南县委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绕大圈子,回旋避敌,坚持游击。
  1947年2月27日,中共商南县委一行11人,在河南卢氏边界王家沟被敌包围,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副书记邵耀华被俘,几名干部和战士牺牲,其余的分散突出重围。突围后,书记刘英才在转移途中又不幸被俘。常委姜明斋、严家安和委员谢兴东突出重围。
  刘英才和邵耀华被俘后顽强不屈,不暴露组织和自己的身份,在受尽磨难之后,被南下解放大军营救出狱,回到了党的怀抱。姜明斋突围后同中共商山县委副书记李国有一起,历尽艰难险阻,穿越数千里躲过敌人的追捕杀戮,在香港找到了华南局党组织。严家安、谢兴东在商南县两岔河明昌武帮助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化装后安全转移。敌人围剿时,正在龙驹寨附近一个地下支部检查工作的吕斌,来不及转移,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就地隐蔽达半年左右,解放大军南下后归队。张东、彭勃等在主力北渡后,奉命在陕南坚持,一直到陈谢大军南下。
  仅仅成立6个多月的首届中共商南县委,受命于历史转折关头,拼搏于强敌围剿之中,历尽艰难险阻,创建了商南县游击根据地,打击、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南抗龙驹寨西荆路一线之敌,东御商南县城、富水关和河南之敌,背靠东秦岭坚持6个月之久的游击战,为中共商南县历史写下了光辉一页。虽然县委最后被敌打散,但革命的烈火并没有熄灭,斗争并没有停止。商南人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高举已经点燃的火炬,英勇奋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解放。

   五  湘河垴乡公所的建立及其活动
  湘河垴乡建立于1946年8月中旬,直属第三分区领导。全乡人口5000余,面积约300平方公里,位于现在商南县十里坪镇的马王沟村、大沟村和魏家台乡岩屋坪村、文化坪村及水沟乡耀岭河村、赵川镇马蹄沟村等。
  1946年7月下旬鲍鱼岭战斗后,中原部队第十三旅第三十九团第一营,在该团团长赵炳伦和参谋长黄世良率领下挺进湘河,活动于湘河、冷水河一带。
  8月初,豫鄂陕军区第三分区在山阳建立,该营奉命编为第三分区第一支队。黄世良任支队长,赵炳伦调第三分区任参谋长,该营编为第三分区第一支队后,接政委方正平指示,就地坚持,在湘河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支队长黄世良即奉分区指示,率部在以湘河垴为中心的赵川、耀岭河边缘之间活动,依靠基本群众,团结进步力量,筹备建立政权。这时,耀岭河的姜星贤、岩屋坪的金缉绪、马王沟的宋德基等开明人士和基本群众主动接近我军,日夜同我部队一块活动,介绍情况,动员群众。在此同时,团结了这一地区的一部分倾向进步的旧保甲长和地方势力。
  8月中旬,在湘河垴成立了湘河垴乡公所。经群众选举,金缉绪任乡长。这个乡直属第三分区领导。管辖范围:马王沟、大沟、马蹄沟、松树沟、金盆寨、寇家村、文家坪、岩屋坪、碓窝坪、烂泥湖、百家村、湘河垴的羊角寨等。
  乡政权建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筹集军粮。乡政府积极配合部队在全乡范围内筹措粮食,解决了第一支队300多人的吃饭问题。
  乡政府在开展筹粮工作的同时,团结并利用各界进步势力,巩固和发展刚刚诞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共同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乡长金缉绪的亲弟金缉廷,毕业于黄埔军校早期,系国民党员,因对蒋不满,返乡在湘河小学任校长。金缉廷虽未在国民党军界、政界任职,但因为毕业于黄埔,同窗遍布国民党军政各界,大部分身居要职,所以金缉廷在商南县算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并拥有一定的地方势力。国民党赵川团队队长党耀初,就拜在金缉廷门下为徒,请教治军等方面的知识。黄世良等通过其兄金缉绪的关系争取了金缉廷,金缉廷积极支持其兄的工作,动员当地富户献粮给中原部队,并通过他在各地的关系寻找中原部队掉队人员,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安全,为掉队人员归队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
  1947年3月,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北渡黄河。黄世良、黄绍九、王玉林等3人未赶上北渡黄河的主力部队,于4月25日返回到湘河脑乡,在乡干部姜星贤家中召开了最后一次乡公所会议。会议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研究部署了在特别时期的隐蔽办法。会后,通过在国民党乡公所当文书的乡干部宋德基和统战力量金缉廷的大力协助,为黄世良、黄绍九等3人化装转移提供了各方面的必要条件。4月29日,黄世良等3人从湘河垴乡安全转移出去。

第三节
根据地反“清剿”斗争

   一  粉碎敌人第一次“清剿”
  豫鄂陕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从8月下旬开始,敌军即从四处调集兵力,部署对豫鄂陕边区的“清剿”。国民党军调集了5个正规旅9个团,配合11个保安团,共5万以上兵力,于9月上旬开始,从四面向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商洛推进,对豫鄂陕边区进行第一次“清剿”。针对敌人之分散“清剿”,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9月1日致电中央,提出指导这次反“清剿”的原则是:(一)基本上还是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二)基本上是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以便保卫刚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稳住地方武装及群众情绪;(三)作战对象主要是敌地方武装及保安团。9月2日毛泽东主席以军委名义电复:“完全同意你们的计划”,并指出:“作战时,着重打保安团,只要你们用各个击破方法歼灭大部分保安团,顽正规军即被孤立,那时侯再打正规军不迟”,“你们一般应避开这些正规军,专打保安团”。
  根据中央批准的反“清剿”作战方针和指导思想,豫鄂陕军区所属部队按中原局及军区的具体部署,广泛出击,与国民党“清剿”部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第三分区利用国民党在“清剿”中正规军与保安团配合,但指挥不一致,有利于反击的特点,运用伏击、奔袭、迂回等灵活战术主动出击,着重打击国民党和反动保甲武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商南县地处豫鄂陕交界,秦岭与伏牛山间,多为崇山峻岭,河川峡谷,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胡宗南为了扑灭这里燃起的革命烈火,在龙驹寨、竹林关一线布置下第十师,在郧西城布下第十五师,在商南城布下从四川调入的第十三军,在山阳城布下第六十七师,并纠集商南的白青云、商县的罗靖华、淅川的陈重华以及郧西、山阳、郧县等地方保安团,共约数万人的兵力,对商山、郧商、商南三县进行残酷的“清剿”。为了完成“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的战略任务,开展反“围剿”斗争,各县委决定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以消灭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和反动保甲武装为主要作战目标,有计划地用坚定迅速的伏击、奔袭、迂回等灵活战术,避强击弱,有条件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分散活动的敌小股正规部队,适当地对周围县城进行牵制性的袭击,保卫根据地建设。为了加强反“清剿”的军事力量,分区部队到各县协同作战。
  反“清剿”斗争一开始,第一个战斗是攻打赵川炮楼。赵川炮楼是国民党商南县保安团营长党耀初的巢穴。楼高五层,墙厚三尺,四幢三院,坚固非常。楼内住着党耀初的团队并存放着国民党第三旅两个正规营人吃用一年的粮食和其它物资。当地群众把这座炮楼称为“阎王殿”,恨不得早日把它烧焚。8月中旬,第三分区副司令员齐勇率四十五团和郧商支队第一次攻打赵川炮楼,扫除了外围四个暗堡,打死打伤敌人40余。河南两个保安团赶来增援时,第三分区部队撤出战斗,由塘池过八道河回到四十亩地。9月16日,齐勇、许道琦等率四十五团一部、三十九团第一营、郧商支队第二次攻打赵川炮楼,歼敌一部后回兵郧商。9月下旬,刘山率郧商县大队到郧西县汉江边拦截国民党官商船只,缴获了一批布匹、棉花、食盐和红白糖。9月,国民党一个保安团和一部正规军侵犯中村,郧商支队配合郧山支队、分区一支队,将来犯之敌击溃,保卫了根据地。10月,郧商支队配合分区主力第三次攻打赵川炮楼,遇敌正规部队防守,立即回兵向西,出其不意攻克照川,全歼守敌两个中队。敌为报照川之仇,国民党十五军出动一个团的兵力突袭郧商县委驻地马家坪,县委领导和机关干部在群众的帮助与掩护下全部撤离脱险。10月中旬,国民党西荆公路剿共司令白青云指挥两个保安团对商山县根据地进行“清剿”,第三分区司令员周光策亲率第一支队、郧商县大队、郧山支队、商山支队,前往太吉河、毕家湾一线堵击,于武关河口歼敌一个连,摧毁武关至商南县城附近公路沿线之土顽碉堡数座,缴获长短枪100余支。白青云余部狼狈逃回城中,慌慌不可终日,闭城死守,不敢出城一步。10月下旬,郧商支队配合四十五团一个营于山阳县将军石沟元疙瘩岭伏击国民党第十五军运输大队,缴获轻机枪10余挺,步枪200余支和一批军服军粮后,连续作战,奔袭郧西瓜子岭祖师店,消灭了郧西保安团两个中队,毙敌20多人,俘虏150多人,缴获机枪4挺,长短枪160余支和数千发子弹。10月,国民党商县保安团侵犯郧山县中村和郧商县白鲁础,分区第一支队奋起反击,击溃敌人一个营。我军乘胜追击,扫除了竹林关一带的敌人据点。11月,第三分区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周围敌人占据的县城,目的是打击敌人锐气,牵制敌军,使敌人不得不用相当数量的兵力守城,从而削弱了敌人下乡进山“清剿”的力量。11月初,第三分区主力和郧商支队一部围攻山阳县城;中旬,郧商支队配合四十五团扫荡郧西县城外围据点,捣毁了敌人一个区公所,消灭了敌区中队。11月25日分区主力以及郧商、商山支队攻打商南县城,毙伤敌人100余名。同月,郧商支队配合分区主力,包围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驻照川两个团,断敌给养,迫使敌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不得不从照川撤走。与此同时,国民党商南县保安团侵犯郧商县梁家坟区,郧商县独立连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掩护县、区机关安全转移。在商山县,胡金声率商山支队第二大队,一天之内首先捣毁国民党青山乡公所,继而又连续作战,奔袭河南西坪罗家庄,全歼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11月下旬,国民党地方保安队陈启才部袭击设在梁家坟的第三分区卫生院,左军医牺牲,县大队教导员董勇爱人被俘。梁家坟区区长刘学发奉分区命令带县大队三个班及四十五团一个排消灭该股敌军,营救被俘人员。刘学发率部队在茅草坪寨子里消灭了陈启才匪部,同时消灭了另一股土匪张佩森部,救回了我军被俘人员和其他4名群众。第三分区卫生院遭敌袭击后不久,原国民党宽坪保保长黄胜美纠集湖北郧西一支保安队突袭郧商县小川乡政府,乡政府一名女干部被俘。数日后,该乡副乡长柳禾带领小川乡自卫队全歼该股保甲武装,救回被俘的女干部,俘虏保长黄胜美,将黄处决于山阳县雷氏沟。
  据不完全统计,在9、10、11三个月反“清剿”斗争中,在豫鄂陕边区共进行较大的战斗近30次,毙俘敌团长以下150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清剿”斗争的重大胜利。

   二  内外线配合作战,开展第二次反“清剿”斗争
  第一次“清剿”失败后,国民党当局从1946年11月下旬开始到12月底又先后调集9个正规旅和17个保安团,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清剿”,为其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扫除后顾之忧。他们以第八十三旅、第十旅、第二十旅及第十三旅自旬阳、郧西由南向北压缩;第一三五旅、第六十四旅自镇安、柞水由西向东压缩;第一四四旅、第八十四旅、第二十四旅等自陇海路由北向南转东向西压缩,向我豫鄂陕根据地发动更加疯狂的“清剿”。此时,国民党商南县保安团借机纠集邻县保安团配合国民党正规军,采取步步推进、建立据点、严密封锁、移民并村、恢复保甲、分区扫荡、捕杀干部等反动措施,企图将郧商、商山两县机关、部队消灭于长坪公路以南地区,将商南县机关、部队消灭于路北地区。
  在敌人大举“清剿”和反复“扫荡”的情况下,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活动日趋困难。为了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12月28日,豫鄂陕边区党委在庾家河石门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国民党大规模“清剿”的实际情况和在第一次反“清剿”中第四分区在豫西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经验,决定组织野战部队,东进豫西,诱敌东顾,分散敌之兵力,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争取打开一个新局面。中共豫鄂陕区委和豫鄂陕军区发出《关于建设野战支队的决定》,要求每一个野战支队应有一个正规营为骨干,整编一定数量的游击队参加,不少于1000人。同时,还对野战支队的组织及编制、番号,健全指挥机关与干部配备,建立各种制度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在组织野战支队的基础上,组织区乡武装,以对付少数土顽,掩护地方开展工作。
  在边区组织野战支队的同时,国民党第八十四旅之二五O团已占领卢氏县西之木桐沟,二五一团已占领庾家河与上庄坪,除用主力一部向根据地腹地“清剿”外,并有调动兵力“追剿”豫鄂陕军区向外线转移部队之态势。为使内外线作战有机配合与分散敌人,争取外线部队作战时间,豫鄂陕军区发出《关于内外线作战的方针》,令各分区切实注意掌握当前情况外,决定第一、二、三、四分区内线作战之部队由陈先瑞、韩东山统一指挥,组成几个作战单位,以便在内线积极打击敌人,第一、二分区就近积极行动。第三分区认真整理游击队,特别是野战支队,并派出专人主持帮助工作,突击解决财粮征收和发动群众,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群众基础,以对付由汉水北渡两郧地区的国民党第一四一师,扫除腹地之土顽。第三分区的党政领导亦分赴商山、郧商等县,率领各县机关、部队出没于高山峡谷,转战丹江两岸,进行坚决的反“清剿”斗争。
  1947年1月4日,中原局向豫鄂陕军区发出《关于反“清剿”斗争的指示》指出:为了粉碎敌人大规模“清剿”计划,在军事上可考虑立即由第二、三、四三个军分区中抽调二三千人的主力,迅速地主动进入豫西地区行动一次,争取打开局面,扩大我之机动区,吸引陕南敌军。1月8日,中共豫鄂陕区委和豫鄂陕军区根据中原局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野战纵队,以第二、三、四三个军分区主力5000余人为基本力量,组编为第五、六、七、八、九、十共六个支队,由黄林任司令员,方正平兼政委,夏世厚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翁可业任政治部主任。野战纵队由豫鄂陕军区直接指挥。1月15日,在文建武、汪锋率领下由根据地腹地东进,向豫西之南召、鲁山地区挺进,跳出敌之“清剿”圈,在短短半个月之内,七战七捷,连续攻陷豫西之据点。
  在野战纵队东进豫西的同时,决定:第一、二、三、四军分区内线部队根据豫鄂陕区党委和军区的决定,由陈先瑞、韩东山统一指挥,内外线密切配合,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大量消灭敌之有生力量,保证了野战纵队在豫西七战七捷,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清剿”。

   三 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中共豫陕工委(商山工委)及陕南支队
  1947年3月初,跟随军区野战纵队转战到陇海线附近的商山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胡金声,奉陈先瑞司令员命令率第二大队返回商洛一带,一方面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北渡黄河;一方面寻找、收容掉队人员,坚持根据地斗争。军区野战纵队决定将商山县支队第二大队改编为豫鄂陕边独立大队,补充了人员和武器弹药,并从第五分区抽调营教导员高富荣任独立大队教导员,胡金声任大队长。
  3月上旬,在卢氏双槐树后方医院养伤的原商山支队队长罗孟刚、洛北支队副支队长毛凯和原河南军区情报科长葛天民会合,在后方医院政委陈纪有、院长张开祥的支持下,以医院40多人的警卫排为主,将60多名伤病员和30多名医护人员组成游击支队,在豫陕边卢氏县一带活动。3月中旬,在商南腰庄和胡金声率领的豫鄂陕边独立大队会合。
  1947年4月初,为了统一领导,在卢氏县五里川,罗孟刚、毛凯、陈继有等团以上党员干部开会商定,决定成立中共豫陕工委(即商山工委),罗孟刚任书记,毛凯任副书记,陈纪有、赖鹏任工委常委,商毅、张开祥、葛天民为工委委员。为了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工委随之决定,以豫陕边独立大队的武装为基础,成立陕南支队。罗孟刚兼任支队长,陈纪有兼任支队政委,赖鹏任支队副队长,毛凯兼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第一、二两个大队,共400多人。不久,卢灵洛工委副书记祝铭及委员余裕华在卢氏县毛河与豫陕工委会合。豫陕工委召开工委会议,决定增补祝、余为豫陕工委委员。中共豫陕工委建立之后,率领陕南支队活动在豫陕边的腰庄、曹营、毛河、胭脂河、桃坪一带,在形势紧张、生活艰苦、战斗残酷的情况下,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陕南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胡金声带领大队奉命到西荆公路沿线的永青、富水等地的大地主、大商号、大作坊征收游击税和预借粮、棉、布等,袭劫国民党的运输车辆,为部队解决衣食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使陕南支队吃穿问题基本解决。同时,在豫陕边一带发展“钉子户”,依靠人民群众传送情报,养护伤病员。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避,白天在山洞隐蔽,晚上下山活动。打到哪里,宣传工作做到哪里,使所到之处的群众都知道共产党的军队还在战斗,使广大群众受到鼓舞。人民群众主动给支队通风报信、送情报、安排吃住、养护伤病员。豫陕工委和陕南支队如鱼得水,活跃在豫陕边,同敌人兜大圈子,在运动中发挥能藏能打的特点,避实打虚,使敌人的小股部队不敢轻举妄动。陕南支队的游击活动使国民党很不安宁。5月,敌纠集卢氏、商南、洛南三县保安团约二三千人,对豫陕工委和陕南支队实行联合“围剿”,并采取步步逼进的战术,使支队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且部队伤亡减员十分严重,仅存120余人。为保存实力,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工委决定立即分三路跳出敌人包围圈,深入敌后隐蔽活动。书记罗孟刚率一部向山更大、林更密、沟更深、路更险的商南腰庄、两岔河、曹营一带转移隐蔽;毛凯率一部在豫陕边一带群众中隐蔽活动;商毅带两个排刚跳出敌人的合壁重围,在新界和六条岭东侧的西荆沟与敌遭遇,战斗中商毅重伤被俘。不久,毛凯等人在两岔河与罗孟刚会合。罗孟刚率领工委和支队穿行于深山老林中,野菜野果充饥,光着脚板在荆棘中行走,派往山下找粮的战士不是迷失方向饿死在山林中,就是被敌人杀害。部队继续减员,斗争愈来愈残酷。
  为缩小目标,便于隐蔽,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对中原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精神,决定动员体弱有病的商洛籍战士投亲靠友暂时隐蔽;其余人员化整为零分散到腰庄、两岔河、曹营、毛河一带隐蔽,有事集中,无事分散。为了在这一带站稳脚跟,罗孟刚在当地基本群众屈万福的建议下,按照当地风俗,和陈纪有、毛凯一起,与卢氏毛河的李文俊、王国珍、王天荣和两岔河后山村的屈万福、陈登荣、王承德等16名当地基本群众或开明人士焚香盟誓结拜为把兄弟。把兄弟们同心协力为工委和支队筹集粮食,李文俊献出家中10石稞租,陈登荣从自己家中和亲朋处筹措粮食2000多斤,屈万福以烧酒名义通过保长吕正德借了保甲稞租粮3000多斤。在把兄弟们帮助下,粮食问题解决了,工委把分散在附近的47名干部战士集中到后山村隐蔽休整。部队稍作休整后,7月初,由胡金声率小分队寻找战机,主动出击,为百姓除害。一次抓到了一个联保主任作人质,换回银洋100元,土布40匹,粮食数千斤。曹营一个姓吕的恶霸,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奸占村女、无恶不做。小分队把这个恶霸从村妇被窝里拉出来,当场处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虽然部队生活困难,但从未忘记人民军队的职责,把征缴的一部分粮食、布匹分给了当地穷苦百姓,至今,这一带的群众还念念不忘。
  罗孟刚率豫陕工委和支队干部、战士在商南北山历尽艰险,坚持斗争8个多月,直到1947年9月12日四纵十二旅攻克卢氏城,才率领所部回到部队。

   四 商南人民在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在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商南人民在根据地各县委的领导下,鱼水相依,并肩战斗,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中原突围北路主力部队被国民党军10个师以上兵力追击堵截,连续突围5次,一律取关隘小道前进,一个月内食不得饱,居不得安,伤员颇多,病员犹多,困苦之状,“决不亚于上次长征后一阶段”。商南是突围部队入陕第一个落脚点。当行至白鲁础时,中央委员、中原局代书记郑位三,中央候补委员、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等因身体状况,交陕南游击队护送到山阳县龙山桐木沟群众朱达德家。不能随军的伤病人员,一进入商南就地安置在群众家中。仅商南县白鲁础范家山4户人家就养护了17名伤员。这一时期,商南各地群众养护伤病员400多名。
  解决部队给养,是根据地建设初期的头等大事。商南山区本来就地瘠民贫,加之反动派的残酷剥削,人民群众困苦不堪,后方供给十分困难。1946年入秋后,中原部队干部战士仍然身着单衣,上级指示各部队抓紧进行过冬物资筹备工作。当时,各分区和各县的财政都是空白,依靠缴获和筹措都是有限度的,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在这困难时期,刘山无私地把当年5月在商县孝义湾缴获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的数亿元关金票和金银分别交给了第三分区和郧商县委。郧商县委动员根据地群众到郧西、郧阳、荆紫关、山阳城等地购买土布、棉花,解决部队过冬的冬装。蒿坪河群众吴茂珠,串动亲邻为我军代买了近千匹土布。各区、乡政府动员妇女们组织起来为部队缝制棉衣,做军鞋。郧商县在小川乡办了一个被服厂,全乡妇女争着领任务,将近一个月时间,赶制了1000多套棉衣,缝制了1000多双军鞋,一位姓陶的妇女一人就上缴了12双军鞋,为一部分部队解决了御寒问题。1946年冬,第二分区分配商南县赶制数千套棉衣,动员后群众非常踊跃,提前完成了棉衣缝制任务,受到第二分区通令嘉奖。同时,一些基层政权还成立筹粮委员会,采用粮多多借,粮少少借的办法动员当地殷实富户把余粮借给部队。根据地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支援部队,仅商山县从1946年8月到1947年2月,共征、借粮食80多万斤以及一批土布、棉花、现金。其中,商山县幸福乡富裕沟村筹粮5万多斤,筹粮委员张发义一人就筹了1.7万斤粮和300多双草鞋。各地政府将筹集的大量物资、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到部队,解决了部队衣食困难。各县根据地人民群众还积极支援前线战斗,郧商支队攻打赵川炮楼,余家棚至李家湾一带一夜之间组织了一支上百人的担架队,帮助部队运送伤员。
  在开辟和坚持豫鄂陕边区的斗争中,党的许多优秀儿女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留在了商南土地上。这些烈士中有为开辟根据地而牺牲的第十五旅四十五团团长、原红七十四师六团团长汪世才;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政委蒋洪均、参谋长朱佐夫;有宁死不做俘虏的郧商县委委员、梁坪区委书记张弦;有不幸落入魔掌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某团候团长、柳树湾乡自卫队长上天丛、耀岭河区区长杨森、副区长水声洪、叶芳蔚;有转移外线途中牺牲的竹林关区副区长方博;有在坚持根据地内斗争中牺牲的郧商县大队大队长刘山等,还有数百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烈士。这些为了商南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先烈将英名长存,永垂不朽!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郧商县、商山县、商南县、商山工委、湘河垴乡在商南县党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和深远的影响。根据地各县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豫鄂陕区党委和军区的领导下,同邻近的郧山、山阳、商洛、卢洛等县一起,牵制了国民党12多万正规军和数万地方保安团,在根据地内和外线作战中,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消灭了国民党大量的保安团和正规军。在东至淅川县荆紫关、郧县西北部,南至郧西县河夹、城郊,西至山阳县照川、丹凤县龙驹寨、北至卢氏县五里川、丹凤县灰池子、商南县腰庄、曹营的各大区域内,先后建立的郧商、商山、商南三个县和商山工委、湘河垴直属乡,成为豫鄂陕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既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做出了贡献,又密切配合了华北、华东战场的胜利作战,而且还保存发展了一大批革命力量,在豫鄂陕革命斗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六章
豫陕鄂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组织在商南
(1947年7月-1949年9月)

第一节
解放大军反攻南下创建豫陕鄂革命根据地

   一  解放大军反攻南下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北渡黄河在山西晋城待命的豫鄂陕军区部队7000余人,经过整训和补充后,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部队改编时,将500多名陕南籍干部、战士组成的豫鄂陕军区教导团与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合编为第三十八军教导团。中央军委先后任命李先念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汪锋、陈先瑞分别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委、副军长。
  194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大反攻阶段的形势,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第八纵队一部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组成作战集团,统归四纵指挥,执行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陕南,建立豫陕鄂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进军陕南是人民解放军经略中原、夺取西北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指挥了这一重要军事行动。1947年7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靖边县小河村接见四纵司令员陈赓时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制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四纵所部渡河南进后,首先攻占潼关、洛南、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宗南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造豫陕鄂边区根据地,作为大西北之一翼。陈赓等决定由四纵十二旅和三十八军十七师进击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
  8月24日,根据中央军委:“以一部出陕南,开辟陕南根据地”的指示,四纵十二旅在旅长刘金轩、政委李耀的率领下,由河南济源县小教口强渡黄河;三十八军十七师在师长张复振、政委梁励生的率领下,由山西平陆县茅津渡渡过黄河,分别向豫陕鄂地区挺进。
  8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陈赓、谢富治等渡黄河后,兵分两路,“以一部攻占洛南、商县(今商州区、下同)、商南,切断西荆公路迫使胡(胡宗南)军一部向陕南布防”①。9月2日,中央军委又电令陈赓等部:“主力西进,相机攻取陕县、灵宝、阌乡、卢氏、洛南、商县、商南七城或七城中之几城,着重扫除七县乡村中之反动武装”。①9月4日,中央军委再次电令陈赓等时指出:“陕南、豫西南各县似甚空虚。……四纵全部划分两路,一路取捷径出陕东南,相机攻取洛南、商县、商南、荆紫关诸城镇;一路出伏牛山,相机攻取卢氏、淅川、内乡三城。……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②。此后,中共中央军委又多次电令陈赓等:“攻取洛南、商县、商南、山阳诸城,肃清反动,发动群众,援助陕南游击队,建立豫陕鄂革命根据地”。
  在军事进击的同时,为加强对陕南解放斗争的领导,在太岳解放区成立的以陈赓为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的中共豫陕鄂前线工作委员会,决定组建中共陕南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商洛地区的解放斗争。9月16日,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委汪锋、军长孔从周在河南灵宝五原镇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宣布前委决定,刘庚、孙光、杨克组成中共陕南工委,刘庚任书记。其主要任务是开辟陕南,建立豫陕鄂根据地,首先在商洛地区开展工作。中共陕南工委根据前委的决定和指示,集中三十八军教导团中陕南籍的干部、战士组成陕南独立团,配合主力,挺进陕南,在商洛地区坚持斗争,牵制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南进。
  在中共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下,第四纵队第十二旅、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和中共陕南工委率领的陕南独立团即刻行动,分路向商洛进军。9月29日,十二旅、十七师、陕南独立团和陕南游击队胜利会师于龙驹寨,从此,揭开了包括解放商南在内的解放全陕南斗争历史新的一页。
  会师当日,由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陈先瑞主持在商洛镇召开有十二旅、十七师、陕南工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商定由十二旅负责丹江以南地区,向山阳、镇安、鄂西北进击,在鄂陕边开辟根据地;十七师负责丹江以北,在豫陕边发动群众,牵制敌人,掩护十二旅在丹南鄂陕边地区展开,策应陈、谢主力在豫西的作战行动,并配合陕南工委在豫陕边特别是在商洛地区开展工作。
  1947年9月下旬的商洛一带,秋雨连绵,丹江河水暴涨,十二旅南进受阻,遂由十七师负责牵制敌军,掩护十二旅向东转移。

   二  中共商山工委与十二旅会师卢氏县城
  解放大军在渡河南下前,李先念副司令员曾嘱托陈赓、谢富治,进入豫西、陕南、鄂北后要不惜代价寻找留在豫鄂陕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干部、战士,要把他们带回部队或安排在新开辟的地方工作,这是一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和火种。奉命进击豫西、陕南、鄂北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强渡黄河进入豫西后,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寻找原豫鄂陕军区留下坚持斗争和掉队的人员。
  坚持在商南两岔河、腰庄、曹营一带的中共商山工委在远离主力,同时又无法同商洛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情况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打退了国民党商南、商县、洛南和河南卢氏四县敌保安团先后多次进攻。但是斗争环境愈来愈残酷,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外面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1947年8月底,中共商山工委召开会议,对当前的形势进行认真分析后,决定立即派人去陕北向中央汇报,以便尽快回归主力或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于是派两岔河后山村“堡垒户”群众、罗孟刚的拜把兄弟屈万福化装成贩斗笠的小贩去陕北。屈万福在商南城附近瓜山村置办好货物,准备动身去陕北时,附近的卢氏群众说,共产党的大部队从灵宝向南快打到卢氏城了。工委决定暂时取消陕北之行,让屈万福先去卢氏探明情况。9月10日,屈万福赶到卢氏城附近一个认识的盐商家住下,以贩盐为由打听卢氏城情况。当晚十二旅攻城战斗打响,两个多小时后,枪炮声停止,不久有人到盐商家说解放军已占领卢氏县城。第二天一早,屈万福就进城去和解放军联系,一位军队干部接待了他。屈万福从鞋帮里拆出罗孟刚的信件交给这位军队干部,军队干部看完信后,让屈万福回去转告罗孟刚在10日内把队伍带到卢氏城。
  屈万福回去后把情况告诉了罗孟刚。罗孟刚和陈纪有、毛凯等主要领导进行了商议,决定由罗孟刚和陕南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胡金声亲到卢氏城查探虚实,工委和支队工作由陈纪有暂负全责。9月12日,罗孟刚、胡金声在卢氏城南十里铺见到了十二旅部队,由一位营教导员陪同进了卢氏县城。十二旅旅长刘金轩、政委李耀亲自接见了罗、胡二人,罗孟刚汇报了中共商山工委、陕南支队半年多来在豫陕边一带坚持斗争情况、现有人员情况和敌军在这一带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十二旅首长听完汇报后指示罗、胡立刻返回,集中所有人员到卢氏城同十二旅会合。刘金轩旅长叫后勤处送来600块银元,让罗孟刚结付半年多来在后山村一带吃人民群众的菜粮款项。
  9月15日,罗孟刚、陈纪有等率商山工委、陕南支队共47名干部战士离开后山村,前往卢氏城。后山村群众依依不舍,像当年送别红军那样,一直把队伍送过山梁。沿途十二旅部队驻地搭彩门,张贴、刷写标语,当罗孟刚等带队经过时,部队和当地群众夹道迎接,高呼“欢迎坚持陕南斗争的英雄们归来!”“向坚持陕南斗争的英雄们学习、致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刘金轩旅长、李耀政委亲到城外迎接。望着这支衣衫褴褛但士气旺盛的队伍,旅首长非常激动,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当晚,安排理发、洗澡、换装后,旅政治处主任谭友夫宣布旅党委决定,罗孟刚等31人到四纵待命,陈纪有、毛凯、胡金声等16人到中共陕南工委报到分配工作。
  卢氏城会师的重要意义在于,当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久经革命锻炼的商南人民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节衣缩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护了一批革命骨干。保留下来的47人中有13名团职以上干部,26名营连职干部,这批人员为革命出生入死,在解放后有二人被授予少将军衔,一大批担任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职务。更在于,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为应付特殊的历史环境而诞生的中共商山工委和陕南支队,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的高度革命自觉性和严格纪律性,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拖不垮、砸不烂的“铜豌豆”精神。
  会师后不久,十二旅根据罗孟刚提供的情况,攻取河南陕县后,从狱中营救出了负伤被俘的商山工委委员商毅等四名人员。

   三  十二旅首克商南县城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切断西荆公路,迫使敌军向陕南布防”的作战部署,十二旅东进途中,于10月1日攻克要隘武关,尔后迅速向东进击,直取商南县城。
  1947年10月1日上午,十二旅前卫部队第三十五团进抵商南县城附近,下午5时,十二旅旅部和三十四团、山炮大队到达城西党马店集结,三十六团于清油河一线布防,阻击东犯之敌。三十五团进抵县城附近后,迅速派侦察排和六营占领东岗一带高地。晚7时,三十四、三十五团对县城实施包围。
  当时,驻守商南县城的是国民党四区(今商洛市)保安第一大队白青云所部。十二旅连克夜村、龙驹寨、武关后,商南守敌十分惊慌,加强战备部署,除增派两个连兵力驻守县城西南制高点虎坡外,并在城外构筑了防御工事,妄图与人民解放军进行顽抗。白青云见围城解放军阵势强大,来势凶猛,自知不是对手,于是,当晚趁十二旅还未形成合围之前,和国民党商南县县长戴季心等要员一起,率部从南门仓慌出逃。敌军刚出城,便受到十二旅围城部队堵击,敌军大部退回城里。只有白青云、戴季心、冯允恭等50余人在驻守虎坡之敌掩护下从二道河向龙窝方向逃去。
  夜晚不利于攻城,十二旅决定当夜占领虎坡,控制县城,待次日攻城。城西南虎坡居高临下,俯瞰全城,自古有占虎坡即可得县城之说。10月1日夜10时许,三十五团一个连在夜幕中悄悄向虎坡上的敌阵地运动。山上工事里的敌人为了壮胆,不时朝山下打冷枪,子弹从战士们的头顶上嗖嗖而过,指战员们凭着过硬的夜战摸敌本领,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到敌工事附近,待敌人发觉时已离他们不到30米远了。敌人慌忙进行抵抗,但为时已晚,一排排手榴弹在敌军战壕中炸响,大部分敌军顺着战壕从东面下山朝南逃离,少部分溃散于鸡公峪一带。晚12时,攻占虎坡战斗结束,毙伤敌军20多人,俘敌30多人。
  10月2日上午8时,攻取商南县城战斗打响,三十四团二营担任主攻,三十五团一营从东面佯攻,山炮大队以炮火配合。首先山炮大队以两发炮弹将西北角城墙轰开了一个缺口,二营在轻重机枪掩护下攻入城中。敌保安第一大队是白青云收编的地方反动保甲武装和土匪队伍组成,主帅已逃,众贼无首,城中守敌纷纷缴械投降,只有少数惯匪、兵痞凭借街道、巷道、院落负隅顽抗。二营与零散顽敌展开激烈巷战,逐街逐巷逐院落击歼残敌,整个战斗于10时结束,共毙伤敌军100多人,俘敌200多人,缴枪300多支。
  十二旅攻取商南县城后,立即派出若干宣传小组,用广播筒沿街宣传解放军关于保护学校、保护工商业和保护市民的政策,张贴安民告示,散发传单,号召群众安心生产、生活,动员商号店铺开门营业、学校复课。入城部队除旅部入住原国民党县政府院内,卫生队和伤病员安置在西街会馆外,其余部队均在街道两旁宿营,十二旅严令部队不许惊民扰民。群众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消除了惊恐与顾虑,城里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当天下午,所有店铺开门营业,学校复课。
  敌军为长期守城作准备,在城里囤积了大批粮食、弹药和布匹,按照刘金轩旅长指示,部队将一部分粮食和布匹发给了城里及附近的穷苦百姓,其余补充部队给养。十二旅派出纪律检查工作队,在县城里调查了数十家商铺和居民,仅在西巷发现一战士帮群众挑水时不小心摔坏了一只桶,没有照价赔偿外,其余未发现损坏或缺少东西的。当即工作队给损坏水桶的群众进行了赔偿。群众感动地说:“当年的红军队伍没走样”。部队官兵露宿街头,人民群众实在过意不去,硬是把女战士和身体差的战士拉到屋里住下。
  从9月27日十二旅打下夜村,到10月2日攻取商南县城,前后五六天时间,西到夜村东至富水百余公里的西荆公路路段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特别是攻克商南县城,给关中和商洛的国民党统治者以极大的震动,严重地威胁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西安,使正在忙于应付陕北战场的胡宗南连连向南京告急,请求调兵支援。蒋介石火速从武汉空运整编第六十五师到陕西,连同从关中抽调的第三十八旅一起开赴陕南,以阻止十二旅和十七师解放陕南的行动。
  十二旅攻取商南县城后,丹江河水继续暴涨,部队仍无法渡河;国民党军又尾追而来,敌我兵力发生了变化,敌军兵力大我于数倍;加之十二旅、十七师过黄河后一个多月来战斗频繁,部队过于劳累,并有一定的伤亡;更主要的是建设根据地的思想、组织、物质等各方面的工作还未及完备。因此,四纵电命十二旅、十七师主动从商南县和龙驹寨撤出,北返豫西卢氏作短暂休息,准备待机再进陕南。10月4日,十二旅三十六团从清油河经腰庄进入卢氏,三十四团从富水经松树沟达卢氏,旅部和三十五团、山炮大队从县城经曹营达卢氏。十二旅进入卢氏后在五里川至朱阳关一带暂作休整。十七师于龙驹寨完成阻击敌军,掩护十二旅撤离任务后,亦转移到卢氏县官坡、兰草一带休整。

   四  中共陕南工委第二武工队在商南初创局面
  主力部队东撤,敌军重兵压境,形势十分严峻。1947年10月9日,中共陕南工委在今丹凤县峦庄及时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如何面对这一严峻局面和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要尽快在西荆公路以北、西到商县板桥、东到河南省边界,建立游击根据地,从独立团抽调兵力组建第一、第二、第三武工队。其中第二武工队是由陕南独立团参谋长陈寿益带领独立团一个排和毛凯、胡金声带领的原陕南支队为基础组建的,陈寿益任队长、毛凯任政委、胡金声任副队长,具体任务是在今丹凤峦庄、商南两岔、腰庄、曹营、卢氏毛河、胭脂河一带发动人民群众,打击土顽势力,建立区乡民主政府。11月7日,桃峦区人民民主政府成立,亦称三区或东区,辖今丹凤桃坪、商南县两岔河、腰庄、曹营等地。严敏任区农会主席,李正文任区长。
  为加强党的领导,中共陕南工委决定成立第二武工队党委,统一领导第二武工队活动区域内的党、政、军工作。毛凯任党委书记,严敏任副书记,陈寿益、李正文任委员。
  第二武工队抽出部分干部战士和区政府干部编成工作小组,分头发动群众,逐步摧毁国民党地方保甲制度,建立基层民主政府。10月底建立了腰庄、七盘磨等五个乡政权,在两岔河、曹营建立了过渡性质的两面政权组织。11月上旬,第二武工队和桃峦区政府在两岔河召开群众大会,附近几十里路的群众都参加了,到会群众3000人,把孙绍泰、孙绍康等五户恶霸地主的全部财产分给了群众。在曹营街召开贫农团会议,没收了三户地主的财产,分给了当地群众。通过群众大会,打击了反动势力,发动了群众,扩大了区乡民主政府和武工队的影响。
  为使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更迅速、更扎实地开展起来,11月7日,中共陕南工委就如何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在七盘磨召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工委书记刘庚就有关问题讲了具体意见。在群众工作方面,他指出,我们是否能站住脚,坚持斗争,能否建立起根据地,群众工作是关键。我们的全部工作是争取群众。在一个地区活动时,要找基本群众发展贫农团,使群众能和我们配合,随我们行动。要用群众力量肃清山沟内的反动分子,摧毁反动社会基础。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他指出,要以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峦庄为据点,巩固桃坪、腰庄、两岔河、曹营、毛河乡政权,政府主要作群众工作。要在川道边沿区我不能控制的区域里搞两面政权。七盘磨会议后,工委派政治工作队队长董巩到腰庄、两岔河、曹营一带协助第二武工队和峦庄区开展工作,使摧毁敌之政权建立民主政府的工作在商南县西荆公路以北地区迅速发展,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也日益增多。
  1947年10月下旬,中共豫陕鄂前线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豫陕鄂边区第二分区。11月15日,正式宣布第二地委、第二专署、第二军分区人员组成命令,同时宣布撤销中共陕南工委。第二武工队、桃峦区及腰庄、七盘磨、两岔河、曹营等乡政权随即归属二分区领导。1948年2月,第二武工队编入第二军分区警卫连,5月,桃峦区人民民主政府划归商南县管辖。
  第二武工队,在十二旅、十七师暂时东撤,国民党军压境之情况下,紧紧依靠陕南工委的领导,发动群众,灵活机动出击,打击敌顽,采取多种形式建立政权,经过短短2个多月的辛勤努力,初步在商南北山地区打开了局面,创建了一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站住了脚跟,为圆满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创建豫陕鄂根据地的指示,从思想、组织等方面进行了落实,为商南县的最后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山商县的建立与活动

   一  十二旅进军鄂陕边
  1947年11月18日,前委在河南省南召县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豫陕鄂后方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地方党、政、军组织的组建工作,直接负责建立豫陕鄂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八个分区,其中商南县丹江以南属第四分区,以北属第二分区。第二地委由王力、孙光、石金河组成,王力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孙光任军分区司令员,石金河任豫陕鄂边区第二专员公署副专员,薛兴军任军分区副司令员。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十二旅在河南卢氏县五里川、朱阳关、双槐树作短期休整后,在十七师和陕南独立团的配合下,于1947年11月初从卢氏五里川出发,兵分三路快速西进鄂陕边地区,右路以三十六团为主,于11月10日攻占山阳;左路以三十四团为主向鄂西北前进,12日夺取漫川关、上津镇;中路由第三十五团部分部队和旅直属队组成,向镇安与山阳之间的米粮川前进。16日第三十四团解放郧西城,17日第三十六团攻占镇安县城,19日第三十六团挥师东进,与旅直机关和第三十五团在米粮川会合。十二旅党委原计划以米粮川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此地村小地少人烟稀,山高路险交通闭塞,部队食宿困难,更不利于领导机关在这里指挥作战,距离四纵队主力和协同作战的第十七师较远,但和国民党军胡宗南指挥的第六十五师驻地较近,旅党委经过认真分析,反复讨论,下决心转移根据地中心,在鄂陕边扎根。旅指挥部立即行动,11月30日旅直和第三十五团、三十六团等进入湖北省郧西县黄云铺地区,决定以郧西、郧县和丹南山阳及商南赵川一带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随即,十二旅在鄂陕边一带展开了打击土顽势力、摧毁敌政权、建立根据地的斗争。
  1947年12月上旬,敌六十五师一部和地方团队2000多人向丹北游击根据地发动“清剿”。十七师在豫西粉碎敌人的包围后,经商南白玉渡过丹江,到达竹林关一带休整。

   二  攻克小百岩河岩洞天险
  十二旅工作在鄂陕边一带展开后,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肃清反动,发动群众,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决定首先打掉在鄂陕边一带颇有影响的党耀初匪部武装。
  党耀初,原名党万炳,商南县赵川镇马蹄沟人,早年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商南县保卫总团,任该团三营营长,1934年叛变投敌,先后任国民党商南县民团中队长,国民党商南县参议、国民党商南县保安团营长等职。曾多次参与袭击和“围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红七十四师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郧商县、商山县、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及革命武装,杀害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与周围封建反动势力相勾结,敲诈勒索,祸害百姓,无恶不作。为维护其在鄂陕边一带的统治利益,他先在赵川街筑起了一座三重院落,高达五层的土木结构炮楼。后又在距赵川镇西20余华里的小百岩河岩洞构建天险巢穴,妄图据险死守顽抗。小百岩河岩洞处于一刀削斧劈悬岩之上,上距岩顶400余米,下离地面100余米,洞口一米处有一石壁迎洞口而立,为天然屏障。洞口左边有一条仅容1人可攀援的小径,小径在距洞口10米处止,在峭壁上凿石眼插木杠,放下吊桥方可入洞,可谓一人守险,万夫难克。洞口右侧峭壁万丈,可谓望洞兴叹。山下右侧建房屋3间,安有碾磨、石臼,养有猪、鸡和骡马。岩洞为竖井式,洞内建楼7层,洞底有暗河水通过石灰岩缝隙从洞下方水潭中涌出。1946年秋冬,党耀初受到豫鄂陕第三分区两次打击后,即开始将金银细软及武器弹药运藏于洞内。1947年10月2日,第十二旅攻取商南县城,党耀初随白青云逃脱后返回赵川,加紧向洞内搬运粮食、烟土等物资,以备长期坚守,负隅顽抗。
  第十二旅三十六团七连担任攻洞任务。12月19日,七连从郧西县城出发,于20日到达赵川小百岩河后,迅速包围了该洞,一方面抵近侦察,走访当地群众,摸清敌情,作攻击前的准备;一方面展开政治攻势,动摇敌人军心,尽量减少攻洞阻力。12月21日,七连派一个班从右侧山梁密林中接近浮桥,该班特等射手两枪把浮桥吊索打断,本来是想浮桥落下后,以便冲过去,但浮桥落力过猛,突然断裂,掉下悬岩。于是七连召开军事民主的“诸葛亮会”,让全连指战员想办法。最后大家想出个办法,即利用派人送劝降信的机会,把信绑在竹竿上送过去,顺便用竹竿把吊桥一量就知道桥有多长,以此长度制作桥板。劝降信由三十六团政治处主任吕明浩起草,党耀初看信后,竟回信扬言“等你们打下西安、襄樊、武汉后,再把此地交出去”。气焰嚣张,狂妄之极。
  12月23日,三十六团团长符先辉、政委张文彬、副团长董明瑞、参谋长陈如意率二营和三营机枪连及山炮大队一门山炮、两门改装的平射迫击炮来到小百岩河。由于山路崎岖,山炮被卸成部件后由九匹骡马驮运到洞口对面山坡上。
  12月24日凌晨,突击队运动至浮桥前100多米处的山坳密林隐蔽,几十挺轻、重机枪都瞄准了洞口,山炮、迫击炮昂首待发。上午8时,攻击信号发出,山炮第一颗炮弹落到了洞外下面水潭中,第二发炮弹打在洞口上方一自然天窗外,第三发炮弹掀翻了遮挡洞口的屏障石壁,使洞口完全暴露。顿时,轻、重机枪、追击炮、火箭筒一齐射向洞口。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排长高龙珠率由二班组成的第一梯队接近桥头,但因硝烟弥漫,视线不清无法架搭梯桥。待烟雾消散后,第一梯队又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之下,当即副班长和几名战士伤亡。高排长临危不惧,指挥剩余战士奋勇架桥,他接连扔出几颗手榴弹后壮烈牺牲。班长苟树朋带领其余战士在第二轮炮火掩护下,终于将梯桥架起,但二班除班长苟树朋外都中弹掉下悬岩牺牲。梯桥架好后,第二梯队在连长冯作辑率领下冲了上去,一排手榴弹扔进洞内,顿时洞中一片鬼哭狼嚎声,战士们冲入洞中,当即击毙几名顽匪,其余残匪束手就缚,其中一名手持双枪的胖女人,她就是党耀初的小老婆任胖子。一个被弹皮炸破肚子的胖家伙躺在地上呻吟,从胖女人口中得知,躺在地上的就是党耀初。当即,愤怒的战士砍下党耀初的人头,将尸体扔下深潭。据任胖子交待,受到第一轮炮火打击后,大部分人员已吓得退到洞底层,只有她和党耀初等几个人在洞口抵抗,她帮党耀初装机枪子弹,第二轮炮火中党耀初被击中。接着,七连从洞内底层俘获了党耀初的3个儿子及商南县保安团团长冯允恭的老婆、儿子等30余人,解救出了被党耀初抓去强迫作儿媳妇的原新四军五师一名女战士。缴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步枪300余支、手枪30余支、子弹23箱、银元2000多块、大烟土1000多斤,腊肉10000多斤。部队将衣被等物分给当地群众,便离开了小百岩河。洞内存放的5万多斤粮食、万余斤白酒和其他物品没有搬出,部队离开后,当地群众连夜搬运粮食时,不慎将火把掉进酒缸内,烧毁了洞内剩余物资及楼层和设施。小百岩河战斗结束后,12月26日,三十六团四连奔袭赵川马蹄沟之敌,歼灭当地督察专员党飞武及所部30余人,赵川一带主要反动势力基本被肃清。
  攻克小百岩河洞,击毙匪首党耀初,不仅为当地人民群众除了一大祸害,而且对鄂陕边一带的其他反动势力震撼极大,对鼓舞群众起来跟反动势力作斗争,建立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攻打小百岩河洞前,驻守鄂西北首府郧阳城的守敌曾夸口说,只要你们(指十二旅)打下小百岩河洞子,郧阳城不让你们费一枪一弹,我们拱手相让。12月30日,奉命攻取郧阳城的三十四团、三十六团到了郧阳城,敌军果真弃城逃跑。后来,符先辉中将对攻打小百岩洞曾评价说:“过黄河后,打的两个寨子一个洞,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影响却很大。两个寨子,一个是河南洛宁阳坡寨,一个是陕西镇安凤凰嘴寨,一个洞就是陕西商南小百岩河洞。攻克小百岩河洞对于我们在鄂陕边迅速开辟根据地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  山商县的建立与活动
  第十二旅进军鄂陕边后,即奉命组建分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先后成立了山阳、郧西、镇安、山商、上关、郧阳等六个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1948年1月1日,豫陕鄂边区第四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郧西土门成立,第十二旅政委李耀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旅长刘金轩任军分区司令员,旅副政委张明任专员公署专员。分区下辖以上六县。该分区1948年6月改为陕南区第四分区,1949年1月又改称陕南区两郧分区。其中山商县辖山阳县西部的部分地区和商南县丹南的赵川、湘河和白玉地区。
  山商县成立于1947年12月25日,范围在山阳与商南的结合部,县委、县民主政府设立在山阳板仓沟枣树坪。成立时,十二旅三十四团一营营长王友常任县委书记,旅宣传科副科长秦宝珍任副书记,旅直工科科长任友恩任县长。1948年3月下旬,王友常、秦宝珍调回部队工作,任友恩任县委书记,南下干部林茵如任县长。
  山商县从建立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艰苦的对敌斗争。当时在山商县区域内,敌人经常有两三个团以上的正规部队,加上周围的地主武装团队数千人向解放区进犯骚扰。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山商县委、县民主政府根据第四地委关于“县不离县”的指示精神,大力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基层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开展对敌斗争。
  在政权建设方面,山商县先后建立了西照川、东赵川、天桥、竹林关、湘河五个区。东赵川区成立于1947年12月底,区委书记先是杨秀威,后是张玉和,区长为李金奎,武委会主任为郭俊生。全区建立了晒水台、马蹄沟、后川、石柱河、余家棚、十里坪、穆河等8个村政权(乡级建制)。1948年1月下旬成立竹林关区,区委书记先是庞炳时,庞炳时带队前往竹林关途经石槽沟时遭敌伏击,庞及通讯员等4人牺牲,曹振东接任区委书记,区长为赵奎元,该区在商南赵川和白玉一带建立了碾子坪、梁家坟、宽坪、马家坪、核桃坪、耀岭河、太子坪等村政权。1948年4月,湘河区成立,区委书记为魏宽中,区长为姚国雄,副区长为薛三顺,工作组长为关孝庭,武委会主任为白希栋。全区建立了白浪、汪家店、魏家台、寇家村、月亮湾、湘河、水沟等村政权。
  在政权建立的同时,山商县委、县民主政府积极发展地方武装。以谭道鹏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山商县大队,谭道鹏任大队长。1948年1月,县大队整编为山商县独立营,谭道鹏任营长。到3月底,县独立营发展到200多人枪。各区政府以十二旅派员为骨干,吸收青壮年贫苦农民,分别组成了30至60人不等的区干队。以村为单位建立了民兵组织,同时还成立了农会、妇联会、儿童团等组织,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霸清匪斗争,打退了国民党六十五师一部和白青云部等地方反动团队的多次围攻和袭扰,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2月28日,豫陕鄂边区第四分区行署专员张明指示,山商、山阳两县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指挥机构,王友常任总指挥,张奎任第一副指挥,丁可夫任第二副指挥,荆绳祖任政治委员,打击向竹林关、中村、银花一带进攻之敌。经过艰苦的斗争,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收复了失掉的村庄,掩护了土门、中村、白龙洞、龙山、核桃坪、口头坪等地的工作。
  敌人不断增加兵力,以山阳县城为据点,向山商等县进攻。第四地委、第四军分区联合指示,以山商独立营、上关独立团、区干队为一作战集团,由齐涛、秦金铎指挥,发动群众联县联区联村联防,从而有效地打击了来犯之敌,斗争规模不断扩大,解放区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土改方面,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也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粉碎敌人进攻,巩固解放区的需要。
  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公布的《中国土改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制度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少,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让全乡村人口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根据《中国土改法大纲》,土改工作由村农会领导,村上成立评地委员会,首先查稞石,登记人口,没收地主老财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财产及公房、公地、庙产等归农会所有,然后按人口、土地、房屋多少,不分男女老少,实行平均分配。群众对土改积极性很高,斗地主、斗恶霸、分土地、分浮财。但由于急于求成,开展了急性土改运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教训也非常深刻。
  在统战工作方面,山商县等坚决贯彻上级党委关于“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组织与发展更广泛的反蒋胡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利用召开祝捷会、干部会、群众会,出版报、印发传单等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当地战果,揭露蒋介石及胡宗南的罪行,号召人民群众和一切不愿与人民为敌的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反对蒋介石及胡宗南,推翻其统治,用事实揭露敌人在解放区的反动宣传,使群众不受欺骗和诱惑。
  在宣传工作方面,山商县等大力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国民党一般党政军人员,只要不坚持反动立场,不继续与人民为敌,欢迎他们脱离敌营,回家参加生产;并让这类人员的家属向土顽势力、棒子队头目写信,让他们尽快改恶从善;对个别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到底的,予以彻底消灭;对反动分子的家属只要划清界限、不干坏事,不歧视、不打击,与一般群众一样看待;对于地方绅士,旧军政人员中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反对人民,一律团结,并支持他们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有益的工作。通过以上工作,分化瓦解了敌人营垒,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人民革命队伍不断壮大。
  山商县委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始终抓紧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等工作。1948年春季大力发动群众,掀起了春季生产热潮,实行变工互助,采取互济和政府发放贷款等办法,帮助农民解决籽种、耕牛、农具等困难问题。号召全县党政军民动员起来,实行劳战结合,武装保卫农业生产。在生产大忙季节,军队在不影响打仗的前提下,帮助驻地群众生产。爱惜民力,减少民役,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展生产节约,千方百计减轻农民的负担,并对军烈属实行了代耕办法,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
  在工商业生产方面,山商县等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原则出发,以现有的铁锅厂、火纸厂、烧酒业等为基础,给予保护和优惠政策,鼓励业主发展生产,扩大经营规模,要求有条件的区村开办供销合作社,支持商户开业,允许小贩串乡,动员手艺人开业接活,提倡妇女纺线织布和养猪养鸡,促进根据地商品经济发展,解决群众生活和机关部队的给养。
  同时,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学校复学,学生复课,开办农民识字班、夜校、冬学等,部分村镇组织起小文艺自乐班、秧歌队,逢集或召开群众大会时进行宣传演出。积极发展民间医药卫生,恢复和开办药铺,凡有医疗技术的人员,可坐堂诊病,也可串乡行医,解决了军民缺医少药的困难。

   四  急性土改运动及其教训
  山商县山大、地瘠、民贫,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剥削、欺压以及土匪的抢掠,人民群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迫切渴望得到解放。这里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红军建立过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有认识,当解放军来后,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自己队伍,称“当年的红军又来了”。但由于历史上人民军队由此几进几出,每次离去后,广大群众都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有不少家庭被杀绝,财产被抢光。因此,群众担心这次解放军又站不住脚,扎不下根,怕敌人报复。加之周围驻扎的国民党军队和土匪不断袭击,给群众造成极大威胁。为了迅速建立一块可靠的根据地,改变贫苦农民的现状,区村政权建立后,中共山商县委根据第四地委的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以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急性土改运动。由于急于求成,缺乏对新解放区情况的深入调查,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巨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为错误地认为是广大群众的觉悟和要求,对党中央关于新区土改工作指示及有关政策和策略学习研究不够,仅凭老区经验,因此土改工作一开始就分了中农的土地和财产,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整了小工商业主;把一切旧职人员,甚至有错误的农民,都当成了打击对象。在“家家点火,户户冒烟”、“铲除祸根”、“农会当了家,说杀就要杀”等极端错误的口号下,各级农会都有杀人权,一度乱打、乱杀,把杀人当成是发动好群众的标志,造成空前紧张,人人自畏,严重脱离了群众。其中西照川区板仓沟到河东一带属极“左”政策的“重灾区”,东赵川、天桥、竹林关三个区为“轻灾区”,湘河区成立较晚,没有进行土改运动,属于“无灾区”。仅“灾情”不太严重的赵川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村政权就损失60%以上。敌人乘机进行反动宣传,造谣威胁,国民党军队纠集土顽、土匪袭击区村政权,杀害基层干部,煽动大批对土改政策不满的群众上山为匪,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教训非常深刻。其教训主要是:第一,严重脱离了实际,孤立了贫雇农。急性土改、分浮财的运动,给封建地主势力一个很大的打击,许多贫苦农民得到了不少经济利益。但刚解放的新区,立足未稳,政权不巩固,在群众觉悟低的情况下是不能马上进行土改的。当时,虽解放了几座县城,但外受国民党的侵蚀,内有与自己力量相抗衡的土顽、土匪的扰乱、破坏,鄂陕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内部又分为腹心、控制、游击三个不同的地区,大多数区村都是不巩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群众对全国解放战争形势不了解,加之周围敌人的威胁,因此他们并不急于要求分配土地,而是迫切要求解除压在他们头上的押金、稞租和不平等的负担等。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进行土改是脱离实际的,而在执行政策上又打击面过宽,结果使贫雇农陷于孤立地位,白天分的浮财晚上又送回去;分配土地时只愿要山坡上的荒地和次地,不敢要地主的平地和好地;分得的土地收的粮食还得向地主交租子;对分配的土地又认为是解放军给的,不是斗争得来的,因此当遭到地主的反扑报复时就埋怨说:当初不愿要土地,你们硬要给,现在翻身翻到沟里去了。第二缩小了统战力量,扩大了敌人阵营。急性土改在执行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上忘掉了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侵犯了中农和民族工商业的利益,在人民队伍中发生了严重分裂,产生了中农与贫雇农、贫民之间的对立情绪。“铲除祸根”的对象不仅是地主、富农,而且包括了剥削阶级的子女、一切旧职人员,甚至有错误的农民,造成紧张空气,人人自畏,严重脱离了群众。敌人借解放区政策失误之机加强了反动宣传、造谣和威胁,把那些对解放区政策不满的人拉向了敌人一方,实际是自己把基本的社会力量赶到了敌人的营垒中,缩小了自己的统战力量,扩大敌人阵营。第三,影响了农业生产,在经济上造成严重困难。急性土改执行“左”的政策,不仅造成农民队伍的分裂和对立情绪,也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农土地受到侵犯后,对分了土地的农民十分不满,有的参加土匪棒子队伍,想变天后收回土地,有的扬言要把未成熟的禾苗拔掉。这使其他农民的生产情绪十分低落,影响了生产的积极性。因此,整个农业生产收成很低,全年公粮任务只能完成60%,城市民族工商业被整,工商业生产停顿,市场萧条,农村失掉了市场,农副产品无出路,人民群众必需的生活品无来源,大量的山区土特产品运不出去,群众生活得不到改善,部队供给困难,严重地影响了支前任务。
  1948年7月中旬,四地委在郧阳城召开所属各县领导干部会议,就制止急性土改、恢复政权、发展生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指示各地马上停止杀人,向群众检讨我们过去政策上的失误,求得人民群众的谅解,动员逃亡人员回家抓好农业生产等。会议结束后,中共山商县委、县民主政府立即传达贯彻地委指示,停止了急性土改和一切左的做法,派出工作队到各地恢复政权,动员逃亡人员回家,结合山商县的实际,确定了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反匪反霸和反不公平负担的民主改革运动。
  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纠正了“左”的错误做法,经过努力,山商县的形势逐步发生了变化,被敌人破坏的基层政权又恢复起来,被敌人欺骗威胁的群众陆续返回家园,政府为贫苦农民解决了籽种困难,调动了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1948年7月底,陕南区党委指示撤销山商县,将西照川、天桥两个区划归四分区上关县,东赵川、湘河和竹林关三个区划归二分区商南县。山商县从成立到撤销,虽然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其所做的工作为解放全陕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节
第二分区在商南的活动
   一  丹北反“清剿”斗争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
  1947年11月中旬后,由于中共陕南工委的良好开端,第二地委的继续努力,在十七师的有力配合下,商南丹江以北地区的解放斗争,进入大规模摧毁或争取国民党地方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阶段。到了12月中旬,第十二旅南下鄂陕边,创建丹南根据地,与第二分区和十七师南北呼应,从而引起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惊慌。敌人为确保西北与东南、西南的联系,使省城西安无后顾之忧,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指令成立“西荆地区清剿总指挥部”,国民党商洛专员谢辅三为总指挥,白青云为副总指挥,区内县长,地方团队以及担任清剿之部队均归其统一指挥。国民党先后调集第六十五师、第八十四师、第一三五师、第二十七师,以及商县、洛南、商南、山阳、镇安、蓝田、柞水保安团队万余人,对包括腰庄、两岔河、七盘磨、曹营在内的丹北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清剿”。在第二地委领导下,丹北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在斗争中保卫和发展根据地。
  为粉碎敌人残酷“清剿”,两岔河乡、腰庄乡、七盘磨乡、曹营乡民兵队在第二分区独立团和武工队领导下,采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有时配合主力作战,有时单独袭击敌小股武装,凭借密林、沟壑、羊肠小道开展地雷战、麻雀战,各个击破敌人,打得敌军晕头转向。12月中旬,敌六十五师一部向两岔河、腰庄一带侵犯时,各乡民兵配合分区主力,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大山中转了十多天,然后分股歼敌,迫使敌人不得不撤出大山,保卫了根据地政权,民兵队伍在游击战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
  敌在重重“清剿”未达其歼灭第二分区武装和摧毁人民民主政权目的的情况下,变换手法,实行移民并村,搞无人区,妄图切断人民群众与共产党及其军队的联系,使共产党及其军队成为无水之鱼。
  1948年1月到3月,敌人在北山一带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式移民”,撵人牵牛烧房子,抢粮抢物抢妇女,对稍有反抗的群众,重则打死,轻则打伤。对敌人残酷的移民并村暴行,各乡人民民主政府组织群众起来开展反搬家活动,山道大路边的群众搬到敌人不去或少去的深山沟或大山上,封起前门留后门,堵起前窗留后窗或偏窗,出入走后门或钻窗,敌人来了便上坡。为了应对敌人“清剿”,根据地内以村以沟为单位组织放哨,加强联络。一沟联一沟,一峁联一峁,一村联一村,直到距大路10余里之外,并在边沿区设暗哨,山顶上设了望哨,敌人一出动,消息便很快传遍沟沟岔岔,山顶了望哨将一根绑着一捆树枝的木杠倒向敌人来的方向,群众便立即避开敌人躲进深山老林中。对于敌人烧光抢光的暴行,根据地军民采取的斗争策略是,敌人未到来前自行拆房,有的全拆,有的拆好留坏,拆多留少,或从房顶前檐到后檐扒开五尺宽的空隙,使房屋不易着火;粮食、衣物等藏于山洞或埋入地下,耕牛则利用关系送到敌占区亲友家喂养,或拉到深山密林中,坚壁清野,使敌人到来一无所获。并动员同敌军有关系的人员出面应付敌军,阻止烧抢,减少损失。
  “清剿”之敌想尽一切办法,使用各种手段,企图摧毁二分区在丹北创建的根据地,但最终失败。乡、村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农会、民兵等组织得到发展,人民群众受到了锻炼。
  第二地委在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敌军“清剿”的同时,使自己在各方面都得到加强和提高。第二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率领陕南独立团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曾几次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化险为夷。1948年1月初,第二地委和第二分区领导机关南渡丹江,于1月25日在商南赵川余家棚召开第二次地委扩大会议,纠正乱杀乱斗的不良现象,讨论财经工作,决定建立预算决算报核等制度,制订了供给标准,成立了以王力为主任的财委会。2月10日,第二地委在赵川决定撤消第二武工队,将第二武工队编入独立团警卫连。16日在商南赵川十里坪召开第三次地委扩大会议,重点讨论解决部队整训等有关问题。下旬奉前委命令率机关部队向豫西鲁山县转移。3月5日第二地委和第二分区机关到达鲁山县婆娑街,参加在婆娑街召开为期11天的新式整军运动,进一步学习有关文件、方针、任务及政策,提高领导和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增强领导干部间的团结。
  为了加强领导,上级决定调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后勤部政委王杰任豫陕鄂边区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调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五师政治部主任李书全任第二军分区副政委。4月1日,上级决定从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三团抽调二个营,编为独立四团,划归第二分区所辖,原陕南独立团改番号为独立五团,仍归第二分区指挥。
  4月下旬,第二地委率分区机关部队由河南豫西地区返回商南。4月30日,第二分区独立四团,独立五团收复商南县城。5月3日,第二地委在商南县城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研究参加宛西战役问题。5月4日,第二地委率分区机关部队随同十七师由商南向东进军。5月6日,十七师配合四纵十三旅解放河南内乡县西峡口镇,第二分区独四、独五两团解放内乡县丁河镇。
  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原临时政府,下辖陕南等七个区,原豫陕鄂边区的第二、第四分区均属陕南区所辖。
  5月14日,第二地委在丁河召开第三次地委会议,研究部队西进的军事部署,决定成立第二分区商南县,同时确定了商南县主要领导干部。5月18日,十七师和二分区部队由西坪西进攻克豫陕边重镇富水关,19日,再次占领商南县城,迫敌西撤。第二地委率分区机关进驻商南县城后,及时指导中共商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开展基层民主建政工作、对敌军事斗争和政治瓦解、统战工作。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王杰在商南县城发布“安定社会秩序”的布告。《布告》称:废除蒋匪独裁统治之保甲制度,建立县区乡村各级民主政府。没收蒋匪政府机关一切公粮、公款、公营经济及一切公有资财。保护学校文化教育机关,及一切有历史文化有益民生的公共建筑物。欢迎爱国知识分子、学生、教职员参加民主建政工作或就学。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及蒋匪政府各种横征暴敛制度。
  5月30日,第二地委在商南县城召开第四次会议,研究部队休整工作,决定将商洛武工队由龙驹寨移驻商南县城休整。期间,商洛武工队协助商南县大队在广大乡村肃清地主武装,剿灭土顽势力,为建立民主政权扫除障碍。在第二地委直接领导下和分区部队帮助下,到6月中旬,商南县委已在全县全部建立起区、村(乡级建制)政权组织。商南县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与第四分区在丹江以南鄂陕边地区建立的山商、山阳、上关、镇安、郧西等县根据地连成一片,使西安守敌失去了东南屏障。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遂于6月初开始集结兵力,分南、北两路向第四分区、第二分区发起第二次“清剿”。6月中旬,敌八十四师、一三五师为南路先行向鄂陕边根据地进犯。为有效打击侵犯之敌,第四分区以上关独立团和山商县独立营、区干队为一作战集团,由齐涛、秦金铎指挥;以三十六团和镇安、白河、山阳三县独立营、区干队为另一作战集团,由张文彬、董明指挥分路迎击来犯之敌。第二地委先后于6月4日、6月30日在商南县城和西坪区操场村召开地委会议,研究在商南县开展游击斗争、反击敌人“清剿”工作,讨论贯彻陕南区党委关于反“清剿”斗争中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问题。地委会议决定,主动放弃商南县城,地、县机关移驻西坪区,收缩力量,与敌展开更有力的斗争。
  6月27日,国民党六十五师一部、二十七师一部由卢氏向商南侵犯,谢辅三、白青云率陕保二旅沿西荆公路由西向东“清剿”。第二分区独立四团、独立五团北进卢氏阻敌,十七师和商洛武工队、商南县大队、区干队在西荆公路一线堵击侵犯之敌。
  7月中旬,十七师奉命开往淅川县荆紫关进行新式整军运动,第二地委率分区部队和商南县县大队、区干队、各村民兵坚持根据地内反“清剿”斗争。
  由于丹北根据地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使丹江南、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相互依托地开展对敌斗争,陕南区党委根据第二地委7月28日给区党委关于丹北根据地“清剿”与反“清剿”情况报告,决定撤销山商县,将赵川、湘河、竹林关区划归商南县。指示第二地委南下赵川,背靠两郧,向西向北发展,建立以赵川为中心的巩固根据地。

   二  建立以赵川为中心的根据地
  1948年8月1日,第二地委根据陕南区党委的指示精神,率分区机关和商南县机关、部队到达赵川,开始建立以赵川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8月7日,独立第四团团长吴敬业率四团一营及团直机关到达赵川。8月12日,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李书全率分区后方机关进抵赵川。军分区司令员孙光率分区主力部队以西坪区为依托,坚持丹北地区反“清剿”斗争。二分区到达赵川后,地委机关设赵川街一处叫花门楼民宅院内,专署、军分区机关设赵川街炮楼。
  8月17日,第二地委第八次会议在赵川召开,地委书记王力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在丹江以南、赵川以西开展工作。以赵川、宽坪、核桃坪、梁家坟、十里坪、石柱河、店坊河、三官庙、口头坪等为中心区域,丹江沿岸湘河、水沟、文化坪为游击区。重新划设了四个区。根据丹北斗争形势的发展,第二地委在赵川组建成立流岭武工队,队长为刘兆英,政委为王庆华,以商县、山阳边的流岭地区为中心活动区,与坚持天桥以北根据地的商洛武工队南北呼应,建立基层政权,发展丹北根据地。
  第二分区南下赵川,面对敌军“清剿”和土匪的窜扰,第二地委采取主力在外线反“清剿”,留守赵川的独立四团一营和商南县大队、区干队在内线剿匪的办法,粉碎敌人的军事阴谋,确保赵川中心根据地发展壮大。8月20日,第二分区部队在白玉一线重创敌陕保二旅冯允恭团,毙敌100余人,俘敌营长以下40余人,取得第二次反“清剿”斗争胜利。四团一营和商南县大队、区干队在赵川、湘河等地全歼和击溃10余股土匪武装,保证了根据地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8月下旬,敌六十五师、三十一旅、陕保二旅及河南内乡、淅川民团等10余支武装向陕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清剿”,第二分区主力及县、区武装在二地委领导下,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开始第三次反“清剿”战斗。8月26日,分区独立四团、独立五团第五次收复商南县城。军分区副参谋长肖良清率四团一营和县、区武装先后在店坊河、开河、大阳坡等地全歼股匪王棋高、孙鹏等部,击溃敌冯享线部。9月7日,第二地委向陕南区党委报告,第三次反“清剿”斗争取得胜利。
  剿匪斗争除采取军事手段外,第二地委指示部队重点采取政治剿匪。9月10日,第二地委在赵川向所属各部队和县、区武装发出《剿匪中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以政治清剿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要求对敌开展强大政治攻势,实行政治剿匪,重点打击白青云、刘长忠、冯允恭三匪,其他人员向政府登记不究,有罪者允许悔过自新,携枪投诚者有奖,执迷不悟者坚决消灭的政策。在对敌政治宣传中,重点宣传全国解放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号召从匪人员回家登记交出武器。坚决打击顽固势力,捉匪首,杀首恶,释放胁从,奖励有功人员。开展政治攻势后仅一个月,赵川、梁家坟、马家坪等地被胁迫为匪的200多名群众到当地政府登记。其后,又通过回归人员或亲朋好友规劝,又有一批从匪人员到政府交械投诚。政治攻势极大的震撼和动摇了各股土匪武装,削弱瓦解了反动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对加快根据地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设稳定的后方,支援前线军事斗争,是第二分区建立赵川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二地委根据党的新区政策,吸取以前急性土改的教训,首先宣布暂停土改,实行减租减息,在游击区内开展抗粮、抗捐、抗丁、抗债、抗款的“五抗”斗争。党的新区政策的实施,使人民群众受到了安抚,得到了利益,看到了希望,根据地人民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积极参军参战,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赵川、湘河、马家坪、梁家坟一带就有500多人参加了十二旅、十七师、分区独立团、武工队、县大队(后为县独立营)、区干队、村民兵,在巩固和保卫根据地斗争中数十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
  为保证前线粮食供给,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根据中原人民临时政府关于公粮负担办法之规定,1948年11月,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王杰在赵川发布布告,实行新的公平合理的公粮负担办法。基本群众负担减轻,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
  保护工商业和学校,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第二地委在赵川根据地除张贴布告、组织工作队进村宣传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外,还先后在赵川、湘河、西坪召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鼓励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号召知识分子积极参加革命,要求各地学校迅速复课,并新开办11所小学。
  鉴于地委、专署、军分区主要领导经常随部队到外线作战,1948年9月中旬,第二地委决定成立中共赵川工作委员会,对留在赵川的分区机关、商南县机关和商县、洛南县干部实行统一领导,临时负责赵川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工作。第二地委副书记石金河任工委书记,肖良清、董巩、董流、王知德、严敏、李季林任委员。赵川工委成立后,及时召开会议,研究秋收、秋播、秋囤工作,并向丹南各村发出紧急指示,制止乱杀人,暂停土地改革,实行“双减”,保护工商业和学校,并对保甲团队和土匪实行政治清剿。工委于1948年10月上旬撤销。工委从成立到撤销,存在时间虽然很短,但所做的大量工作对赵川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8年10月上旬,外线作战的分区独四、独五两团在取得第三次反“清剿”斗争胜利后南下赵川,作短暂休整。10月7日,第二军分区在赵川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孙光司令员就《陕南区党委关于二分区以赵川为重点,清剿土匪,巩固赵川根据地,与两郧打成一片,向丹江以北发展的指示》作传达报告,并就贯彻区党委指示精神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之后,到10月底,分区部队在商南县大队和区干队、村民兵队的配合下,在丹南根据地区域内扫除40余股残存的保甲团队和土匪武装,使根据地建设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2月中旬,第二分区部队由赵川北进西坪至商南县城一带剿匪。12月13日,四、五两团于豫陕交界处的富水黑漆河击溃国民党新编第二师任泰升(任小秃)残部,俘敌200余名。
  1949年1月1日,第二地委在赵川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贯彻陕南军区关于“控制商南,与蔡区打成一片”的电报指示,决定除留四团一个营坚持赵川外,其余部队转至西坪区,向西发展。此后,又于9日在赵川召开第二次地委会议,王杰专员传达军区新的重要指示,决定向北行动,恢复丹北根据地,首先解放商南县城。
  1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通知精神,第二地委改称商洛地委,第二督察专员公署改为商洛督察专员公署,第二军分区改为商洛军分区。
  1月15日,孙光司令员率分区独四、独五两团从赵川出发北上西坪,与南阳军分区两个独立营会合,扫除商南以东残敌。18日,于西坪区下黑漆河南坡寨重创敌新二师后,部队移至重阳镇休整待命。春节过后,2月4日,商洛军分区独四、独五两团在南阳军分区两个独立营配合下,分三路由重阳西进追歼国民党新二师残部。2月5日,收复富水。2月6日,独立五团在商南县城东十里铺遭遇敌新二师和陕保二旅两个团兵力阻击,独五团团长郝世英牺牲。2月7日,独四、独五两团追敌于商南县城,经3个多小时激战,国民党陕保二旅、新二师在遭受重创后弃城西逃,我军最后一次解放商南县城。
  郝世英,1917年生于陕西洛南县景村郝家塬,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十七路军中做地下工作。1945年7月随部在河南洛宁起义,先后在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任营长、副团长。1947年9月调任陕南独立团团长。1948年4月,陕南独立团改编为陕南区第二分区独立第五团,郝世英仍任团长。1949年2月6日,在解放商南县城的战斗中牺牲于十里铺,时年32岁。
  3月下旬,中共商洛地委根据陕南区党委战略部署,在第十二旅三十四团配合下组织西进战役,围歼竹林关、龙驹寨、夜村守敌,为解放商县、洛南扫除障碍。3月30日,攻取竹林关,全歼守敌,俘陕保二旅十二团团长冯允恭、副团长李含芳、营长党紫霄以下官兵302人。31日攻取龙驹寨,俘敌陕保二旅十一团营长以下官兵379名。4月1日,攻占高桥,全歼敌二十七师五十团二营。独立四团团长吴敬业在高桥战斗中负伤,后牺牲于赵川。西进战役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在商洛的有生力量,动摇了国民党在商洛的统治基础,使商县城以东,赵川以西的大片区域得到解放,是解放全商洛的一次奠基礼。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商洛解放在即,5月下旬,中共商洛地委在赵川组建成立了中共商县县委、中共丹凤县县委和商县、丹凤县人民民主政府。随即,中共商洛地委率分区部队及部分地、县机关由赵川向西进击,向盘踞在商县至龙驹寨一线的国民党二十七师、新二师、保二旅、保六旅等部残敌发起最后攻击,解放商县、龙驹寨。6月1日,商洛军分区所部攻取龙驹寨,6月22日解放山阳县城,7月12日解放商县县城。8月上旬,留守赵川的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撤离赵川,进驻商县城。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7月,作为中共商洛地委、商洛专署,商洛军分区所在地的赵川,为商洛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不朽功绩,历史将永远铭记这块红色热土。

   三  商洛地方干部学校
  1949年春,随着西进战役的胜利,商洛革命形势日新月异,大片区域临近解放,各级党政机构成立在即,急需大批干部去新区工作。中共商洛地委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精神,提出了培训干部,开辟新区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形势、任务和斗争发展的需要,1949年4月27日,创办了商洛地方干部学校,校址设赵川镇布家沟陈家大院,地委书记王力兼任政委,地委委员、商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王杰兼任校长,地委副书记石金河兼任副政委。从分区和商南县抽调四名干部担任教务、后勤管理和班主任工作。
  地干校学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赵川本地及西坪、丹凤招收的知识青年;二是从部队和地方选调的年轻干部。学员共70多名,分为两个班,一班以部队和地方干部为主,二班以知识青年为主。学校按战斗序列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一人一支枪,随时准备打仗。
  学校没有专职教师,除两个班主任负责少量课程外,主要是以地委、专署、军分区及所属部门和商南县领导作报告的形式进行授课。授课教材仅有毛泽东著作三本小册子,没有其它教材,多数课程全凭讲授人员记忆进行传授。开设的课程主要是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和军事斗争。政治理论课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时事政策主要是学习党在新区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听取授课人员介绍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军事课主要学习毛泽东的有关军事论述,联系商洛实际学习对敌战略战术及战斗动作方面知识,并结合革命斗争形势,组织学员到农村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夏粮征集和反霸清匪,帮助建立和完善村政权组织等工作。学员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和实际斗争锻炼,阶级斗争觉悟有很大提高,政治上更加坚定,思想上更加进步,明确了工作任务,掌握了一定的工作方法。6月底,部队和基层干部培训班的学员随分区部队西进,参加了解放龙驹寨、山阳和商县城战斗。8月初,知识青年培训班随分区留守机关撤离赵川,到商县后被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
  商洛地方干部学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商洛地区办的最早的一所干部培训学校。它的诞生说明了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教育和培训工作的重视,为后来地委(市委)党校的建设和发展从思想、组织和方法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批学员虽然人数不多,在校学习培训时间不长,但由于经历了血与火的锻炼,在后来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成为一支骨干力量,为商洛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节
解放商南

   一  中共商南县委、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的建立与活动
  1948年4月初,为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南征之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成立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成立后,为发展与巩固豫陕鄂根据地,遂决定发起宛西战役,以三纵、四纵、十纵、桐柏军区和陕南军区部队为主要作战集团,首先攻歼宛(南阳)西之邓县、镇坪、内乡、淅川、西峡口等处守敌,解放宛西诸城镇。第二分区独四、独五两团负责解决西峡口以西丁河店之守敌。
  宛西战役胜利后,1948年5月14日,第二地委在今河南省西峡县丁河镇召开第三次地委会议,决定成立商南县。地委政治工作队队长董巩任县长,第三武工队政委董流任副县长,第二武工队副队长胡金声任县大队长,因缺乏干部,暂时未配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石金河负责商南县委工作。会议并决定将峦庄、桃坪、灰池子划归商南县,同时将暂借第六分区(即南阳分区)淅川县西坪区划归商南县,作为第二分区和商南县向西进击的基本区。
  5月16日,第二地委在西坪区操场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
  5月19日,第十七师和分区独四、独五两团收复商南县城,中共商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和县大队进驻县城。在主力部队协助下,很快展开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收缴枪支、组建武装、打击土顽等工作,在短期内即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建立民主政权方面,5月16日成立了西坪区民主政府,区长为李志才,副区长为李灵元;5月18日成立富水区民主政府,副区长为郭世清。5月20日成立层峰区(即城关区)委、区民主政府,侯金福任区委书记,县民主政府秘书李秀峰兼区长。5月下旬,先后成立了永青区、青山区民主政府。永青区区长为席××,青山区区长为李金累,原峦庄区改称桃坪区,区长为常维才。到6月下旬,共建立村政权(乡建制)54个,其中西坪区原有18个保建立了18个村,富水原有8个保建立了8个村,层峰原有10个保建立了10个村,永青11个保建立了9个村,青山8个保建立了5个村,桃坪8个保建立了4个村。到5月底,全县收缴步枪630支,手枪22支,轻重机枪15挺,子弹20多万发及大量军用物资。
  7月初,敌两个师及三个保安团东犯商南,分区指示避敌锋芒,县委率机关及县大队随地委机关、部队主动撤离县城,东移西坪。在此期间,胡金声调分区教导队任副队长,江效青由宛西支队调回商南任县大队长。11月,县大队改编为县独立营,江效青任独立营营长。
  7月底,山商县撤消,赵川、湘河两区及竹林关区碾子坪、宽坪、马家坪、核桃坪、梁家坟、太子坪、耀岭河等村划归商南县。8月1日,商南县党政军机关随二分区领导机关由西坪移驻赵川镇。
  第二地委根据陕南区党委的指示,确定了“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进入赵川后,即以赵川为基地,背靠两郧向西向北发展,建立以赵川为中心的丹南根据地。
  县委、县民主政府移驻赵川后,丹北留下西坪区坚持本区斗争,桃坪区交商洛工委领导,其余四个区的干部收拢后带往丹南开展工作。
  为了建立巩固的赵川根据地,使其成为解放全商洛的后方基地,县委、县民主政府在第二地委的直接领导下,集中全力做好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县委进驻赵川后,立即组织三支工作队,深入基层,纠正“急性土改”错误,安定人心,恢复社会秩序。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到9月中旬,在“急性土改”中受敌人欺骗的群众陆续返回家园,丹南各地局势趋于稳定。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从而更加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势。
  在原山商县基层政权设立的基础上,重新划定四个区,一区梁家坟,辖十里坪、耀岭河、碾子坪等地;二区马家坪,辖宽坪、白鲁础、大竹园、核桃坪等地;三区湘河,辖汪家店、水沟、魏家台、文化坪等地,四区赵川,辖三官庙、店坊河、石柱河、余家棚等地。10月4日,第二地委第九次会议决定,将陕南区党委调给二分区的26名干部中的22人分配到商南县工作,郭茂生任中共商南县委书记。嗣后,县委补充调整了各区领导班子,一区书记为吕锁昌,区长为韩文槐,工作组长为刘松亭,武委会主任为郭世清;二区书记为韩永义,区长为赵奎元,工作组长为田福才,武委会主任为赵培帆;三区书记为王进财,区长为姚国雄,工作组长为关孝亭,武委会主任为王有春;四区书记为宇文让,区长为赵子珠,工作组长为阎秉光,武委会主任为郭俊生。丹北西坪区干部未动。到10月中旬,丹南各区新建和恢复了20多个村政权。在建立基层政权的同时,县、区设立了农会、妇女、青年等组织,配备了文教、公安、民政等专职干部。为发展生产,成立了工商、税务、供销、生产等部门,各村成立了民兵组织,以赵川为中心根据地的各级组织和机构日趋完善,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
  为了巩固已建立的民主政权,保障根据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在主力部队的协助下,商南县开展了剿匪运动。当时,丹南一带有大小数十股土匪,加上逃亡地主和保甲武装,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反动势力,对人民群众和新生政权构成很大威胁。对此,县委采取“以政治攻势为主,武装打击为辅”的剿匪方针,广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对匪政策,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写信、捎话,利用匪属动员教育等方式进行争取瓦解。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从匪人员纷纷携械投诚,仅后川村53个在外当土匪的就有49人到民主政府投诚登记。政治攻势的同时,对负隅顽抗的土匪则坚决施以武力打击。到10月下旬,县、区武装和各村民兵配合四、五两团不断出击,共剿灭40余股土匪,毙敌400余名,匪焰顿挫。1948年11月,分区抽调一批战斗骨干补充到商南独立营,李文章任独立营教导员。
  剿匪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县委在丹南根据地广泛开展诉苦算帐活动,从而激发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生产热情。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领导农民群众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教育事业,修复20余处水磨,开办16家锅厂、15家纸厂和一个商店,恢复和新办15所村级小学。根据地商品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支援了革命战争。
  为保证前线粮食供给,支援人民解放战争,1948年秋,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根据第二专署《关于实施新的公平合理的公粮负担办法》之精神,在丹南四个区和丹北西坪区首先开展公粮征集和囤粮工作。公粮征收实行一年一次分派,分为夏、秋两季征收,采取多收多负担,少收少负担,不收不负担,逃亡不归者加倍负担的原则,逐级落实任务,由各村民主评议,合理计派公粮。对农村副业收入、手工业、合作社和各种工薪收入一律免征公粮。对孤寡、老弱病残、革命烈属及遭受天灾人祸无力负担公粮者,经村民评议,可减免一部或全部免除。这一新的公粮征收办法,彻底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苛捐税赋,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根据地群众积极交公粮,卖余粮,支援革命战争。1948年底,全县超额完成了70万斤的征粮囤粮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部队的作战,保证了后方地、县机关的供给。
  1949年1月,根据陕南区党委关于“控制商南,与蔡区连成一片”的电报指示,商洛地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组织西进战役,解放丹北各地。商南县委立即作出配合西进,恢复丹北工作的决定。同时,撤销马家坪区,将该区并入梁家坟区,集中原丹北各区干部,由董巩县长带领随分区主力行动。1月上旬到达西坪,调原马家坪区委书记韩永义任西坪区委书记。
  2月4日,分区四、五两团和南阳分区两个独立营由重阳西进,击溃盘踞在黑漆河的国民党新二师,5日收复富水,7日追敌于商南县城,敌新二师、陕保二旅弃城西窜,我军收复县城。至此,商南县城最终获得解放。董巩县长率领部分机关和独立营进驻县城后,立即着手重建丹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迅速恢复了富水区、城关区和永青区。高本桐任富水区委书记,郭世清任区长,崔德记任武委会主任;侯金福任城关区(原层峰区)委书记,韩文槐任区长,李凌均任武委会主任;刘松亭任永青区委副书记,关孝庭任副区长,柴志清任武委会主任。3月中旬,撤消梁家坟区,并入赵川区,同时成立白玉区,吕锁昌任白玉区委书记,赵克明任区长,李凌均任副区长。原青山区辖域分别划归湘河、城关、富水和白玉区。以西进解放县城为转折,全县解放形势日新月异。国民党在全县各地的统治机构和地方武装迅速土崩瓦解,到3月上旬,全县95%的地区获得解放,80%的地区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15%的地区成立了过渡性政权。
  在建立基层政权的同时,县委重视党员发展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1948年底,在丹南发展党员20多名,先后在后川村、双河口村(即余家棚村)、十里坪村等四个村建立了中共党支部。1949年春,县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新区要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基层支部”的指示精神,决定重点在农村中大力发展党员,建立村党支部。止3月下旬,全县发展党员70多名,其中赵川区发展48名,建立了10个村支部。党员的发展,党组织的建立,使全县革命和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时期。
  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县委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与各界人士的沟通,争取各方面力量参与到解放斗争中来。先后在西坪、城关、湘河、赵川等地召开士绅座谈会、知识分子座谈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工商业人士座谈会,共商新区发展大计,同谋解放商南大事。通过宣传和解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打消了士绅、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曾在国民党政权机构、民团队伍中干过事的人员的思想顾虑,知识分子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加革命工作。士绅们纷纷表示,愿意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规劝敌方人员回归投诚。如湘河有名望的士绅江静斋说:“冯敬轩(冯允恭)给我说过,他是太原人,他不想把命丢在陕西,我回去后马上给他写信,让他把人枪交给政府”。工商业者表示,要趁这大好形势发展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在基层政权建立过程中,一些士绅或在旧保甲中干过事的人员积极写信、捎话或亲自出面协助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在村干部的组成中,也充分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如1948年7月16日县委工作总结中指出的:“全县54名村干部,贫农、工人出身的有25人,中农15人,富农10人,地主3人,商人1人”。中共商南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关于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对愿意为革命工作的地主亦欢迎的统战政策,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加快解放商南步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共商南县委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培训干部,开辟新区”的指示精神,通过举办积极分子学习班、村闾干部培训班、知识青年学习班、商南县地方干部学校等形式,加强基层干部的教育和培训。1949年2月上旬,县城最后一次解放后。恢复建立丹北各地基层政权,急需大批基层干部,县委于2月16日在赵川关帝庙举办积极分子学习班,对从基层中选拔出来的26名积极分子进行了短期学习培训,便充实到各级民主政权中去开展工作。3月上旬,县委又在关帝庙举办一期村闾干部培训班,历时14天,培训学员26名,经过学习党在新区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诉苦教育,提高了学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培养了一批基层工作骨干力量。8月26日,县委、县民主政府在县城举办地方干部学校,培训进步知识分子,充实干部队伍,加强地方政权建设,为全面建设新商南在组织上和干部方面作好充分准备。学习班、培训班和地方干部学校的举办,为县委在以后的干部教育和培训中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地方干部学校即成为县委党校的前身。
  1949年6月,中共商洛地委调郭茂生任中共商县县委书记,董巩任中共商南县委书记,调江效青到教导队学习,胡金声任县独立营营长。8月上旬,根据陕南区党委指示,商南县将西坪区交归南阳分区淅川县,西坪区干部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区委书记韩永义、区长李志才带回商南县,一部分由副区长李灵元带领,留西坪工作。同时,调整了城关区干部,李志才任城关区委书记兼区长,王海君任武委会主任。
  8月18日,赵川区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它是全商洛第一个区农民代表大会,它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愿,体现了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大好形势,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群众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地委副书记石金河到会并作重要讲话,副县长董流主持大会。
  从8月上旬开始,商洛地委、专署、军分区留守机关陆续撤离赵川。8月17日,书记兼县长董巩率最后一批县直机关撤离赵川,返回县城。至此,曾作为地、县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的赵川,完成了商洛中心根据地的历史使命,她的名字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
  中共商南县委,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自1948年5月14日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先后在全县建立11个区、69个村政权。其辖区曾包括今丹凤县桃坪、竹林关和西峡县西坪,总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
  在频繁的战斗中,人民军队时刻不忘人民,他们利用战斗间隙为群众修路、补房、种地、碾场,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群众称赞解放军指战员“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具有光荣传统的商南人民,同子弟兵骨肉情深,他们不顾亲人被杀,房屋被烧,粮食被抢的悲痛与损失,毅然参军参战。全县参加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共1000余人,支援淮海、襄樊、西进等战役,组织担架近2000付,支前民工达6000余人次。他们还热情地养护伤病员,不辞劳苦地带路、送信,踊跃交公粮、做军鞋,积极地为过往部队腾房让铺,筹办粮草,谱写了一曲曲人民战争的赞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历程。

   二  赵川供销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
  赵川地处偏远,当地群众逢年过节、平时购买生活必需品或出售山货要到100多里外的郧县、郧西或荆紫关,山路难行,路途遥远,极不方便,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948年冬,第二分区为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在驻地赵川成立了赵川供销合作社,属商南县民主政府管理的一个商业机构。供销社设立在临街两间民房内,从分区和商南县机关各抽调一名干部负责采购和营业。
  供销合作社成立时,只经营烟、酒、火纸、煤油、食盐等零星货物。根据群众的要求,市场不断拓展,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到布匹、百货和生产资料,同时兼营收购生漆、桐油、桃仁和药材等土特产品业务。为了方便群众,供销社每天营业十几个小时,公买公卖,童叟无欺,深受群众的欢迎和信任。供销社初成立时,有资产2000多元,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买卖关系的加强,生意越来越兴隆,到次年春,净资产已达14000多元。由于收购业务的开展,解决了大部分群众没钱买东西和有货变不成钱的困难,活跃了根据地经济,帮助农民群众发展了生产。
  供销合作社使用解放区货币(亦称边币)结算,主要有中州币、冀南票和陕南流通券,严禁使用国民党货币,没有边币的群众就想方设法兑换边币,从而使解放区货币在群众中的信誉越来越高,占领了全部流通领域。1949年8月,地、县机关全部撤离赵川,赵川供销合作社移交给赵川区。
  赵川供销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不仅解决了群众买难卖难的困难,活跃了经济、发展了生产,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并且为县委、县民主政府在以后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中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赵川供销合作社是商南县甚至是全商洛集体经济最早和最成功的一个典范。

   三  六进五出商南县城
  1947年10月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十二旅第一次解放商南县城。
  1948年1月5日,第二分区陕南独立团第二次收复商南县城。
  1948年4月30日,第二分区独四、独五两团第三次收复商南县城。
  1948年5月19日,三十八军第十七师、二分区独四、独五两团和商南县大队第四次收复商南县城。
  1948年8月26日,第二分区独四、独五两团第五次收复商南县城。
  1949年2月7日,商洛军分区独四、独五两团在县独立营和区干队配合下第六次解放商南县城,也是最后一次解放县城,从此,商南县城回到了人民手中。
  解放商南县城最后一次战斗是从2月初开始的。2月4日,商洛分区独四、独五两团和商南县独立营在南阳分区两个独立营的配合下,由重阳店西进,于西坪以西富水以东击溃国民党新编第二师后,南阳分区部队撤回,商洛分区部队继续向西进击,于5月进攻界岭,收复富水关,追敌于十里铺。敌新二师和陕保二旅两个团占据有利地形在十里铺设防妄图阻击我军西进。2月6日,独五团在北路四团和南路县独立营未到达的情况下即向敌阵地发起攻击,五团团长郝世英亲自率领担任主攻的二连向敌右翼阵地冲击,不幸中弹牺牲,攻击随即停止。2月7日,五团与四团、县独立营和区干队会合后,重新组织战斗,一举攻占敌军阵地,追敌于商南县城,驻守县城的敌新二师、陕保二旅在我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仓慌弃城西窜,商南县城获最后解放。
  在解放商南的斗争中,第十二旅、十七师、陕南独立第四团、独立第五团、县区武装和四、六分区部队,从1947年10月2日首次解放商南县城,到1949年2月7日最后一次解放县城的1年零5个月中,六进五出县城,在全县各地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300多名英雄儿女的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其中著名的烈士有分区独立五团团长郝世英、湘河区长姚国雄、赵川区干队指导员张金才、民兵队长谭传仁等。烈士的英灵会与这块被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一样将万古长存。

附 一

中国共产党商南县历史大事记
(1924年—1949年)

                     1924年
  
   1月,在北京警官高等学校求学的商南籍学生田荆庭(试马镇大坪村人,又名田荆瑞、田紫荣)寒假返乡,在县城国民小学和附近农村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在演讲中慷慨陈词:“中国的根本解放,非俄国手段不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商南的传播,使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商南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有了舆论及思想准备。
  田荆庭于1922年考入北京国际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修科,1923夏肄业,转入北京警官高等学校学习,在京求学期间,住石老娘胡同“秦晋陇学社”,与平利籍学生严汉卿、严焕卿、严銮坡、吴星阶相熟,开始阅读《资本论》、《进化论》、《社会发展史》等马列著作。在严汉卿介绍下,田荆庭与严焕卿、吴星阶等十几名学生参加了由李大钊主办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期间,多次到李大钊处,亲耳聆听李大钊教诲,在李大钊直接教育引导下,田荆庭逐步接受了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24年秋,田荆庭经严汉卿、路友于(北京人,后同李大钊一起遇难)介绍,与严焕卿、吴星阶、柯子鸿(籍贯不详)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
  夏,《共进》、《贡献》等一批进步刊物传入商南,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商南的传播。《共进》、《贡献》由陕籍旅京学生主办,刊登了一些旗帜鲜明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旅京商南籍学生田荆庭等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评论陕政和介绍民主主义思想。
  6月,“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后,旅京商南籍学生田荆廷、王统五(城关镇三角池人)、周希镐(魏家台松树垭人)参加了由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学生游行抗议和到北洋政府请愿活动。其后,田荆庭按照组织安排,到北京长辛店和天津杨柳青组织工人、市民、学生开展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支持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斗争。
  8月,北京朝阳大学学生王统五暑假回商南同县国民小学教员座谈,鼓励教员们紧跟全国形势,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王统五在京求学期间,受进步思想熏陶,积极追求真理。1926年由一位彭姓(广东人)的中共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
  
   秋,商南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1924年11月在全国发展起来的国民会议运动,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召开国民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主张由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次国民会议”。指出“只有这一条路是真能救济我们中国人民跳出外力军阀二重压迫的道路”。
  国民会议运动在商南的发动和开展,主要是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运用群众团体,宣传、发动和组织起来的。
  商南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进行了广泛的活动。首先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琪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县城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善后会议”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强烈遣责“善后会议”。其次是于11月份在县文昌宫职业学校召开纪念孙中山会议,宣传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国共两党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号召人民为实现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
  在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同时,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商南县临时党部、商南县议会和参议会。国民会议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于1926年3月结束。革命人民放弃了以和平手段实现国民会议的斗争策略,代之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制度而实现国民会议的策略。

                     1926年
  
   11月19日,商南县沙坪、两岔河等地农民,为反抗镇嵩军强行扩兵和地方国民政府加派2至8倍的捐税,在腰庄农民李忠元、两岔河农民胡炳南策动下,联络今丹凤桃坪等一带农民,以乡约名义鸡毛传信,在腰庄庙聚众二万余人,扛起锄头等农具,背着干粮,朝当时乡公所所在地峦庄街进发,发动起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向国民党地方政府交农具,停止农业生产,以示罢农),队伍长达数十里。在峦庄街打死乡长兼乡保卫队队长朱华章、乡保卫队副队长邓成明等人,缴了乡保卫队全部武器。为防止朱华章之弟朱华锦(自卫营营长)报复,“交农”队伍于当晚折返桃坪,包围了朱华锦自卫营,打死兵丁50多人,朱华锦逃脱。“交农”队伍又接连打死了两岔河自卫连长孙某、华樟坪自卫连长裴某。这次“交农”运动震撼了洛南县政府(当时腰庄、两岔河属洛南县辖)和陕西省政府,省政府遂派四名省府委员同洛南县署知事(县政府县长)一起到腰庄、两岔河等地出面安抚,答应停止抽丁派夫,全县三年不加派捐税,“交农”运动取得胜利。   

                     1928年
  
   春,许权中旅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新编第三旅的“合法”身份在腰庄、两岔河一带开展公开的革命活动,派出小分队到各山村宣传许旅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力量,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在两岔河设立招兵站,公开招兵,一批青年农民参加了许旅队伍。许旅派出的干部战士在沙坪、七盘磨、后山、油坪沟、刘家湾一带开展秘密串联,进行“打土豪,平分地权”的政治宣传。许旅在商南活动期间,在沙坪、腰庄庙、曹营街、清油河、四条岭一带剿灭多股土匪武装,打击了两岔河地主武装孙兆隐民团队伍,为民除害。
  8月,谓华起义失败后,许权中旅编入李虎臣部刘文伯师。刘文伯师被冯玉祥赶出商洛,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和旅长许权中,率所部经腰庄、两岔河、曹营、湘河进入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 

                     1930年
  
   8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召开鄂北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在郧县北部山区与商南县赵川一带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鄂北特委决定派中共郧县县委书记宋奎卿(又名宋良壁、宋觉世、熊哲身)到陕西省商南县赵川任志武部开展匪运(自发农民武装),争取该部武装暴动,建立鄂陕边红色区域。会后,宋奎卿带领中共郧县县委军事委员、鄂北赤卫大队长赵余生(又名赵直、赵登城、赵麻子)、宣传委员赵尚九(又名赵谦若)等一批党员到达赵川镇,开展争取任志武部的工作。
  12月,敌“围剿”郧县北山大柳、南化一带赤区,中共大柳支部书记马述理奉命带领该支部党员及大柳农民赤卫中队共300余人转移到赵川,与任志武部会合(任是马的舅父)。不久,南化赤卫中队(对外称南化区保卫团)在反“围剿”斗争中遭受严重损失,中共南化支部书记许子明(又名许昶)率领保存下来的党员及武装到达赵川与任、马两部会合。之后,许子明返回南化,被敌杀害。

                    1931年
  
   2月,在宋奎卿等帮助下,任志武部同大柳、南化赤卫中队合编为赵川保卫团(亦称鄂陕边保卫团),任志武任团长,宋奎卿任书记官,赵余生任师爷。该团辖第一、第二两个营。其中,第二营营长马述理及各连连长,手枪排长均系中共党员。 
  7月,中共鄂北特委书记傅良驹被捕叛变,鄂北各地党组织破坏严重,为了保存力量,王子章、王少白、王仲墨、许致远、燕若痴、陈文滨等20余名均县、郧县中共党员转移到赵川,与宋奎卿等人会合。
  9月,赵余生派中共党员许致远同均县赤卫团(后改为红军团)团长、均县党组织负责人纪大刚联系,发展鄂陕边赤区。均县党组织支援赵川保卫团步枪82支,手枪2支。
  11月,赵川保卫团第三营成立,营长党耀初,中共党员郭子章任营部书记官,这时保卫团全团共1100多人枪。
  冬,中共鄂豫边特委负责人宋良由、陈雪怀派中共镇平县委书记杨一平、党员聂书堂到商南县同宋奎卿、赵余生等联系工作,并送交鄂豫边特委的指示信。

                    1932年
  
   3月,豫西巨匪崔二旦(原名崔振声,河南鲁山县人)部第二旅(旅长李长友)第一团(团长张瑞吾)、第二团(团长杨明轩)分别攻占富水、试马两地,逼近县城。国民党商南县政府急令全县武装驰援,利用国民党商南县县长换任之矛盾,赵川保卫团乘机占领商南县城,取得合法地位,编为商南县保卫总团。团长任志武,书记官宋奎卿,赵余生任师爷,总团辖3个营和一个手枪连(亦叫手枪队),共1200多人枪,其中二营营长马述理、手枪连连长陈静为中共党员。进入商南县城后,以保卫总团名义张贴安民告示,安排党员秘密刷写宣传土地革命的标语口号。中共党员王少白等将“打倒巨豪何世三!”的标语贴到了离城20华里的三角池。为了打击反动势力,保卫总团处决了富水区反动区长朱华亭、湘河区反动区长吴××和10余名土豪劣绅。
  9月,商南县社会各界向保卫总团送名誉旗,颂扬该部军纪严明,剿匪安民,爱护百姓。
  10月下旬,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由来商南视察党的工作,在党内通报了红四方面军西征,要建立鄂豫川陕根据地的情况,指示宋奎卿、赵余生等做好准备,及时策应红军入陕。
  11月1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邢、王两团奉命开赴西坪至富水一线堵击红四方面军,并命令商南县保卫总团配合行动。根据这一情报,宋奎卿等决定把保卫总团拉出县城,以堵击红军为由,策应红军行动。
  11月2日,宋奎卿、任志武等率保卫团南下赵川,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由随军到达赵川,布置接应红军事宜。
  11月5日,由于张国焘的右倾错误,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于是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豫鄂川陕边转移。是日,红四方面军四个师2万余人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下,从鄂陕交界处的郧县秦家墁进入陕西省商南县赵川镇三官庙。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当晚宿营于赵川街至苇园一线。宋奎卿、任志武派一营营长罗俊三带四名战士到赵川青山沟与红军接头。
  11月6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赵川,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由在赵川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等领导人接头,汇报均(县)、郧(县)、商(南)三县党的工作情况。张国焘告知宋:红军西征途中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关于鄂豫边的问题,直接到上海找中央解决。
  当晚,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宿营石柱河大悲寺,宋奎卿、赵余生由任志武的警卫员赵尚仁带路,到大悲寺面见徐向前总指挥,向徐总转交了任志武请求率部随军西征的信件,徐总指示:大部队都在打游击,你们还是在本地坚持斗争为好。
  11月7日,商南县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张和敏任主席兼秘书,张和春任副主席,张和林任委员。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是红四方面军第十师西征途经该地短暂休整时,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红军离开后,苏维埃未开展工作,但它象商洛山区的一盏明灯,使黑暗中的商洛人民看到了革命的曙光。解放战争时期,张和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村农会主席,张和春、张和林参加民兵,张和春在剿匪中光荣牺牲。
  11月8日,红四方面军全部经过商南进入山阳县。红四方面军途经商南,共四天时间,行程约200余华里,沿途经过赵川、十里坪、白鲁础三个乡镇、20余个行政村。红四方面军是第一支经过商南的红军正规部队。红四方面军退出坚持多年的鄂豫皖苏区后,西征经过商南途中,仍然坚持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宣传土地革命,以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证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的到来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积极为红军担脚、带路并参加红军,一批红军伤病员留在当地群众家中养伤治病,在商南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1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下,从丹凤县桃坪乡灰池子,分两路进入商南县沙坪老官沟和镰把沟,于青岗坪会合后南下,经腰庄、两岔河达清油河至后湾一线宿营。红三军是在1932年10月下旬,由于夏曦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消极防御和肃反扩大化,严重地削弱根据地和红军力量,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的情况下,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所属四个师共1.5万余人,由大洪山出发,经桐柏山、伏牛山,绕道陕南向湘鄂边转移,行程7000多华里。
  红三军经过两岔河,俘虏该地保甲队全部武装,保甲队长孙兆隐被红军押至山阳口头坪处决。
  11月22日,红三军自清油河出发西进,经清油河窑场沟、吊庄、四道岭进入今丹凤县武关一带。
  11月23日,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给豫(河南)省委发出信函,请豫省委转告陕西省委,“现在红四方面军南路两军约5万余人,已达鄂豫陕边之商南、洛南、荆紫关,要创造出鄂豫川陕新的苏区。”“北路军为第三军约万余人,……现以(已)抵卢氏等县。请陕西省委“火速派人与(红)四方面军接洽”,并暴发杨虎臣(城)部革命兵暴,来开展红四(方面)军西征胜利。严令洛南、商南等县党部立即发动游击战争,创造豫陕边新苏区。”
  11月23日,红三军从丹凤县花瓶子油坪村向南越姚岭,第二次进入商南县。经太吉河镇白玉河张家村南渡丹江向西行进,经开河口、魏家湾、冀家湾出商南县、进抵丹凤县竹林关。
  红三军二进二出商南,前后3天时间,行程约200华里,沿途经过清油河、太吉河、梁家湾3个乡镇共16个行政村。红三军经过商南途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军途中做社会调查,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使沿途群众受到教育,为以后红二十五军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播下了革命种子。红三军在沿途留了许多标语,如:“建立陕南赤区!”“实行土地革命!”“取消苛捐杂税!”等,通过宣传,使沿途群众懂得了“共产党”的概念,看到了共产党的形象,能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区别开来。从而认识到: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
  11月24日,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给均(县)、郧(县)、商(南)三县党组织发出指示信。《指示信》指出:“省委经过了××同志巡视了你们的工作回来,报告之后,省委认为:均、郧、商三县偏处一隅,国民经济遭受到空前浩劫,特别是三县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地主豪绅封建的野蛮剥削和压迫之下,政治非常紊乱,土匪出没于三县的区域,生活恶化到了极点,整个没有饭吃,到了不能继续生存的地步。这次红四方面军西征伟大的政治影响之下,打破了群众沉睡,开展了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更加重了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决心。红四方面军这次在鄂豫陕川等地行动,要造成中国西北部广大的苏区根据地,这就更加紧和加重了均、郧、商三县的日常工作任务,不允许轻视自己的工作。三县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必须积极地配合红军的行动,开展鄂豫陕川的革命运动,争取红军的胜利,创造鄂豫陕川一片苏区,要求商南党的同志:“首先抓紧和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和斗争,使党深入到群众中间,按照群众的要求,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特别要注意在部队里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并开展党的组织,建立党的领导,造成真的红军。”并指示:“把党的组织整顿起来,商南由××、××两同志建立商南组织。均、郧、商三县联席会议讨论此信,并具体规定一切工作决议,必须负责建立由郧阳或商南到镇坪的交通站。”
  冬,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第一连连长魏志坚(中共党员)在商南清油河领导全连起义,被本连反动班长薄章成乘魏不备枪杀,起义失败,部队瓦解(蒲于1951年被人民政府处决)。

1933年
  
   3月上旬,商南保卫总团的革命活动,受到地方豪绅和反动武装的极端仇视,他们纠集郧县土匪及地主武装赵六娃(赵平甫)、孔尊三、尚老四等部人枪600余,进攻保卫总团驻湘河大岭观之手枪连。该连孤军奋战,伤亡惨重,损失人枪30余,连长、中共党员陈静牺牲。陈静,又名陈广生,男,1909年生于湖北郧县南化镇关帝村,1930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3月19日(农历二月二十四),以何世三为首的商南县地主武装纠集郧县南化股匪赵六娃、洛南尤奉山、太吉河白青云、富水何灼亚、油房岭朱香亭、永青张复成等部围攻商南县城,相持多日,屡攻不下。何世三又以重金勾结河南宛西巨匪别廷芳,别部调来三个营的兵力攻城。双方力量情况是:保卫总团共1200余人枪,无重武器;敌围城各部共5000余人枪,其中迫击炮4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200余挺,步枪4000余支,短枪400余支。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县城军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守城斗争。
  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五),别廷芳部炮击城内,多处民房被炸毁,伤亡群众数人。为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宋奎卿、赵余生的安排下,利用同围城敌军谈判之机,率保卫总团突围出城,南返鄂陕边之赵川。42天的守城斗争和突围战斗,保卫总团共损失600余人枪,其中二营损失人枪300多。保卫总团退出县城后,国民党商南县政府撤销了保卫总团番号。该部恢复赵川保卫团(亦称鄂陕边保卫团)之番号。
  5月中旬,宋奎卿在赵川主持召开党的会议,燕若痴、赵余生、陈文滨、高试三、王少白、赵尚九、马述理、许致远等20余名党员到会,任志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守城失败原因,研究了以后的斗争任务。决定请求均县红军团团长纪大纲派武装力量帮助重建鄂陕边根据地。
  6月15日,由于叛徒出卖,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在河南省南阳遭敌破坏,省委书记宋良由及省委干部郝九亭、杨一平、刘季堂、吴金水同时被捕,活动在商南的中共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
  12月,在革命遭到挫折关头,赵川保卫团二营营长、原中共大柳支部书记马述理对革命发生动摇,率部离开赵川保卫团,回到大柳,劫获了支援赵川保卫团的均县红军中队全部枪弹后,投降国民党湖北省十一区(即郧阳地区)保安司令部,马述理任地方编练队队长。1935年,叛徒马述理被红二十五军捕获,后处决于丹凤竹林关。

                     1934年
  
   2月,宋奎卿联络山阳西区大刀会首领阮开科,参加重建鄂陕边根据地的斗争。受宋奎卿等影响,阮开科后来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任红军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师长(后叛变被红军处决)。
  3月,赵川民众自治委员会成立。主任金缉廷,副主任周西号、刘国政、范舜香,委员黄茨芬、李华亭、刘希仁、赵必庆、金辑武、张启凤、党居尚、冯允恭8人。赵川民众自治委员会是在宋奎卿等倡导与帮助下成立的。自治委员会负责协商处理本地区民政事务,征收粮秣捐税,解决保卫团给养。同时还担负剿匪保护地方安定的任务,从而为发展赵川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环境。
  夏,赵川保卫团三营营长党耀初暗杀一副营长周宝三,投靠国民党陕西省四区保安司令部(国民党商洛保安司令部)。专员温良儒即派商洛警备一旅一个营,伙同白青云、赵六娃等部合击赵川保卫团。任志武率部与敌周旋于鄂陕边赵川、大柳、南化一带。7月底,任志武在郧县南化受伤被俘,部队瓦解。余部被党耀初收编为商南县保安第二中队,驻防试马寨。武装斗争失败后,地下党员多数返回郧县,宋奎卿化名熊哲身隐蔽于商南教书,赵余生蜇居于店坊河陈家沟。
  秋,中共党员段抚摩在湘河领导暴动,歼敌湘河区自卫大队,缴枪70余支。暴动队伍整编为豫鄂陕边游击队,在段抚摩率领下,活动于淅川、商南、山阳、郧西等地。
  12月8日,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挺进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即日,红二十五军由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即洛南县境箭杆岭)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红二十五军辖第二二三团、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全军共2980人。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政治部主任戴季英。
  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今丹凤县庾家河(时属洛南县)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讨论在鄂豫陕边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问题,提交会议讨论的《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鄂豫陕边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条件上,在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配合上,在地势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并提出立即建立中共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同时,省委批准颁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政策。
  正当省委常委会议进行中,敌六十师尾追而至,省委会议立即停止。全军与敌恶战整日,将敌军全部击退。毙伤敌800余名,我军亦伤亡200余名,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至此,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但因省委会议中断,未能讨论鄂豫陕省委组成人员的问题,因此,鄂豫陕省委仍由原鄂豫皖省委成员担任。
  12月11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今丹凤蔡川(时属洛南县)对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将第二二四团分别编入第二二三团和第二二五团。省委决定以商县(今商州区)、商南、洛南等地为行动中心,开展群众工作。
  12月20日,中共鄂豫陕省委批准颁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宣布没收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国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开设的商店的财产,并以其中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穷人。
  冬,中共鄂豫陕边工委委员仝中玉派镇(平)邓(县)区委组织委员到商南以西大山中与红二十五军联系,吴焕先政委在复信中指出鄂豫边工委要组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配合红二十五建立鄂豫陕根据地。

                     1935年
  
   2月31日(农历1934除夕),国民党商南县政府以“共匪”罪将任志武杀害于商南县城。
  4月下旬,鄂豫陕省委布置商南、洛南,商县、卢氏四县边的地方工作,决定成立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总部。第二二五团三营副营长方升普带八连到洛南、商南、丹凤边一带,开展地方工作。
  5月中旬,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豫陕游击师师长方升普带第二二五团第三营第八连到商南县两岔河、沙坪一带开展地方工作。
  5月19日,商南县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姚启才先任主席(同年6月因男女关系被红军处决),石长安后任主席,姚胜亮任副主席。
  5月22日,梨园岔(时属商南县)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王占魁。
  5月28日,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先是李老四(同年6月因贪污被红军处决),后是祝时英,何兴时任副主席。
  6月5日,郑位三率豫陕游击师第三、第四大队和区、乡赤卫军游击队在清油河击溃国民党商南县县长贠绳先带领的“铲共队”500余人,从贠的公文包里搜得姚家湾地主张贵发等诬告农民的状子。郑位三连夜赶回姚家湾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张贵发等人的罪行,并将其处死。同时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
  6月13日,红二十五军主力包围商南县城。
  6月14日,红二十五军打下富水关,继而进占青山街,捣毁敌四十四师后方仓库和后方医院,俘敌营长以下170多人。
  6月15日,红二十五军奔袭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途中,全歼马蹄店守敌一个连。
  6月18日,沙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万文华,副主席万文耀。
  6月中旬,豫陕赤卫军游击队在沙坪乡成立,队长李高升,属豫陕游击师司令部直接领导。赤卫军游击队是从刘家花屋区、乡苏维埃农民赤卫军中选拔的精干力量所组成,是豫陕游击师主要战斗力量之一。
  6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奔袭荆紫关后诱敌西进,途径商南县赵川在松树垭、店坊河等地收缴了当地民团一批武器。
  7月12日,中共鄂豫边工委组织委员仝中玉派镇邓区委组织委员余秀善和区委书记郭同昌的弟弟郭同润到商南与红二十五军联系。余、郭二人化装成小贩,通过敌人重重关卡盘查,在商南县城北曹营找到中共豫陕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因情况复杂,余、郭不敢暴露身份,红军岗哨误认他俩是国民党奸细,就地将余秀善活埋了。把郭同润带到豫陕游击师司令部,郭向特委书记郑位三说明了情况,郑位三命令立即抢救余秀善,但为时已晚,余秀善停止了呼吸。因郭同润不掌握联系内容,遂返回镇平汇报后,于9月随同其兄郭同昌再次入陕同红军联系。
  7月15日,省委接到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送来的中央文件。当晚,省委即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率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8月下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留坝县西江口镇两次给鄂陕、豫陕两特委的指示信在送交途中落入敌手。在此期间,两特委从敌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已达陇东,省委代书记、军政委吴焕先牺牲。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避免被敌各个击破,鄂陕特委率部向东行动,寻找豫陕特委,豫陕特委率部从两岔河出发向西行动,寻找鄂陕特委。
  9月9日,鄂陕、豫陕两特委会合于商南县梁家坟,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两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陕南特委(后称鄂豫陕特委),选举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李书全、袁崇安、张培真、郑金顺、李学先为委员。
  9月15日,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3400多人到达延川县永坪镇。
  9月27日,原鄂豫陕省委向中央作出《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报告》说,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区域时,指示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由省委常委李隆贵、郑位三、陈先瑞组成“边区特委的最高领导”,“担任原来省委在边区的任务。”
  9月,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对苏区实行“清剿”,刘家花屋、祝家店、沙坪等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遭到破坏,苏维埃干部大部或牺牲或被俘,少部分转移出去后坚持游击斗争。
  10月6日,原由鄂陕、豫陕两特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于商南县梁家坟碾子坪,按照梁家坟联席会议决定,部队合编后成立了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为政委,方升普为副师长兼参谋长,曾焜为政治部主任,全师近700人。红七十四师成立后,由碾子坪出发,沿鄂陕交界处西进,宣传和发动群众,收拢各路游击队和伤病员。
  10月7日,梁家坟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兼秘书刘邦颂,副主席刘国禹。

                    1936年
  
   4月中旬,红七十四师南下鄂豫边,打开西坪、富水关、荆紫关,歼敌保卫团300余人,缴获长枪300余支。进至清油河检查邮政信件后,给龙驹寨邮差发了通行证,宣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是执行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保护学校、邮政、商店”,“龙驹寨来的邮差带有反动县衙门和反动军官的信件,被我们检查后一律没收了。其余一切东西和其它的信件一律未动,现准予放行。”
  4月下旬,中共鄂豫陕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对红七十四师成立后的行动作了总结,决定返回宁佛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5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特委决定,部队“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进行游击活动。郑位三率领四团活动于镇安、柞水、蓝田边;李隆贵带领五团活动于汉阴、旬阳边;陈先瑞带领六团西进宝鸡,尔后东返,活动于商南、山阳、郧西边。
  8月23日,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率六团全歼商南县赵川民团,击毙民团头子赵平甫(赵六娃)以下2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
  11月14日,红七十四师在富水桑树重创敌公秉藩别动队和商南保安团,毙伤敌百余名,其中别动队18人,别动队上校、少校军官各一名,俘敌100余人,其中中校军官一名;缴获二十响驳壳枪54支,机枪7挺,步枪100多支。
  12月中旬,红七十四师进至蓝田霸龙庙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鄂豫陕特委接到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信,指示红七十四师暂时不要行动,等待中央派人传达有关精神,接受新的任务。
  中央派李涛等来部队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西安事变的情况,并带来电台一部。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了军委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红七十四师改编为抗日联军南路军(内部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辖第四、第五团、独立团、补充团,共1700余人。至此,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胜利结束,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

                    1937年
  
   2月上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十五军团离开商洛,鄂豫陕特委奉命率红七十四师从商县移驻镇安、柞水、宁陕县。红七十四师在此进行整编,师长为陈先瑞,政委为张明先,参谋长为铁焕民,政治部主任为吴东升,供给部长为范铁民,卫生部政委为李震远。
  4月,鄂豫陕特委奉命率领红七十四师移驻长安县大峪口整训。全师2100多人。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翌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
  7月,隐蔽在商南县赵川的地下党员赵余生与郧县县委书记燕若痴,由商南赵川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洽关系并汇报工作。到西安八办后,燕奉命返鄂与鄂北区党委书记张景超接洽关系,赵被调往新疆从事工运工作。
  8月5日,鄂豫陕特委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七十四师从长安县胡刘村开拔,前往三原县接受整编。后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中共鄂豫陕特委(陕南特委)撤销。
  8月19日,贾拓夫在《关于救亡运动与党的组织工作报告》中说,陕南的党组织还未建立起来,要加紧训练陕南籍的同志,以备将来派回陕南工作。
  11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派时任省委地方科科长的王柏栋回商洛,任中共商洛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兴显由西安来商南发展抗日联合武装,建立商南县地下党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刘在商南县同段抚摩领导的豫鄂陕边抗日游击队会合,任该部教导员。刘兴显、段抚摩率部移驻梳洗楼,开展对古鼎新部驻大岭观某团的统战工作,同该团团长、共产党员魏志毅取得联系,筹备成立鄂豫陕边联合抗日纵队,建立党支部。
  12月,在省立商县中学简师班读书的商南籍学生叶芳蔚等三名青年学生,受中国共产党抗日爱国思想的影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叶芳蔚动员八名商南籍进步青年投笔从戎,以赴前线为名,前往陕北学习,途经西安受阻未达目的。诸生离校时,学校组织欢送大会,各界数千人士夹道欢送,轰动商县城。时国民党省报以“八健儿抗日上征途”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1938年
  
   1月,西师进步学生候生玉、商中进步学生江平等组织抗日救亡文艺宣传队来商南宣传抗日救亡,受到各界欢迎。
  2月,中共商洛工委派民先队员王柏梁、抗日积极分子谢华、余谦等到商南县大岭观同魏志毅商议联合抗日工作,确定联合湖北地方武装陶成林、河南地方武装雷会民等部建立豫鄂陕边联合抗日纵队。工作正进行中魏志毅奉命率部调防,刘兴显、段抚摩率游击队编入该团,离开商南。同时,所联络的湖北郧县多处地方武装被湖北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关麟书破坏,建立豫鄂陕边联合抗日纵队的计划未获成功。
  夏,国民党商南县政府解雇县城女子小学抗日进步教师林芸芝(林野),县城各小学抗日爱国师生向县政府提出抗议。
  6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巡视员赵希愚到商洛巡视工作。6月中旬结束巡视,带领中共商洛工委选派的共产党员彭一民(忠德)、巩德胜(子义)、周文斌(梦熊)等到泾阳县云阳镇省委党员训练班学习,赵希愚担任训练班支部书记。
  6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巡视商县工作报告》中称:“商县环境较好,我们的同志有很好的社会关系去利用,最近工作应当有大的发展,将来若加强那里领导,培养一些各种工作的干部,工作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
  10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赵希愚再次回商洛巡视工作。7月25日,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被国民党商洛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派人枪杀。王柏栋牺牲后,党在商洛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于8月下旬派彭一民回商洛任工委书记,周文斌任工委成员负责组织工作。为了迅速恢复商洛党组织的工作,省委派赵希愚到商洛协助彭一民等整顿党组织和民先队组织,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工作告一段落后,10月22日,赵希愚以探亲名义由龙驹寨回故乡商南县城了解情况,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在商南县城被国民党预备一师逮捕。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得知赵希愚被捕后,当即派员前往商洛营救。10月30日,赵希愚被秘密押解往商州途中于今丹凤武关附近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人员救出。
  12月,华县抗日医院迁移到商南县东岗,成立第七抗日后方医院。

                    1939年
  
   2月26日,商南县沐河联保处暴发抗日武装斗争。曾在沐河联保处干过事的五里铺农民胡金声在其表兄赵希愚启发下,为了进行抗日,联络沐河联保处警备队中一部分保警和附近农民、青年学生80余人,打死破坏抗日活动、散布消极抗日言论的联保主任方懋棠、县督练员陈维熙,缴枪30余支,成立商南县民众抗日自卫队。活动月余,4月6日被国民党商南县当局剿散,胡金声被捕入狱。
  夏初,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李骾生来商洛帮助巩德芳工作,以豫陕鄂抗日联军名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李骾生与巩德芳在商南县一大山中会面,共商抗日大计,10月李返回省委汇报工作。
  9月,中共商洛工委派党员杜景、周宝航来商南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

                    1940年
  
   春,中共陕西省委派贺崇生来商南建立地下联络站。
  2月,中共商洛工委撤销,商洛党组织隶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
  夏,商南县城各界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南街小学进步教师冯勤先编写话剧《大战台儿庄》在县城和附近农村演出,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斗志。
  8月,巩德芳以贩盐为掩护,和同善社领导人傅杰三等人联络,进行统战工作,争取同善社联合抗日。

                    1941年
  
   1月1日,商南县中学学生代表在庆祝元旦大会上发表抗日演说,呼吁全县民众不当亡国奴,积极参军抗战,共同抗击日寇。
  2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在《陕西省的重新建立与发展材料》中说:“商县、商南、洛南的党组织,是在1938年8月省委活动分子会议之前建立的;洛南、商南等县的工作是由商县开辟的。”
  5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张德生在《关于陕西党的工作报告》中说:1936年西安事变后,省委派出干部恢复商洛几个县党的组织,蓝田、商南、洛南、山阳有了党的组织,蓝田是普通县委。
  6月,中共商县县委吸收从抗大学习返回的陈忠茂为县委委员,分管武装工作。陈回商县后建立抗日游击队,于8月中旬,率领抗日游击队在商南县白鲁础打死顽固反共、抵制抗日活动的民团团长郑治东以下7人,击溃民团队伍,缴枪13支。
  11月,关中地委派地委联络科干部张德胜多次回商洛到商南县白玉同张德彦、王德刚、傅杰三等同善社领导人联络,共商联合抗日事宜。

                     1942年
  
   2月27日,春节期间,爱国青年学生王启智、石允璋、冯国启等10余名同学,利用寒假,以文艺宣传名义到清油河等附近农村演出自编曲剧《汉奸的下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使群众受到了教育,鼓舞了抗日爱国斗志。
  3月,巩德芳等去马兰学习整风前,到商南县白玉傅杰三、张德彦家商讨组织抗日联合武装问题。
  4月,被判死刑的商南县民众抗日自卫队队长胡金声,押解途中于龙驹寨(今丹凤县城)打死看守,逃奔南山,重新拉起武装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1946年7月该部编入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力量。
  6月4日,爆发“太吉河事变”。“太吉河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同善社联合多路地方武装,在商南县太吉河举行的一次抗日武装斗争活动。参加的武装有300余人枪,参加的群众和同善社成员数千,范围达三个乡20个保。事变后,各路武装组织整编为丹江人民抗日义勇军。月余后因内判外剿,导致失败。领导人张德彦、王德刚转移隐蔽,傅杰三被捕入狱。
  夏,在赵川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坚持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湖北均县地下党员宋林先离开赵川。宋于1940年来到赵川,以赵川小学为基点,在学生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宣传抗日的文艺节目,对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思想教育,在学校和农村发动青年学生、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秋,商洛地下党组织派党员王邦鼎到商南县富水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44年
  
   8月上旬,中原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原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由河南省西峡口迁往商南县城,中旬移居清油河,后迁居清泉老虎沟邱家祠堂。
  9月中旬,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到商南县清油河,主持召开“中原战役检讨会”。
  11月中旬,汤恩伯部离开商南。汤令所部经大岭观、荆紫关、武当山、巴东转至重庆;汤带少数随从经西安达重庆。

                     1945年
  
   3月30日,日军侵占河南西峡口(今西峡县城)继而西侵至八庙附近之马鞍桥,距商南城不足100华里。商南县立初级中学迁址于水沟张家祠堂,迁校前,满怀悲愤的师生在校园内刷写抗日标语。8月,该校迁回县城。
  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签字,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武关(今属丹凤县)地方自发武装首领肖同富企图投靠国民党,该部第一大队队长张奎(张庆奎)在地下党员谢华的教育和帮助下,脱离肖部。按照谢华的指示,张奎率所部到商南县白玉一带活动,发展武装同国民党对抗,等待巩德芳从陕北回来共商斗争大计。
  11月,关中地委教导团区队长巩德芳等一批党员领导干部由马兰返回商洛后,联络组织各地游击武装,创造“隐蔽根据地”,策应陕北。张奎率部从商南白玉耀岭河到山阳县流岭瓦房沟同巩德芳见面,接受整编。

1946年
  
   4月19日,中共陕西省工委派原省委巡视员王力、关中分区教导团区队长薛兴军由陕北返回商洛,加强对游击武装的领导,组建中共商洛工委。
  5月13日,中共商洛工委成立。王力任书记,巩德芳、薛兴军任委员。
  6月上旬,由于国民党军先后调集30万兵力,对中原解放区开始实施围攻,妄图消灭中原解放军。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确定主力向西突围,“向西第一步陕南”。中共陕西省工委、关中地委派韩彬等回商洛,向中共商洛工委传达关于在商洛创建敌后根据地,准备接应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的指示。
  6月上旬,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成立。巩德芳任指挥,王力任政委,薛兴军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薛兴军(兼),支部书记何士挺:第二大队大队长李念劳,支部书记谢华;第三大队大队长张奎,支部书记余谦。
  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成立后,立即按照部署分头开展工作,王力率第二、第三大队开赴丹江以南地区开展活动,接应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
  6月中旬,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张奎率部到商南白玉、赵川地区活动,做好接应中原突围部队入陕的准备工作。
  6月26日,中原解放军分三路突出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中原军区机关和北路突围主力部队向西向北挺进。
  6月下旬,延安中央警卫团连长、共产党员明昌武(商南两岔河人)等50名陕南籍党员干部奉命回商洛协助巩德芳等发展游击武装。明昌武同巩德芳接头后,回商南县两岔河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收集情报。
  7月上旬,商南县农民武装领导人胡金声带领所部在山阳县鹃岭以南同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见面,该部编入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根据王力政委的指示,胡金声带领游击队到商南梁家坟、湘河一带活动,准备接应中原突围部队进入商南。
  7月11日,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中原北路突围部队1.5万人,通过豫西南平原,进抵内乡、师岗一线。中原军区确定分两路向西挺进:由李先念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二纵第十三旅、第十五旅四十五团共7000人,经南化塘、赵川、漫川一线向宁陕方向前进;王震率三五九旅、干部旅共8000人取道荆紫关、湘河、竹林关向镇、柞方向前进。
  7月15日,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全部渡过丹江,进至淅川以西梅家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分别给中原局及郑位三、李先念等发出电报,指出胡宗南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为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建根据地是中原部队的光荣任务。提出了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根据地问题,并就陕南敌情和陕南游击队情况向中原局发出通报,指出陕西省委已在商县、商南、山阳、洛南、卢氏之间搞起数股武装,归巩德芳统一指挥,已由边区派去50余名干部帮助发展,积极活动,准备建立根据地,可找巩德芳接头,一切情况可知。
  7月17日,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按照蒋介石“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先念)部包围歼灭”的电令,布置重兵于豫鄂陕边境地区。中原突围部队按照预先部署,分为左右两路向陕南挺进。
  王震率三五九旅和干部旅8000余人组成的右路部队首先到达郧县南化鲍鱼岭,与堵击之敌第五十三旅和六十一旅激战。为打破敌之包围,我军以三五九旅七一九团为主攻团向敌阵地发起进攻。经反复冲杀,打破敌之围攻,胜利进入陕南,当夜宿营于商南汪家店地坪一带。
  李先念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二纵第十三旅、第十五旅四十五团共7000余人组成的左路军进抵南化塘玉皇山西敌主阵地前,与胡宗南整编第一师第一旅激战。第三十七团从正面进攻,第三十八团从右翼出击,第三十九团从左翼掩护,第四十五团断后,激战两小时,杀开一条血路,向商南赵川挺进。此役,第三十九团副团长欧阳藩英勇牺牲,第三十七团二营营长李金山、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身负重伤,后牺牲。
  中央军委电示郑位三、李先念、王震:我党游击武装巩德芳部活动于西荆公路南北地区,巩及各队长均党员,大多来陕北受过训;你们应和巩部联络,依靠巩部及广大民众在陕南十余县建立根据地。
  7月19日,李先念所部进入商南赵川地区时,遭敌整编第三师第二十旅超前堵击,担任前卫任务的中原军区二纵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抢占赵川镇东面前坡岭,经16小时激战,击退敌人17次猛攻,毙敌600余人。第四十五团团长汪世才英勇牺牲。
  当日,中原军区警卫团一部于商南县魏家台乡胡家河村同陕南游击队胡金声部会合。游击队编入警卫团(三十九团)第二营,胡金声任第二营代理副营长。
  7月20日,王震率三五九旅、干部旅到达商南白鲁础核桃坪至山阳县口头坪之间的妖魔洞一带与阻击之敌整编第一师一旅一团激战,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任主攻团,攻破敌防线,掩护主力西进。战斗中,第七一九团政委蒋洪钧、参谋长朱佐夫带队冲锋,光荣牺牲,团长颜龙斌身负重伤不日牺牲。战斗结束后,活动在白鲁础天池岭的陕南游击队刘山(刘占山)部闻讯,前往妖魔洞协助第七一九团打扫战场,掩埋牺牲的将士,并获知李先念率主力随后即到,要他们原地等候接应。
  7月21日,李先念所部准备取道商南、龙驹寨以南向宁陕方向进发。行至商南县梁家坟龙耳沟椴树垭时,与敌整编第九十师六十一旅遭遇,经两小时激战,我军占领有利地形,终于以少胜多将敌击溃。
  7月22日,李先念率部队到达商南县白鲁础。中央再次向李先念、郑位三、王震通报陕南游击队分布地域,并指出陕南在联系陕北与中原区,在配合华北斗争中,以及中原部队在鄂豫川陕甘边创造新根据地都很重要,望给予干部与武装之帮助,使陕南地方斗争很快地发展起来,创造较大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7月23日,中原局在商南县白鲁础关帝庙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李先念、郑位三、戴季英、任质斌、陈少敏、文建武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散为七支,在商南、郧西、山阳、镇安等地开辟地域,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会议结束后,随即在白鲁础小南沟组成独立支队,第十三旅参谋长魏国运任司令员兼政委,警卫团政委吴杰任副政委。在白鲁础一带发动并依靠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陕南游击队分队长刘山与中原部队取得联系,并为部队带路向山阳进发。
  7月27日,中原局令四十五团政委齐勇率该团第二营于商南、山阳间建立根据地。同日,商山郧办事处成立,四十五团组织股股长徐蓬任办事处主任。
  7月29日,独立支队掩护军直干部500余人在商南县白鲁础、核桃坪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中央指示魏国运、吴杰:“紧紧依靠民众,独立自主打游击”,“建立自己生产家务,并帮助农民生产”,“善于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灵活使用兵力。”
  8月3日,中原局依据中央精神发出指示,决心在豫鄂陕边展开大规模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有力配合华北、华东的作战。并初步划分了三个分区:以王震部所在之安康、镇安、柞水为第一分区,郭鹏任司令员,王恩茂任政委;黄霖部及三十七团主力与陕南游击队主力所在地之丹江以北、陇海路以南为第二分区,巩德芳任司令员,黄霖任政委;丹江以南、汉水以北为第三分区,方正平为司令员,张树才为政委。
  方正平在山阳县中村吴家坟园主持召开3000多人大会,宣布三分区成立。同时宣布成立商山、山阳、郧商、郧山四个县委和县政府。其中,郧商县以商南赵川为中心,包括山阳照川、郧西蒿坪河等地。中共郧商县委由陆诚、潘友謌、吴相富、张弦、余新五名委员组成,陆诚任书记兼县长,潘友謌任副书记,吴相富任军事指挥长,余新任组织部长,张弦任县政府财粮科长。商山县以商南白玉、湘河为中心区,包括竹林关(时属山阳县,今属丹凤县)等地。中共商山县委由吴杰、王和(程贞茂)、罗孟刚、田绿野四名委员组成,吴杰任书记,王和任县长,罗孟刚任县委军事指挥长,田绿野任组织部长。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张奎任副支队长。
  8月4日,鉴于王震部西进,中原局对第一、三分区的干部配备作了调整,其中,第三分区司令员周光策,地委书记兼政委方正平,副书记兼副政委王力,副司令员齐勇。
  8月5日,郧商县委、县民主政府在商南小川关神庙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瓜子岭、梁家坟、宽坪、西照川、赵川5个区民主政府。
  8月6日,吴相富带领三十九团一个连与陕南游击队刘山分队在山阳口头坪干沟大岔整编,成立郧商县支队,下辖一个县大队和一个独立连,吴相富任支队长,潘友謌任政委,刘山任县大队长。
  8月8日,中共卢嵩县委、卢嵩县人民民主政府在今卢氏县木桐沟成立,县委书记卢持久,县长曹志坚(后为黄寿若)。在今卢氏、栾川、商南、丹凤、西峡五县边的朱阳关、双槐树、五里川、沙坪、大河面、三川、老林等地建立了区、乡政权。
  8月上旬,中共商山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机关由山阳中村移驻商南耀岭河千家坪。第三分区党、政、军机关移驻商南白鲁础四十亩地。
  8月上旬,第三十九团团长赵炳伦、参谋长黄世良带领该团第一营在商南文化坪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成立了湘河垴乡公所(乡民主政府),乡长金辑绪。该乡以湘河文化坪为中心,包括魏家台、赵川店坊河、马蹄沟、松树沟、石柱河大沟、马王沟等地。湘河垴乡直属三分区领导。
  8月上旬,第三十九团二营与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前谭道鹏中队)合编成立商山县支队,罗孟刚任支队长,吴杰兼政委,张奎任副支队长,下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长魏晓珊,第二大队长胡金声。
  8月中旬,第三分区副司令员齐勇率四十五团一部和郧商县支队攻打商南县保安团营长党耀初据守的赵川炮楼,敌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固抵抗,我军指战员头顶方桌,上覆湿棉被的“土坦克”猛冲猛打,扫除炮楼外围四个暗堡,毙敌40余名。
  8月下旬,商山郧联乡办事处撤销,办事处主任徐蓬调回四十五团工作。办事处所属四个乡与郧商县瓜子岭区合并,成立郧商县蒿坪河区,易新民任书记兼区长,李世清任副区长。
  8月下旬,中共郧商县委、郧商县人民民主政府机关由小川移驻马家坪。
  9月初,蒿坪河区干队教导员黎明和我军一位营长被叛匪刘秉福杀害于白鲁础马家坪。
  9月初,商山县竹林关区成立,原中原军区警卫团二营副教导员张振国任区委书记兼区长。
  9月上旬,中共商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在峦庄(今属丹凤县)成立,隶属第二分区领导。县委书记兼县长刘英才,副县长姜明斋。所属武装为第二十四支队,支队长严家安,政委刘英才,建立有龙驹寨区和桃坪乡(直属乡),辖今商南清油河、试马、富水等乡镇的一部分。
  9月上旬,中共郧商县委书记兼县长陆诚在十里坪马峪徐家祠堂主持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了征粮筹款工作中的政策问题。
  9月10日,商山支队副支队长张奎率部进入开河摧毁当地反动武装,就地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建立政权。
  9月13日,商山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在商南县太子坪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耀岭河区成立,区委书记为田绿野,区长为扬森。同时成立了千家坪、梁家湾、柳树湾、太吉河、幸福等乡。
  9月15日,商山县县长王和在耀岭河阳坡张克启家召开进步保甲人员和基本群众会议,宣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界民主人士积极参加民主建政工作,受到了各界人士拥护。
  9月16日,中共商山县委在开河马家坪庙上召开3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第三地委副书记王力在会上讲话,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发动群众民主建政,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筹粮筹款支援革命,并宣布开河乡政府成立。
  9月16日,齐勇率第四十五团一部、第三十九团第一营和郧商支队第二次攻打赵川炮楼。十里坪、余家棚等地群众组织100多副担架支援我军,歼敌一部后回兵郧商。
  9月17日,炭沟乡成立。
  9月下旬,刘山带领郧商县大队到汉江拦截国民党官商船只,缴获了一批物资。
  9月,商山县小河乡、小栗园乡成立。
  9月,第三分区党、政、军机关由四十亩地移驻商南县耀岭河千家坪。
  10月1日,延安新华社报道: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政委蒋洪钧于7月在商南县瓦屋沟左庄(今白鲁础乡核桃坪村瓦房吊庄)牺牲。
  10月4日,商山县县长王和和耀岭河区长杨森在千家坪下河湾石军廷家召开基层干部会议,宣布叶方蔚任耀岭河区副区长。
  10月上旬,杨森、叶方蔚到水沟北坪召开减租委员会会议,要求立即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委员们讨论实施方案,提出对象名单。
  10月上旬,第三分区副政委王力率两个连于清油河炸桥截击敌军车,缴获一批军火。
  10月中旬,王和、田绿野在水沟腰岭召开减租会议。吸收当地9名积极分子担任减租委员会委员。确定对耀岭河口到西北坪的15户地主的稞石实行“二五”减租。
  10月中旬,第三分区司令员周光策率分区主力和商山支队,于太吉河、毕家湾一线追击敌西荆公路副总指挥白青云所部,于武关河口歼灭白部一个连。扫清了武关至商南县城附近公路沿线的碉堡。
  10月中旬,中共郧商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机关在马家坪遭敌十五军袭击后,移驻梁家坟。
  10月21日,第三地委在耀岭河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研究当前形势与根据地建设的任务,并制定了具体措施。
  10月下旬,郧商县大队和第四十五团三营在山阳县将军石沟元圪塔岭一线伏击国民党第十五军第一六七旅第一九一团运输队,缴获轻机枪10挺、步枪200余支和一批军粮。商山县大队在瓜子岭祖师店消灭国民党郧西县保安团两个中队,毙敌20余人,俘虏150余人,缴获机枪4挺、长短枪160余支。  
  10月,幸福乡自卫队长傅英豪,队员沈江文在执行收缴枪支任务时被敌杀害于江西沟魏家湾。
  10月,国民党商县保安团侵犯郧山县中村和郧商县白鲁础,第三分区第一支队奉命奋起反击,击溃敌人一个营。
  10月,四十五团副团长万德坤带领警卫连通讯班及部分连队的文化教员、文书共40余人组成的手枪队,开赴东到荆紫关途中的汪家店,南到郧阳城途中的晒水台、大柳,设卡收税,解决部队给养。
  10月,第三分区主力部队和郧商支队第三次攻打赵川炮楼,炸毁敌外围小炮楼一座,毙敌1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200余支。
  11月上旬,郧商支队奉命配合第三分区主力和郧山支队、山阳支队攻打山阳县城。
  11月上旬,郧商县蒿坪河区机关在白鲁础马家坪柴庙沟遭景桂茂匪部袭击,区委书记易新民指挥区机关干部战士击退来犯之敌,战斗中新战士、区委通讯员陶学娃英勇牺牲。
  11月7日,中共商山县委在耀岭河千家坪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第三专署专员余益庵到会传达豫鄂陕区党委关于抓紧有利时机,巩固发展豫鄂陕根据地的指示。县委书记吴杰就减租减息、扩大武装等工作作了动员报告。这次会议决定设立太吉河区,李刚任区长,辖梁家湾、小河、开河、太吉河等乡。
  11月8日,敌白青云部突袭太吉河、梁家湾,太吉河乡乡长李怀德叛变投敌,乡财粮干部宋林先、宣传干部康×(女)被俘;梁家湾乡乡长张志清、通讯员唐立华、为部队采购棉布的当地群众许汉中被敌杀害,光荣牺牲。
  11月中旬,小粟园乡农民向商山县民主政府控告当地地主不顾天旱无收,强征租稞,穷苦农民无法生活。县人民民主政府派商山支队第二大队队长胡金声前去处理,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不法地主,强令实行减租减息,并立即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受到了当地农民热烈拥护,当即有47名青年农民报名参加商山支队。
  11月中旬,胡金声率商山支队第二大队捣毁国民党青山乡公所,继尔奔袭河南西坪罗家庄驻敌,击溃敌军一个连。
  11月中旬,国民党商南县保安团趁郧商县大队配合第三分区部队围攻西照川守敌之机,进攻郧商县机关驻地梁家坟,县委领导率县独立连与敌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1月21日,第三军分区卫生队在梁家坟遭土匪武装陈启才部袭击,左军医等三人惨遭杀害,一名女同志(县大队教导员董勇之妻)被俘。事件发生后,分区命梁家坟区长刘学发带领县大队和第四十五团各一个排追剿陈启才匪股。陈匪同另股土匪张佩森部合股窜到白鲁础马家坪茅草坡寨子里,被我军追至围歼,陈匪只身逃走,其余匪徒被我军击毙或俘获,我军被俘的女同志和被土匪拉去的四个“肉票子”获救脱险。
  11月24日,郧商县小川乡乡长柳禾带领乡自卫队,全歼窜入该乡骚扰的国民党宽坪保甲队,敌保长黄胜美被俘获,处决于山阳雷氏沟。
  11月24日,豫鄂陕区党委指示第三分区严厉打击两郧(郧县、郧西)境内土顽势力,建立与鄂西北根据地的联系。
  11月25日,第三分区集中分区和所属各县武装攻打商南县城,激战数日,因敌援兵赶到,我军撤出战斗,退至耀岭河休整。
  11月底,商山县竹林关区被敌“清剿”部队侵占,区委书记张振国带领区机关和区大队转移到太吉河区活动。
  11月,为稳定社会秩序,创造一个安定的发展环境,中共商山县委确定在全县开展剿匪反霸斗争。耀岭河区委书记田绿野批准逮捕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原国民党保长刘方朝、甲长叶方成。报请商山县人民民主政府批准后,在耀岭河召开群众大会,将二犯处决。
  11月,豫鄂陕区党委通知李国有任中共商山县委委员、县委副书记;第三地委通知原《七七报》社编辑水声洪任耀岭河区副区长。
  12月上旬,刘山率郧商县大队开赴汉江边拦截国民党官商船队,缴获一批棉布和其它物资。郧商县人民民主政府利用这批物资,在小川马蹄坑办起一个被服加工厂,为部队制做冬装。
  12月中旬,国民党对豫鄂陕边发动第二次“清剿”,敌十旅进至竹林关,第一三五旅东开郧商,国民党商南保安团纠集河南淅川保安团沿丹江向西推进,“清剿”之敌军采取分区连续反复“清剿”的办法,抢劫根据地粮食物资,捕杀我工作人员,强迫移民并村,散布谣言,勾结各地封建势力,实行烧杀恐怖与经济封锁等政策。
  12月中旬,郧商县委书记陆诚在擦试手枪时不慎走火打伤左手,到三分区卫生队住院养伤。第三地委对郧商县委班子进行了调整,通知潘友謌任代理书记和代理县长,易新民任郧商县委委员。
  12月26日,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委作出《关于做好反“清剿”准备工作的指示》。
  12月下旬,郧商县大队大队长刘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许道琦。
  12月,第二地委通知,邵耀华任中共商南县委副书记。

                     1947年
  
   1月1日,耀岭河区在耀岭河阴坡张克启家召开总结会,对前一期工作进行了总结评比,杨森、叶方蔚在会上讲了话。炭沟乡在陈伦鳌家召开总结座谈会,邀请各村干部、积极分子和民主人士参加,乡长谢金云代表乡政府做总结报告,征求各界人士对乡政府的意见,并对新一年的工作做了安排。
  1月6日,豫鄂陕区党委通知,吴杰调离商山县,由第三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许道琦兼任商山县委书记、支队政委。
  1月8日,第三专署专员余益庵、第三地委组织部长吴皓到商山县协助县委工作。当日,敌“清剿”部队三个营到达小河,商山县机关部队当晚转移到大柿沟。
  1月9日,敌分路沿丹江向西推进,商山县机关和部队移至耀岭河下游水沟大杷、木犁沟、猪槽沟一带。
  1月上旬,豫鄂陕边区党委向全区发出反“清剿”斗争命令。
  1月10日,第三分区部队在耀岭河子沟与敌遭遇后转移到湘河庙沟,通知余益庵、吴皓、许道琦、罗孟刚率商山县机关部队随分区主力一起向外线转移。
  1月12日,商山县机关、部队经商南富水突过西荆公路向北挺进。次日,抵达四分区卢氏县罐沟。
  1月15日,豫鄂陕军区命令商山县机关部队务于本月16日赶到卢氏五里川集结待命。
  1月16日,豫鄂陕军区第二野战纵队组成。商山县机关、部队抵卢氏五里川,许道琦奉命率部打回商山地区,寻机歼敌。
  1月19日,许道琦率商山县机关部队到达二分区商南县灰池子屈家湾。支队长罗孟刚因病留四分区卫生队住院。次日,竹林关区委书记张振国率区大队100多人与商山支队会合,报告了丹南根据地已被占领的情况。中共商山县委请示上级暂留第二分区商南县作短暂休整。
  1月中旬,中共郧商县委决定将宽坪区和梁家坟区合并为梁坪区。张弦任区委书记,易新民兼任县财粮科科长。
  1月21日(农历除夕),上级同意商山县委关于暂留第二分区做短暂休整的报告。商山县机关、部队于屈家湾附近休整。
  1月21日,郧商县蒿坪河区委书记易新民根据县委指示,铲除了国民党郧西县一联保处。
  1月22日,商山县委在今丹凤县屈家湾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县委书记许道琦作题为《关于做好精神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的讲话。讲话说:“现在除重新布置今后两三个月工作,就是在艰苦的斗争中,同志们如何在政治上提高一步,重新鼓舞起来,恢复充沛的斗争意识,为了过去的光荣与无产阶级的明天争口气。”
  1月23日,吴皓和许道琦就半年来陕南斗争的情况分头向边区党委汇报。
  1月23日,易新民率蒿坪河区干队在白鲁础柴庙沟袭击景桂茂匪部,景匪漏网,毙敌两名。
  1月26日,郧商县大队在山阳县小沟江家屋场被国民党第六十五师一个团包围。刘山指挥县大队同敌人浴血奋战,毙敌10余人,率部突出重围。
  1月30日,郧商县梁坪区委机关在大竹园李家岩遭叛匪张学良部偷袭,区委书记张弦在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中孤身被围,后跳岩牺牲。 
  1月31日,商山县机关部队经商南唐家岔,越过六条岭,进入河南卢氏县境。
  1月下旬,商南县龙驹寨区被敌“清剿”部队占领,县委组织部长吕斌在龙驹寨地下党帮助下就地隐蔽。
  2月1日,双槐树、大河面、庙台子、柿子坪均已失守,许道琦率商山县机关部队向南转移,经商南唐家岔、腰庄,于次日西进到梨园岔、桃坪,同二分区巩德芳司令员所部会合。后第二分区部队进至峦庄。
  2月4日,齐勇和山阳县委书记宋梦邻等十余人从丹南到达桃坪,与商山县机关部队会合。
  2月5日,郧商县晏坪河乡遭敌袭击,乡长陈楚炎被俘。
  2月6日,商山县机关、部队转移途中在王家沟遭敌袭击,竹林关区副区长方博光荣牺牲,耀岭河区副区长水声洪负重伤不日牺牲。许道琦率部寻找第二分区主力,在白家庄与商山支队副支队长张奎所部会合。随后,齐勇命张奎率部返回耀岭河一带,寻找分区和各县掉队干部、战士。
  水声洪,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在新四军第五师《七七报》报社任英文编辑。突围到陕南后任豫鄂陕边区第三分区副区长。
  2月7日,商山县机关、部队在沈家沟与二分区参谋长赖春风所部会合后继续西行,途中会合了第三十九团七连、第三十八团一个连和一个通讯班,组成挺进支队。支队长陈德志、政委李德清、政治部主任蔡德清。支队下辖两个营:第一营(辖属三十七团三营)营长马从宾,教导员李运隆;第二营(辖张振国所带的一个连、第三十八团第七连和另一个连)营长魏晓珊,教导员张振国。
  2月上旬,商山支队副支队长张奎率部从第三分区护送分区和各县掉队干部到达商南沙坪腰庄庙与二分区司令员巩德芳部会合。
  2月20日,王海山、汤成功率第五分区部队向外线转移,途经白鲁础,通知郧商县委率部跟随行动。县委代理书记潘友謌立即召开县委会议,研究转移事宜,分头通知各区干部到核桃坪集中。
  2月22日,郧商县委率县、区机关和独立连从核桃坪出发,沿王、汤部行军路线向北转移。当日晚,从龙驹寨至武关间突过西荆公路。
  2月24日,郧商县机关、部队在洛南境内与王、汤会合。
  2月27日,商南县机关在河南卢氏县王家沟被敌包围。县委书记刘英才、副书记邵耀华被俘。副县长姜明斋、支队长严家安、副支队长谢兴东突围后在群众掩护下转移。
  3月2日,挺进支队向北推进至陕县境,与陈先瑞、韩东山率领的第二野战纵队会合,部队进行整编,商山支队第一大队编入第二野纵第七支队。吴皓、许道琦及商山县委、县政府干部随同第二野纵干部队行动,野纵首长命胡金声率商山支队第二大队原路返回,收容掉队干部、战士,坚持在陕南斗争。
  3月9日,胡金声南返途中在卢氏朱阳关、商南腰庄一带先后会合了罗孟刚、陈纪有、张克祥、毛凯等掉队干部和四分区卫生队。根据罗孟刚提议,于本日在卢氏县五里川成立中共豫陕工委(亦称商山工委)和陕南支队。罗孟刚任工委书记兼支队长,毛凯任工委副书记兼支队政治部主任,陈纪有任支队政委,胡金声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工委设今商南县两岔河乡后山,活动于商南县沙坪、两岔河、曹营和卢氏县之五里川、毛河等地。
  3月上旬,郧商县机关、部队在河南省灵宝县与陈先瑞、韩东山率领的第二野纵会合。
  3月19日,商山、郧商、商南县机关、部队随第二野纵进军黄河南岸西沃镇,于本日胜利渡过黄河。
  3月中旬,郧商县县委书记兼县长陆诚,向其它解放区转移途中于陇海线附近被俘,关押于西安集中营。
  3月下旬,坚持郧商地区斗争的郧商县大队,在山阳县照川四晏坡同国民党第十军“清剿”部队遭遇,战斗中大队长刘山光荣牺牲。
  刘山,原名刘占山,1921年4月13日生于陕西省丹凤县大峪沟,1945年9月跟随谭道鹏起义,1946年春编入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任分队长、中队长,194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任第三分区郧商县大队大队长。立场坚定,对革命矢志不渝,敌人多次诱降他,都遭到失败,誓死同反动派斗争到底的英雄气概受到人们的称颂。他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尤其是在远离主力的情况下,带领部队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内的斗争,独挡一面,力抗顽敌,为建立根据地和商洛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牺牲时年26岁。
  4月上旬,商南县副县长姜明斋(姜南平)、商山县委副书记李国有、商南支队支队长严家安,在桃坪乡乡长、共产党员明昌武帮助下,从商南县两岔河化装转移,去香港寻找华南局党组织。
  4月16日,郧山县副支队长黄世良同黄绍九等3人到湘河垴直属乡,在乡干部姜星贤家召开乡公所会议,研究部署在特别时期的斗争方法。
  4月下旬,梁家坟区区长刘学发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地下斗争和策反刘学焕保甲队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山阳县基层干部屈世准,商山县乡长傅杰三。此后,3人曾4次到刘学焕处动员其起义。
  4月,商山支队副支队长张奎率部在丹江以南耀岭河、梁家湾、竹林关、太子坪、梁家坟、口头坪、太吉河一带坚持敌后斗争。
  5月初,郧商县大队副大队长蔡和志率部叛变。大队文书张宏鳌、战士陈士海等5人携枪转移隐蔽。
  5月底,国民党商(南)、洛(南)、卢(氏)三县保安团联合“围剿”豫陕工委,工委分三路突出敌包围圈。
  6月上旬,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汪锋派田申荣从晋城回商洛寻找巩德芳、王力,了解主力北渡后根据地坚持情况,传达边区党委有关指示。田申荣回商县青棉沟找到九支队营长蔡兴运,后又找到隐蔽坚持的王力。田传达了汪锋关于坚持敌后斗争的指示,并研究了游击队的发展与活动等问题。与此同时,商山支队副支队长张奎集中起分散活动的队员20多人,公开活动于丹江以南地区,等待主力返回。
  6月下旬,商山支队副支队长张奎带领三名游击队员,到商南县沙坪、两岔河一带,寻找支队长罗孟刚和二大队长胡金声,因沿途受阻,又返回白玉、竹林关地区。
  7月,张奎率游击队袭击国民党常乐乡公所(今太吉河镇),缴枪2支。
  8月23日,晋冀鲁豫军区四纵第十二旅在旅长刘金轩、政委李耀率领下,由河南济源县小教口渡过黄河;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在师长张复振、政委梁励生率领下,由山西平陆县茅津渡渡过黄河,分别向豫陕鄂地区挺进。
  8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陈赓、谢富治:速以四纵全力及第三十八军抢占河南省陕县、灵宝、卢氏等县,相机攻占陕西省洛南、商县、商南等县。
  9月4日,中共中央电令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陕南、豫西南各县似甚空虚,四纵可分两路,一路取捷径出陕东南,相机攻取洛南、商县、商南、荆紫关诸城镇;一路出伏牛山,相机攻取卢氏、淅川、内乡3城。占领上述各地后,即应散开各县乡村,攻破地主围寨,消灭地主武装。应把占领县城与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地主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9月10日,第十二旅攻克卢氏县城。
  9月14日,在豫陕边一带坚持斗争的中共豫陕工委书记罗孟刚和陕南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胡金声,与第十二旅在卢氏会合。
  9月15日,陈赓、谢富治向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报告:十二旅主力准备出商南或荆紫关及龙驹寨;陕南各县尚有我三四小股游击队,已有一股30余人到卢氏接头,我们决定将教导团(汪锋所带)配合十二旅先入洛南、商县一带游击,并与当地游击队联系。
  9月16日,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委汪锋和军长孔从周在河南省灵宝县五原镇向刘庚等宣布前委决定:由第三十八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庚、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副师长孙光、第三十八军教导团政委杨克组成新的中共陕南工委,刘庚任书记,受四纵前委和第三十八军陈先瑞领导。并抽调第三十八军教导团陕南籍的干部战士,组成陕南独立团,团长郝世英,政委杨克,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队,开辟陕南,建立根据地。
  9月20日,陈赓、谢富治就行动方案电报中共中央军委:以十二旅、十旅及十七师出商洛,十一旅、十三旅同时出豫陕鄂边,抢占商南、郧阳等地。
  9月21日,刘庚、孙光、杨克等率陕南独立团从五原镇出发,向商洛进军。
  9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赓、谢富治等:以十二旅和十七师立即西进,相机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山阳诸县,肃清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援助陕南根据地。
  9月25日,陈赓、谢富治电报中共中央军委:商洛如有条件,则坚决攻占之。否则,十二旅、十一旅应迅速向南,相机攻占龙驹寨、商南,控制西荆公路。十七师则扫荡商洛地区乡村土顽,支持陕南独立团及当地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胡宗南部。首先建立商县、洛南、蓝田、山阳、商南地区根据地,然后,向柞水、镇安、宁陕等地发展。
  9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十二旅等,速占商南、商县、山阳等地,建立根据地。
  9月29日,第十二旅、第十七师、陕南独立团及王力率领的陕南游击队会师龙驹寨。会师后在商镇召开联席会议,商定第十二旅进入丹江以南地区开辟根据地,第十七师在丹江以北地区活动,策应四纵其他部队在豫西展开。
  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陈赓、谢富治等:望乘敌空虚之机,令十二旅、十七师及教导团相机攻占商县、商南、山阳3县,然后以一部分攻占镇安、柞水,迫使进攻洛南之敌六十五师向西南分散。
  10月1日,敌整编第六十五师向龙驹寨进犯,第十二旅在十七师掩护下向东转移,当日下午包围商南县城。
  10月2日,第十二旅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山炮大队解放商南县城。
  10月5日,第十二旅分三路从商南清油河、曹营、富水出发,转移到卢氏县朱阳关、五里川、双槐树一带休整。
  10月15日,敌越过武关,逼近商南,第十七师从商南两岔河北上卢氏县官坡、兰草地区休整。
  10月18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电令成立“西荆公路‘清剿’总指挥部”,谢辅三为总指挥,白青云为副总指挥。
  10月下旬,奉前委命令,中共豫陕鄂边区第二地委、豫陕鄂边区第二督察专员公署、第二军分区在卢氏兰草东川成立。
  11月3日,第十二旅兵分三路从卢氏县五里川出发,在十七师和陕南独立团配合下向鄂陕边进军。
  11月7日,第二地委在商南县七盘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问题。
  第二武工队在兰草成立,队长陈寿益,政委先是毛凯,后是王知德,副队长胡金声。以今丹凤、卢氏、商南、西峡边为活动区域,建立了峦庄、两岔河、腰庄、七盘磨、曹营等乡民主政府。
  11月8日,前委在河南省南召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豫陕鄂后方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地方党、政、军组织的组建,直接负责建立豫陕鄂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八个分区,商南县丹江以南属第四分区,丹江以北属第二分区。
  11月15日,奉前委指示,中共陕南工委撤销,刘庚调第三十八军工作。中共豫陕鄂边区第二地委由王力、孙光、石金河组成,王力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孙光任地委委员、军分区司令员,石金河任地委委员、第二专员公署副专员,薛兴军任分区副司令员。
  11月30日,第十二旅进抵郧西县黄云铺,决定以郧西、郧县和丹南山阳及商南赵川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2月上旬,敌六十五师一部和地方团队共两千余人,向丹北游击区发动“清剿”。第十七师在豫西粉碎敌人包围后,经商南县白玉渡过丹江,到达丹南一带休整。
  12月中旬,第十二旅三十六团七连奉命攻夺国民党商南县参议、保安团营长党耀初(党万炳)盘踞之小百岩河岩洞。
  12月24日,第三十六团团长符先辉、政委张文彬、副团长董明端、参谋长陈如意亲临小百岩河前沿阵地指挥,七连在机枪连和山炮大队配合下,攻克敌人宣称“永攻不开”的小百岩河岩洞,击毙党耀初以下多人,震惊了周围几县的土匪和郧阳城守敌。
  12月25日,中共山(阳)商(南)县委、山商县人民民主政府在山阳石佛寺成立。第十二旅三十四团一营营长王友常任书记,旅直工科科长任友恩任县长,旅宣传科副科长、旅农会副主席秦宝珍任副书记。以谭道鹏游击队为基础,组成山商县大队,后整编为县独立营,谭道鹏任独立营营长。山商县首先建立了西照川、东赵川、天桥3个区。东赵川区委书记杨秀威,区长李金奎,武委会主任郭俊生。该区建立了三官庙、后川、店坊河、马蹄沟、余家棚、石柱河、梁家坟、十里坪等9个村政权。
  12月26日,第三十六团四连奔袭店坊河马蹄沟驻敌,歼灭该地督察专员党飞武部20余人。
  12月28日,胡金声奉命率第二武工队到白鲁础接应十七师北进。
  12月29日,第十七师分三路越过八里坡,到达白玉一带。
  12月30日,第二武工队配合十七师前卫连捣毁国民党过风楼乡公所,俘敌10余名,处决了乡队副朱维学、副乡长刘明星和县稽查员等4人。
  12月31日,第十七师一部途经清泉百家岗俘获敌商南县自卫团长兼永青联保主任邱子文、保队副殷绪祥等人。次日,于桃坪镇压了邱子文,其它被俘人员经教育后释放。

1948年
  
   1月1日,豫陕鄂边区第四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郧西土门成立。第十二旅旅长刘金轩为军分区司令员,旅政委李耀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旅副政委张明为专员、军分区副政委、旅参谋长薛克忠为军分区副司令员,祁果为地委副书记。辖上关、山商、山阳、镇安、郧县、郧西等县。
  1月15日,第二地委书记王力、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孙光率独立团第二次收复商南县城。
  1月中旬,敌军再次对丹江以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剿”,第二分区机关部队渡过丹江转移到第四分区山商县赵川区休整。
  1月25日,第二地委二次扩大会议在赵川余家棚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王力、石金河、肖良清、杨克等。会议主要讨论财经工作,决定建立预算、决算、批核等制度,制定了供给标准,成立了以王力为主任的财委会。
  1月下旬,山商县竹林关区成立。区委书记庞炳时带队前往竹林关途中经石槽沟遭敌伏击,庞及通讯员等4人牺牲。曹振东接任该区书记,赵奎元任区长。
  2月10日,第二地委决定将第二武工队编入独立团警卫连,合编第一、第三武工队为商洛武工队。商洛武工队继续在豫陕边的卢氏、商南、洛南、商县结合部坚持斗争。
  2月16日,第二地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赵川十里坪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王力、孙光、石金河、肖良清等。会议主要研究部队整训的问题。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陈先瑞在会议结束时作了重要讲话。
  2月中旬,第二分区机关部队由赵川返回丹江以北根据地。
  2月下旬,第二地委奉前委命令率机关部队向豫西鲁山县转移。
  3月5日,第二分区机关部队到达鲁山县婆索街。
  3月7日,第二地委及其所属部队在鲁山县婆索街开展为期11天的新式整军运动,进一步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方针、任务及政策,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为了加强领导,上级决定三十八军后勤部政委王杰任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3月8日,原湘河农民武装首领江效青率部起义,编入宛西支队,参加解放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战斗。
  3月中旬,山商县赵川区委书记杨秀威调离该区,张义和任赵川区委书记。
  4月1日,第三十八军五十五师一六三团第一、第三营和团直机关部分人员编为陕南独立第四团,原独立团编为陕南独立第五团,两团均归第二军分区指挥。
  4月2日,山商县县委书记王友常调任郧均独立团团长,副书记秦宝珍调任第三十四团政委,任友恩任山商县县委书记,林茵如任县长。
  4月中旬,山商县湘河区在汪家店成立。书记王宽忠,区长姚国雄,副区长薛三顺,工作组长关孝庭,武委会主任白希栋。
  4月30日,第二分区独四、独五两团第三次收复商南县城。
  5月3日,第二地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商南县城召开,研究参加宛西战役问题。
  5月6日,第十七师配合四纵十三旅解放河南内乡西峡口镇,第二分区部队解放丁河店。
  5月14日,第二地委在河南省内乡县丁河店召开第三次地委会议。参加会议的王力、孙光、石金河、王杰、薛兴军、李书全、肖良清。会议决定成立商南县党、政、军机构,商南县县长董巩,副县长董流,县大队长胡金声(雷震),因干部缺乏,暂未配备县委书记,地委分工由石金河负责商南县工作。会议还决定将桃坪、灰池子划归商南县,将暂借第六分区(即南阳分区)淅川县西坪区划归商南县,作为第二分区和商南县向西推进的基本区。常维才任桃坪区区长,李志才任西坪区区长。
  5月16日,第二分区在西坪镇召开军民大会宣布中共商南县委、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并宣布成立西坪区。
  5月18日,第二分区部队向西进击,解放商南富水关,成立富水区,副区长郭世清。
  5月19日,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和二分区部队第四次解放商南县城。第二分区党政军机关和商南县机关移驻城内。
  5月20日,商南县层峰区成立,书记候金福,县委秘书李秀峰兼该区区长,武委会主任任永安。
  5月26日,董巩县长签发县民主政府政字第二号布告,通缉匪首白青云,敦促白部官兵脱离白匪,携械投诚。
  5月30日,第二地委第四次会议在商南县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王力、孙光、李书全、薛兴军,主要讨论部队休整问题。会议决定商洛武工队由龙驹寨移驻商南县城休整。
  5月31日,第二地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商南县城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王力、王杰、孙光、薛兴军等7人。会议主要讨论财经问题,决定由石金河、王杰、薛兴军、杨克等5人组成财经委员会。
  5月下旬,商南县永清区、青山区先后成立。永清区区长席××,青山区区长李金累。
  6月4日,第二地委第五次会议在商南县城召开。讨论敌六十五师可能向东窜扰商南,商南游击工作如何布置的问题。
  6月7日,中共陕南区委、陕南行政主任公署、陕南军区在郧县县城成立。原第三十八军政委汪锋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原第十二旅旅长刘金轩任军区司令员,时逸之任行政公署主任,原第三十八军副军长陈先瑞任军区副司令员,李耀任军区副政委。原豫陕鄂边区第二、第四分区划归陕南区管辖。
  6月14日,第四地委、第四军分区联合发出指示:为有效打击来犯之敌,以上关独立团和山商县独立营、区干队为一作战集团,由齐涛、秦金铎指挥;以三十六团和镇安、白河、山阳三县独立营、区干队为另一作战集团,由张文彬、董明指挥。
  6月23日,董巩县长在批发县民主政府通告中说:自开辟工作以来,全县已建立6个区,54个行政村,缴获长短枪309支,机枪7挺,子弹1.8万余发,手榴弹100多枚,地雷100余枚及大批军用物资。
  6月27日,敌六十五师一部、二十七师一部由卢氏朝东南向商南县进击;谢辅三率洛南、商县、商南等保安团,从6月27日至7月30日沿西荆路“清剿”。第二分区四、五两团奉命北进卢氏阻击敌六十五师,第三十八师、第十七师于此后不久开往河南淅川荆紫关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地、县机关撤出县城移往西坪,商南县城复陷敌手。
  6月30日,第二地委在西坪区操场村召开第六次地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孙光、王杰、石金河、李书全、肖良清。会议主要研究如何落实中共陕南区党委关于“敌进我进”的指示,决定把地委中心放在商南县西坪区草场村,派出五个连队,深入敌后,完成军事任务。会议还就有关干部配备作出了安排。
  7月2日,董巩县长签发县民主政府第二号通令,命令白青云部官兵放下武器,交械投诚,否则严惩不贻。
  7月4日,商南县桃坪区干队护送王杰、文明章等领导西去商洛武工队检查工作,行至中家沟与敌三十一旅一个营及保甲武装遭遇,区干队主动避开敌人,未与之交火。5日晨,护送王杰专员行至百家岗,遭敌袭击,区干队一部掩护首长转移,一部阻击来犯之敌。当日下午韩彬率一个连前来接应,击退袭击之敌,毙敌一名,伤数名。6日,王杰专员和文明章等领导抵达商洛武工队。
  7月10日,中共陕南区委书记汪锋在区党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上作《关于陕南工作方针》报告时指出,目前陕南的情况可分为三类:(一)正规根据地;(二)游击根据地;(三)游击区。正规根据地如四分区大部,二分区靠豫西的一部;游击根据地,如二分区之留仙坪、沙河沟、峦庄、宽坪、寺坪等与四分区的镇安、山阳等地区。
  7月13日,第二地委第七次会议在西坪区操场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王力、孙光、石金河、李书全、肖良清、杨克。会议成立由孙光、薛兴军、肖良清、李书全、杨克组成的军政委员会,孙光为书记。会议决定成立分区教导队,调商南县大队大队长胡金声(雷震)任教导队副队长,江效青由宛西支队调回商南县大队任队长。
  7月16日,中共商南县委就两个月来的情况向地委写出书面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对政权建设、武装工作、知识分子和工商业政策、合理负担等项工作,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总结。
  7月中旬,西坪区召开第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29名知识青年参加了会议。座谈会后,4名知识青年报名参加革命队伍。
  7月28日,第二地委向区党委报告丹北根据地“清剿”与反“清剿”情况。
  7月底,陕南区党委决定撤销山商县。赵川、湘河两区及竹林关区一部分划归商南县。区党委指示二地委把中心移到赵川,建立以赵川为中心的丹南根据地。
  8月1日,董巩县长、董流副县长率商南县机关、部队及层峰、青山、富水、永清四个区的干部随分区党、政、军机关到达赵川。离开丹北前,桃坪区交归商洛工委领导,西坪区留丹北坚持斗争。
  8月7日,吴敬业团长率四团一营及团直机关到达赵川。
  8月上旬,原中共山商县委书记任友恩、县长林茵如到赵川向董巩县长移交工作,原山商县各区干部原地留用,暂不变动。
  8月12日,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李书全率分区后方机关到达赵川。二地委就移驻赵川开始工作向区党委报告。
  8月15日,地委书记王力、专员王杰到达赵川。
  8月17日,第二地委第八次会议在赵川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王力、孙光、石金河、薛兴军、李书全、肖良清。会议根据陕南区党委关于以四分区为依托,以赵川为根据地,向西、向南、向北发展的指示精神,决定在赵川以西,丹江以南,商南县城以东,天桥以北开展工作,以宽坪、赵川、核桃坪、梁家坟、口头坪为中心区域,丹江沿岸湘河区为游击区。在丹南建立四个区,一区以梁家坟为中心,辖十里坪、耀岭河、碾子坪,二区以马家坪为中心,辖白鲁础、核桃坪、小川、宽坪等地;三区即湘河区;四区即赵川区。
  8月中旬,第二分区流岭武工队在赵川成立,队长刘兆英,政委王庆华,以商县、山阳边的流岭地区为中心活动区。
  8月20日,第二分区部队重创敌陕保二旅冯允恭团,俘敌营长以下40余人。商南县大队击溃股匪徐成明部。
  8月24日,敌六十五师、三十一旅及10余县地区民团向陕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清剿”。
  8月25日,西坪区区长李志才带领5名区干队员护运1500双军鞋到赵川,途经店坊河吉家沟时同小股土匪遭遇,全歼该股土匪。
  8月26日,第二分区独四、独五两团第五次占领商南县城。二地委向区党委报告丹北根据地反“清剿”斗争情况。
  8月31日,第二军分区副参谋长肖良清率留守营一部于开河击溃敌冯享线部,俘敌6名。
  9月3日,肖良清副参谋长率35名战士清剿大阳坡狼头山王棋高、孙鹏股匪,俘敌7名,截回耕牛8头。
  9月7日,陕南根据地取得第三次反“清剿”斗争胜利。
  9月10日,第二地委在赵川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剿匪中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保证了剿匪工作的顺利进展。
  9月中旬,鉴于分区主要领导经常随部队外线作战,第二地委决定成立赵川工委,对丹南各地及留在赵川的各县干部实行一元化领导。地委副书记石金河任书记,委员有肖良清、董巩、董流、王知德、严敏、李季林。
  9月19日,赵川工委召开会议,研究秋收、秋播、秋屯等工作。
  9月20日,赵川工委向丹南各区、村发出紧急指示,制止乱杀人,停止土改,实行“双减”,保护工商业和学校,对保甲团队和土匪实行政治清剿。
  9月26日,中共陕南区委派郭茂生等26名南下干部到第二分区工作。
  9月下旬,商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向地委报告,丹南已成立4个区,共恢复和新建15个村政权。
  9月,设立县政府财粮科。
  10月4日,第二地委第九次会议在赵川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王力、孙光、石金河、薛兴军、李书全、肖良清、杨克。会议讨论了干部调配,调郭茂生等22名干部到商南县工作,郭茂生任中共商南县委书记。会议决定成立商南县武委会;并确定五团派一个连在松树垭、十里坪、烂泥湖、马家坪、汪家店等地分进驻剿。
  10月5日,中共商南县委、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调整丹南各区干部。调整后,一区(梁家坟)书记吕锁昌、区长韩文槐、工作组长刘松亭、武委会主任郭世清;二区(马家坪)书记韩永义、区长赵奎元、工作组长田福才、武委会主任赵玉锁;三区(湘河)书记王进财、区长姚国雄、工作组长关孝庭、武委会主任王有春;四区(赵川)书记宇文让、区长赵子珠、工作组长、武委会主任郭俊生。  
  10月7日,第二军分区在赵川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孙光司令员就陕南区党委关于二分区以赵川为重点,清剿土匪,巩固赵川根据地,与两郧打成一片,向丹江以北发展的指示作传达报告。大会后,商南县大队配合分区主力部队向盘踞在赵川外围地区之敌发起清剿。
  10月中旬,中共商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在丹南各区发动群众,保卫秋收秋播,开展秋屯工作。
  10月20日,第二地委第十次会议在赵川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王力、孙光、石金河、薛兴军、李书全、杨克。会议重点研究被俘及地下派来的人员须交党委审查之问题。二地委向区党委报告8、9、10三个月赵川根据地建设情况。
  10月21日,第二分区部队在赵川全歼徐成明股匪。
  10月下旬,商南县大队配合分区主力部队在丹江南北广大区城内扫除40余股敌保甲团队和土匪武装。
  11月1日,第二地委第十一次会议在赵川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王力、孙光、石金河、李书全、杨克。会议由孙光传达区党委的指示,恢复丹江以北根据地,同时决定将商南县大队整编为县独立营,江效青任营长,李文章任教导员。
  11月上旬,第二专署专员王杰在赵川签发布告,宣布取消国民党时期的苛捐赋税,减轻人民负担。在根据地实行新的公平合理的公粮负担办法。公粮征收实行一年一次分派,多收多负担,少收少负担,不收不负担的原则,各村民主评议,合理摊派公粮。
  地委提出11、12两个月丹南根据地的工作重点是: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加强对敌政治攻势,发动群众防匪自卫。
  11月中旬,在我党我军强大政治、军事攻势下,流窜各地的地方团队和土匪武装纷纷瓦解,受蒙蔽和胁迫从匪的人员到各级政府登记投诚。
  11月17日至19日,湘河区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到会的开明士绅、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共32人,通过形势报告会和学习政策、党的纲领、统一战线,使绝大多数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并一致表示今后要积极协助人民民主政府做好工作。
  11月29日,商南县桃坪区干队两个班叛变,区长常维才,区干队队长陶兴川,司务长江西有,一班长李祥云(李明)4人牺牲。
  11月,中共商南县委通过广泛宣传我党保护发展学校、工商业的政策和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丹南根据地新办和恢复小学15所,纸厂16家,锅厂2家。
  12月上旬,第二分区供销合作社在赵川开业。
  12月13日,第二分区独四团、独五团由赵川北进剿匪,于豫陕交界处的商南县富水镇黑漆河击溃敌新编第二师任泰升(任小秃)残部,俘敌200余名。尔后,第二分区部队返回丹南根据地休整。
  12月19日,敌200余人分三路合击中共湘河区委、湘河区政府驻地汪家店。在当地进步士绅杜周琪的帮助下,留守的区财粮干部等8名同志安全撤离。
  12月中旬,敌军侵犯西坪,西坪区机关、部队转移到丹南赵川。下旬,区长李志才率机关、部队返回西坪。
  12月25日,第二地委在赵川向区党委报告8月至12月宣传工作情况。
  12月26日,第二地委第十二次会议在赵川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王力、孙光、王杰、石金河、李书全、肖良清、杨克。会议主要是总结1948年工作。
  12月底,中共商南县委书记郭茂生到湘河区整顿县独立营,调营长江效青到教导队学习,独立营工作由教导员李文章负责。
  第二地委在赵川向区党委报告11、12两个月赵川根据地巩固、建设、发展情况。

                   1949年
  
   1月1日,第二地委第一次会议在赵川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王力、孙光、王杰、石金河、李书全、肖良清、杨克。会议根据陕南军区关于“控制商南,与蔡区连成一片”的几次电报指示精神,讨论如何行动问题。会议一致认为:控制商南如无把握,就控制西坪,万一不行向第六分区靠拢。关于行动问题由王杰去区党委请示后决定。会议初步决定,除留四团一个营坚持赵川,其余开往西坪,待机向西发展。这次会议还决定撤销商南县二区(马家坪区),留赵川、湘河、梁家坟区的干部在丹南之外,其余全部带往西坪。第一、二区区干队合并后与四区区干队配合四团留守营行动;第三区区干队配合县独立营行动,共同坚持湘河,继续向北。同时决定调整赵川工委组成人员。
  1月5日,中共陕南区委根据中原局“今后地委一律以地名命名”的决定,通知将陕南区第二地委改为商洛地委,第四地委改为郧阳地委。分区行政、军事机构也随之改名。
  1月9日,中共商洛地委第二次会议在赵川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王力、孙光、王杰、石金河、李书全、肖良清、杨克。会议听取了王杰传达区党委的指示,决定“打商南”,因商南工事不坚固,武关之敌增援来不及,西坪之敌不敢增援。打下商南对境内的土匪有震慑,对策应蔡兴运活动区(商洛武工队活动区)意义重大。
  1月上旬,董巩县长率县独立营和湘河区干队在湘河白浪遭敌陕保二旅十二团伏击,经激战后我军安全转移。
  1月15日,孙光司令员率分区独四、独五两团北上西坪。配合南阳军分区聚歼敌新二师残部。
  1月16日,董巩县长率独立营随分区部队到达西坪区,与坚持西坪区斗争的李志才区长等人会合,调任该区任区委书记的韩永义也同时到达。
  1月18日,拂晓,独立四团向驻守在西坪下黑漆河南坡寨守敌发起攻击,敌向西北方向溃退,上午11时结束战斗,毙伤敌军15名,俘敌86名,缴获重机枪1挺,长短枪39支。
  1月中旬,中共商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在赵川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共132人参加,畅谈一年多来我党我军实行“双减”、保护工商业和学校、重视知识分子、瓦解敌匪等方面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解除了大部分人士的思想顾虑,使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1月下旬,春节期间,商南县城关、富水两区班子在河南省西峡县重阳镇重新组建。富水区副书记为高本桐、区长为郭世清;城关区书记为候金福,区长为韩文槐,副区长为余凤来。
  2月4日,商洛军分区独四、独五两团和商南县独立营,在南阳军分区两个独立营的配合下,由重阳分三路西进,追歼敌新二师,敌退往富水界岭。
  2月5日,我军进攻界岭,敌向富水以北方向溃退,我军解放富水镇。富水区委、区政府机关随军进镇开展工作。
  2月6日,商洛军分区独四、独五两团于富水镇会合后继续向西进击,担任前卫任务的独立五团在商南县城以东十里铺遭敌陕保二旅和新二师两团兵力阻击,独立五团立即向敌军发起攻击,战斗中五团团长郝世英光荣牺牲。
  郝世英,1918年生于洛南县景村镇郝家源,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做地下工作。1945年7月17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在河南洛宁起义时,郝世英任十七师警卫连连长。起义后,先后在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任营长、副团长。1947年8月陈、谢大军反攻南下过黄河后,郝世英调任陕南独立团长,1948年4月,陕南独立团改编为独立第五团,郝世英继续任团长,曾三次率领所部解放商南县城,为商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年32岁。
  2月7日,独四、独五两团占领十里铺后,追敌于商南县城,在商南县独立营配合下,向守敌新二师和陕保二旅发起进攻,激战3小时,敌弃城西窜,我军解放商南县城。县人民民主政府移驻县城内。
  2月上旬,胡金声、李守纯带领分区部队两个连,在商南县过风楼桐树沟缴获一批敌人埋藏的武器弹药,计轻机枪17挺,步枪383支,子弹6箱。
  2月11日,赵川区工作队在三官庙遭内奸毛祥云勾结土匪周玉红部袭击,工作队干部赵冠英、农会干部谭传仁牺牲。
  2月15日,经陕南行政公署批准,商南县民主政府在三官庙晒水台召开公判大会,处决内奸毛祥云。
  2月16日,为了培养基层干部,中共商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在赵川镇关帝庙举办两期村、闾干部和积极分子学习班。第一期2月16日至2月19日,历时4天,学员26人;第二期3月初至3月中旬,历时半月,参加学员亦26人。经过学习时事、政策和进行诉苦教育,使学员在政治上、思想觉悟上都有较大的提高,成为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
  2月中旬,县独立营一连和湘河区干队在红鱼碓窝沟活捉国民党湘河乡乡长吴泽波。
  2月20日,驻赵川地、县党、政、军机关和2000余名当地群众举行集会,庆祝平津大捷。当晚,军分区宣传队演出了《夜壶队末路》、《一朵红花》、《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
  2月28日,商洛地委在赵川向陕南区党委报告1、2月份工作情况。报告中说:通过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三区摧毁了敌湘河乡公所,活捉乡长吴泽波;一区活捉了保长宋国风;四区活捉了敌连长党万明;西坪区活捉了副乡长。冯允恭部跑得还剩100多人,杜光瑞部跑得还剩四五十人,刘帮荣部都已插抢隐蔽,好多匪首派人打听我情况,寻找出路。
  2月,县人民民主政府在西坪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宣传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揭露敌人对我党的造谣,会后当即有10余名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并联名发出了《告全区知识青年书》。
  3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陕南区党委向全区发出:“在村级政权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的指示。三个多月的时间,中共商南委在全县共发展党员70多名,其中赵川区发展48名。全县建立了十几个村党支部。
  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地赵川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到会代表79人,座谈会于3月9日开始到3月12日结束。座谈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向民主政府提供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3月26日,中共商洛地委、商洛军分区决定组织西进战役。在第十二旅三十四团配合下,集中全分区部队分三路从赵川出发,围歼竹林关、龙驹寨、夜村等据点之敌,为解放商县、洛南等县城扫清障碍。孙光、王力、王杰与两郧军分区司令员符先辉率第十二旅三十四团一营为中路,薛兴军率独立五团和商洛武工队为北路,李书全率独立四团和商县支队为南路,30日攻取竹林关,全歼守敌,俘敌团长冯允恭、副团长李含芳、营长党紫霄以下官兵302人,毙敌24名,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294支。31日,三路会合攻占龙驹寨,毙伤敌连长以下百余名,俘敌副营长以下379名。
  4月1日,独立五团副团长文明章在商县高桥战斗中牺牲。独立四团团长吴敬业身负重伤,后牺牲于赵川。高桥战斗后,我军参战部队全部撤回商南休整。
  文明章,1899年生于河南省商城县,1929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随红二十五军、中原突围北路主力、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三次进入商洛建立根据地,牺牲前任第二分区独立五团副团长。
  吴敬业,1911年生于陕西省合阳县坊镇,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11月,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三团团长。1948年4月该团编为二分区独立第四团,任四团团长,牺牲时49岁。
  4月1日,赵川区三官庙村村长黄光荣叛变,纠集李宝宾等股匪袭击区干队驻地晒水台炮楼。区干队在村民兵队的配合下,平息叛乱,击溃叛匪,黄光荣逃至湖北郧县八道河。
  4月6日,陕保旅十二团连长杜光瑞纠集河南、湖北边界数股土匪,偷袭湘河区政府驻地汪家店。反击战斗中,湘河区区长姚国雄、排长王得亮、区通讯员郝素发、陈启发、战士黄治信牺牲。
  姚国雄,原名姚国旗,1919年生于山西省沁水县上阁村,1940年冬参加革命,194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农会常委、副主席、主席。1947年8月随军南下,任商南县第三区(湘河区)区长,牺牲时29岁。
  4月7日,拂晓,敌新三军三师八团团长刘靖明率残部乘我庆祝西进胜利,防御疏忽之机偷袭商南县城。我军牺牲19人,伤8人,被俘20人(其中包括群众和演员),损失迫击炮一门,轻机枪4挺,步枪30多支,骡马17匹。敌人偷袭后未敢停留,即向北逃窜。驻武关的独立第四团和驻清油河的第十二旅三十四团奉命追击残敌,在桃坪、灰池子一带将刘靖明部击溃,截获全部被俘人员及枪炮、骡马,俘敌20余名。
  4月上旬,一区区干队在商县支队配合下,聚歼焦家园保甲队余凤呜部,毙敌5名,俘敌10多名。
  4月9日,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组成人民法庭,在赵川召开公判大会,处决敌团长冯允恭、营长党紫霄。
  4月中旬,商洛军分区部队由商南县城撤回赵川休整。
  4月27日,中共商洛地委、商洛专署创办的商洛地方干部学校,于赵川布家沟陈家大院正式开学,学员70余名。
  4月27日至28日,商洛地委干部扩大会议在赵川召开。会议重点检查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三无”现象和根源。会议结束时,王力书记代表地委作出了纠正“三无”的决定。
  5月1日,流岭武工队在赵川编入独立五团。
  5月7日,中共商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召开工作队干部大会,解决干部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教育干部在胜利前夕要保持冷静。
  5月8日,商洛地委在赵川向陕南区党委报告3、4月份工作中,对西进作战的成绩与失误进行了认真总结。
  5月31日,陕南行政主任公署发出通令,豁免全区贫苦农民1948年夏秋公粮尾欠。
  5月底,中共商县县委、商县人民民主政府,中共丹凤县委、丹凤县人民民主政府在赵川成立。
  6月2日,三官庙民兵队长叶芳谱带领民兵击毙匪首杨永茂,缴枪9支,受到县人民民主政府表彰奖励。
  6月上旬,原冯允恭部副官杜金山向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投诚登记。
  6月11日,白青云部排长刘帮荣率该排向一区政府投降,交长短枪22支,子弹800多发。
  6月中旬,陕南区党委通知,调郭茂生任中共商县县委书记,董巩任中共商南县委书记兼商南县县长。
  6月30日,县委发出《关于突击完成夏粮征购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工作组以7月1日至7日为夏征突击周,彻底完成夏征工作。要求村干部带头交好粮、交干粮、交得快,动员群众早交粮、交好粮,反对迟交粮,防止敌人破坏夏征工作。号召区与区、村与村开展夏征竞赛活动。
  6月下旬,中共白玉区委、白玉区民主政府成立,书记为吕锁昌,区长为赵克明,副区为长李凌钧。
  7月3日,县委发出《关于纪念“七·七”、“七·一”的通知》。决定7月7日在县城和各区委所在地召开群众大会,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
  7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对一区、富水区干队、湘河区魏家台工作组英勇作战的通报表扬》,通报表扬了富水区干队指导员高本桐,一区区干队队长赵克明在对敌斗争中英勇顽强的表现。
  7月中旬,中共永清区委、区政府在西坪镇恢复建立。区委副书记刘松亭、副区长关孝庭。
  8月1日,西坪民团团长刘景村到西坪区政府登记自首。
  8月4日,董流副县长到西坪传达地委指示,将西坪区归还南阳分区淅川县。该区书记韩永义调商南县公安局工作,区长李志才调任商南县城关区书记兼区长,副区长李灵元带领一部分人员留西坪区工作。
  8月上旬,商洛地区部分党、政、军机关开始撤离赵川,移驻商县。
  8月上旬,中共商南县委根据全县三种不同地区的情况,确定8、9两月各地工作方针:赵川区工作基础好,群众情绪极高,确定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开展全区性的反匪反霸民主运动,健全各种机构;湘河区有重点的发动反匪反霸民主运动;富水、城关、永清、白玉四个区个别地方仍有土匪活动,过渡性政权还未改造,确定发动群众清剿土匪,改造政权,安定社会秩序。
  8月10日,国民党民团团长胡子平部排长王义宽、副排长程维文于南路庄率12人起义,携带机枪两挺,步枪7支。
  8月18日至23日,商南县赵川区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赵川召开,到会代表133人,大会选举产生23名农会委员组成农会,宇文让任农会主席,易传成任农会副主席。
  8月26日,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发布地方干部学校招生广告,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培养干部。
  8月下旬,留守赵川的地、县干部全部撤离赵川。
  8月,县委决定设立县公安局。
  9月10日,县委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中原局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精神,制定发展计划,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履行入党手续,在工人、贫农、雇农、劳力、城市贫民、革命士兵中发展党员。
  9月11日,县委发出《关于精简节约的决定》,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动员、学习华中局、陕南区党委《关于精简节约的指示》,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和解交制度,保证供给,支援战争,克服财政经济困难。
  9月25日,国民党新三军第三师八团三营副营长赵尚仁,率该营自柞水红岩寺脱离该部后,到达赵川区政府投诚起义。
  9月,县委决定设立县工商局。
  10月4日,中共商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在县城举行规模空前的群众集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中旬,窜逃到商南县的国民党淅川县县长、敌新二师六团团长杨家会被商南县青山民兵田发祥抓获,后押解回淅川处决。
  10月24日,县委发出《关于学习地委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和商南县委三个月的工作布置计划的指示》。
  10月,县委设秘书股。
  10月,商南县农民协会成立,王进财任农协副主席。
  秋,全县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减租,废除贫苦农民在解放前的不合理债务。
  11月,中共陕南区党委通知,谭道鹏调任中共商南县委委员、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
  11月,县委决定成立县委组织部、宣传部。
  12月,商南县划为丙等一级县,共辖6区、55个乡(时为村政权)。
  12月,1949年商南县全县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工农业总产值444.8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1.6万元,农业总产值403.2万元。财政收入0.6万元。粮食总产量1,778万公斤。

附 二

组织序列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商南苏维埃政府组织序列

           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1932·11成立)
  主  席:张和敏(兼秘书)
  副主席:张和春
  委  员:张和林

           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1935·5—1936·春)
  主  席:姚启才(先)
       石常安(后)
  副主席:石常安(先)
       姚胜亮(后)
  秘  书:石常安(兼)
  土地委员:刘举廷  刘先学  姚胜玉  余从海
        聂先智  朱寿谦  朱寿保  郑永太即郑老二 

          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1935·5—1936·春)
  主  席:李老四(先)
       祝时英(后)
  副主席:何兴时
  秘  书:祝时英(先)  吴侠祥(后)
  土地委员:侯克家  侯克永  祝时群  吴长秀  胡敦良

          沙坪乡苏维埃政府(1935·6—1936·春)
  主  席:万文华
  副主席:万文耀
  秘  书:万文耀(兼)
  土地委员:李金顺  张国政

          梁家坟乡苏维埃政府(1935·10—1936·10)
  主  席:刘邦颂
  副主席:刘国禹
  秘  书:刘邦颂(兼)
  土地委员:刘印发  刘学时  刘邦民  胡家全  孙国典

          刘家花屋区苏维埃赤卫军(1935·5—1936·春)
  队  长:李春银(先)
       朱寿武(后)
  副队长:朱寿武(先)
       方金成(后)

          祝家店乡苏维埃赤卫军(1935·5—1936·春)
  队  长:胡敦有
  副队长:祝时民

          沙坪乡苏维埃赤卫军(1935·6—1936·春)
  队  长:万文耀
  副队长:张国政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商南县党政组织序列

商山县干部序列
  
   一、中共商山县委
  书   记:吴 杰(先) 许道琦(后)
  副 书 记:李国有
  组织部长:田绿野
  军事指挥长:罗孟刚
  
   二、商山县人民民主政府
  县 长:王 和
  
   三、商山支队
  支队长:罗孟刚(兼)
  政治委员:吴 杰(先) 许道琦(后)
  副支队长:张 奎
  第一大队队长:魏晓珊
  教导员:马学林
  第二大队队长:胡金声
  教导员:马焰林
  
   四、区委区政府
  1、竹林关区(辖若干乡)
  书 记:张振国
  区 长:张振国
  副区长:方博
  军事负责:李 × ×
  2、太吉河区(辖四个乡)
  区 长:李 刚
  3、耀岭河区(辖七个乡)
  书 记:田绿野
  区 长:杨  森
  副区长:水声洪  叶芳蔚

郧商县干部序列
  
   一、中共郧商县委
  书  记:陆 诚(先) 潘友謌(后)
  组织部长:余 新
  军事指挥长:吴相富
  
   二、郧商县人民民主政府
  县 长:陆  诚(兼)
  秘 书:胡  含
  财粮科长:张 弦(先) 易新民(后)
  民政科长:习东光
  
   三、郧商支队
  支队长:吴相富
  政治委员:潘友謌 
  县大队
  大队长:刘  山
  教导员:董  勇(先) 黄明俭(后)
  副大队长:蔡和志
   县独立连
   连  长:阙秀宝
   指导员:李  伦
  
   四、区委区政府
  1、梁坪区
  书 记:张  弦
  区 长:陈  坚
  副书记:薛  辉
  区委委员兼区财粮:杜 民
  2、梁家坟区(辖三个乡)
  书 记:陈  坚
  区 长:刘学发
  财 粮:杜  民
  3、宽坪区(辖五个乡)
  书 记:薛  辉
  区 长:薛  辉(兼)
  委 员:吴德简
  4、照川区(辖七个乡)
  书 记:王锡九
  区 长:王文波
  5、蒿坪河区(辖四个乡)
  书 记:徐  蓬(先)
      易新民(后)
  区 长:习东光(先)
      易新民(后)
  副区长:李世清
  区干队长:李世清(兼)
  6、瓜子岭区(辖若干乡)
  书 记:易新民
  区 长:易新民(兼)
  副区长:李世清
  区干队长:李世清(兼)
  7、郧商山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徐  蓬
  独立排排长:殷中祥

商南县干部序列
  
   一、中共商南县委
  书  记:刘英才
  副 书 记:邵耀华
  组织部长:吕  斌
  武装指挥长:严家安
  
   二、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
  县 长:刘英才(兼)
  副县长:姜明斋
  民政科长:吕  斌(兼)
  财政科长:吴泽芳
  
   三、商南县支队(即24支队)
  支队长:严家安
  政 委:刘英才(兼)
  副支队长:谢兴东
  政治部主任:彭  勃
  四、龙驹寨区(辖七个乡)
  区委书记:张  东
  区  长:黄  鹏
  副 区 长:李霄汉
  五、桃坪乡(县直属)
  乡 长:明昌武

解放战争时期商南县党政军组织序列

山商县干部序列
  
  1947年12月设立,隶属豫陕鄂边区第四分区(陕南区第四分区),1948年7月撤销。
  县委书记:王友常(先)
       任友恩(后)
  县委副书记:秦宝珍
  县    长:任友恩(先)
         林茵如(后)
  县独立营长:谭道鹏

商南县干部序列
  
   1947年10月2日攻克县城,1948年5月14日在河南省西峡县丁河镇成立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县大队。隶属豫陕鄂边区第二分区(陕南区第二分区、陕南区商洛分区)。
  县委书记:郭茂生(先)
        董  巩(后)
  县   长:董  巩
  副 县 长:董  流
  
   一、商南县独立营
  1948年5月建立县大队,1948年11月改编为县独立营。
  大队长:胡金声
  营  长:江效青(先)
       胡金声(后)
  教导员:李文章
  
   二、梁家坟区
  1948年10月设立,亦称一区,区机关设十里坪西马峪,1949年1月撤销。
  书  记:吕锁昌
  区  长:韩文槐
  副区长:赵克明
  工作组长:刘松亭
  武委会主任:郭世清(先)
         赵克明(后)
  副  主  任:赵克明
  
   三、马家坪区
  1948年10月设立,亦称二区,区机关设白鲁础乡马家坪村,1949年1月撤销。
  书   记:韩永义
  区   长:赵奎元
  工作组长:田福才
  武委会主任:赵玉锁(赵培帆)
  
   四、湘河区
  1948年4月设立,隶属四分区山商县,1948年7月山商县撤销,归属二分区商南县。
  书 记:王宽忠(先)
       王进财(后)
  区 长:姚国雄(先)
       周天径(后)
  副区长:薛三顺(一任)
       周天径(二任)
       张玉旺(三任)
  工作组长:一组、薛三顺(兼)
        二组、关孝庭
  武委会主任:白希栋(一任)
         王有春(二任)
         王玉堂(三任)
  
   五、赵川区
  1947年12月设立,隶属四分区山商县,亦称四区,1948年7月山商县撤销,归属二分区商南县。
  书   记:杨秀威(一任)
         张义和(二任)
         宇文让(三任)
  区   长:李金奎(先)
         赵子珠(后)
  副 书 记:阎秉光(阎银保)
  工作组长:郭俊生(一任)
         阎秉光(二任)
  武委会主任:郭俊生(一任)
         彭国顺(二任)
  
   六、西坪区
  1948年5月设立,隶属二分区商南县,1949年8月划归南阳地区淅川县。
  书    记:韩永义
  区    长:李志才
  副  区  长:李灵元
  武委会主任:王玉堂
  公 安助 理:王长太
  
   七、富水区
  1948年5月设立,同年8月区机关转移赵川,1949年1月恢复工作,隶属二分区商南县。
  副  书  记:高本桐
  区    长:郭世清
  副  区  长:郭世清(先)
         李文基(后)
  武委会主任:崔德记(先)
         王西宽(后)
  
   八、层峰区(城关区)
  1948年5月设立,始称层峰区,1949年11月改为城关区,隶属二分区商南县。
  书    记:侯金福(先)
         李志才(后)
  区    长:李秀峰(兼,一任)
         韩文槐(二任)
         李志才(兼,三任)
  副  区  长:余凤来
  武委会主任:任永安(一任)
         李凌均(二任)
         王海君(三任)
  
   九、青山区
  1948年5月设立,隶属二分区商南县,1949年1月并入富水区。
  区  长:李金累
  
   十、永清区
  1948年5月设立,同年8月区机关转移赵川,该区工作暂停,1949年8月恢复工作。
  副书记:刘松亭
  区  长:席 × ×(先)
       刘松亭(后)
  副区长:关孝庭
  
   十一、桃坪区
  1948年5月设立,隶属二分区商南县。1948年8月划归商洛工委。
  区   长:常维才
  区干队长:陶兴川
  
   十二、白玉区
  1949年5月一区撤销后,以一区干部为基础,于1949年6月成立白玉区。
  书  记:吕锁昌
  区  长:赵克明
  副区长:李凌均

附 三

名人传略

李春银
  
   李春银,1909年5月18日出生在陕西省商南县清油河后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在苦难中度过了童年,14岁为生活所迫外出独自谋生,17岁回到家乡打短工,当年被拉壮丁,途中逃离,在河南卢氏县一带做帮工。19岁回到家乡,不久又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当晚,春银和其他几个壮丁一起打死了看守逃出,拉起了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活动在清油河、两岔、腰庄、曹营、武关、梨园岔、桃坪、卢氏一带大山中,专和保长、地主、税官做对,在卢氏县境内杀了几个保长,在清油、两岔又杀了两个地主,对反动势力震动很大。
  1935年4月,红二十五军来到了清油河、两岔河,当天晚上李春银就找到红军司令部,要求带队参加红军。郑位三同志送给李春银一支左轮手枪,鼓励他好好干。第二天上午,李春银带着三十多个人,十几支枪的队伍到刘家花屋投奔红军。
  1935年5月19日,刘家花屋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了农民赤卫军,司令部让李春银担任赤卫军队长。
  1935年6月5日,由于斗争形势发展,上级决定成立豫陕游击师第四大队,李春银奉命调该大队任某中队长。
  1935年6月12日,李春银中队奉命到清油河四条岭带路,配合红二十五军主力路过清油河。
  1935年8月25日,豫陕游击司令部决定把赤卫军游击队、豫陕游击第三、第四大队整编为红军营。各路游击队行至中途,遭敌庞炳勋部三路“围剿”,形势紧急,司令部立即改变计划,转移外线,进行反“围剿”斗争。转移时,李春银和他的中队与主力失去联系,只好隐蔽在豫陕边一带大山中,待机归队。这时,刘家花屋等苏维埃也遭到了破坏,李春银联络了各地苏维埃干部和李高升游击队,编成一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李春银仍任中队长,整编后在卢氏县一带坚持。这年11月中旬,李春银和他的战友们在卢氏县五里川杨树沟被敌包围,李春银带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后,率原中队边打边撤,退到玉皇顶时,四周敌人将玉皇顶团团围住。李春银身边只剩下几十个战士了,他命令所有人员一齐向外突围,他一人担任掩护。李春银看着同志们都突围出去后,把打完了子弹的两支步枪和郑位三送给的那支手枪砸碎,打开手榴弹盖子,抽出大刀,瞪着血红的双目,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冲去,在他快要接近敌人时,敌人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李春银英勇牺牲,时年26岁。李春银牺牲后,惨无人道的敌人肢解了他的尸体。至今,英雄的遗骨还无法寻找。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批准李春银为革命烈士。

郑永太
  
   1935年,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率领豫陕游击师创立了卢氏县官坡、兰草,洛南县桃坪、峦庄,商南县腰庄、两岔一带苏区。在这块根据地上,人们经常见到一个身背布包、手拿拨郎鼓的货郎,时而行走在深山老林,时而又出现在大街小巷、村镇院落,还经常在国民党驻防营地高声叫卖。他就是刘家花屋区苏维埃土地委员、红军的“探子”——郑永太。
  郑永太,又名郑老二,1904年生于商南县清油河镇清油河村一个世代贫寒的农民家庭。
  郑永太在外地做货郎生意时就结认了红军。他极力赞成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主张。回到家乡逢人就讲红军的好处,还在暗地里组织了七个年轻人准备投奔红军。这些活动很快被民团孙兆太听到,将郑永太毒打了一顿,并威胁说:“如果再听到你到处胡说,就把你拉到河坝里处死!”郑永太没有被吓倒,他见自己已引起民团的注意,便背起布包,出外投了红军。
  1935年5月,郑永太随豫陕游击师来到刘家花屋,给部队详细介绍了当地的社会状况,积极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使群众很快发动起来。在郑永太的介绍下,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和豫陕游击师总部司令陈先瑞召集石长安、姚胜亮、余从海、朱寿武等人谈话。经过酝酿,成立了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郑永太当选为土地委员。
  在协助苏维埃完成土地革命后,郑永太要求参加红军。郑位三找他谈话说:“我们想交给你一个更艰巨、更光荣的任务,拾起你的货郎担,给我们红军当侦察员。给红军当侦察员,就是红军。”。此后,郑永太经常出进于游击师司令部和红军八连。红军首长对他十分信任,在每一个大的行动之前,总要叫他到司令部去,后又背起布包走街串乡,武关、赵川、卢氏、永青等地经常出现他的身影,留下他的足迹,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打了很多胜仗。
  1935年9月,郑永太在两岔河马蹄沟一家姓姚的家里询问敌情,不幸被大恶霸、保甲队长孙绍泰逮捕。孙绍泰将郑永太五花大绑拉到青岗坪孙家祠堂,严刑拷问,要他交待苏维埃干部和赤卫队的去向。面对敌人的暴行,郑永太一言不发。敌人遂将其杀害于青岗坪孙家祠堂。时年31岁。

姚胜亮
  
   1935年除夕,正当人们聚家团圆,欢渡新年之际,商南县刘家花屋区苏维埃副主席姚胜亮在姚家河滩遇难。
  姚胜亮1896年生于商南县两岔河乡姚家湾,从小门里从师,略识几字。14岁托人说情到地方一个火纸厂当徒工,以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
  青年时代就开始秘密串联工人对抗厂家的种种苛刻规定,组织工人到厂家“吃神付”,要求厂家“分槽头”等等,每次斗争总是姚胜亮出面和厂家据理相争,结果都是以工人胜利,厂家屈服而结束。
  1935年5月,郑位三等同志率领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来到了刘家花屋,决定在刘家花屋召开千人大会,让姚胜亮帮助红军动员群众来参加大会。姚胜亮接受任务后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参加大会。5月19日,红军在刘家花屋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姚胜亮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不久,苏维埃政府干部进行了调整,姚胜亮被选为苏维埃副主席。
  姚胜亮坚决服从决定,不仅搞地方工作,也随红军参加过清油河等战斗。他和其他苏维埃领导一起带领刘家花屋赤卫军打下梨园岔,协助红军在梨园岔建立了新的苏维埃政权。
  1935年8月下旬,敌四十军庞炳勋三十九师分三路“围剿”红军,形势紧急。司令部立即改变计划,进行反“围剿”部署。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围剿”根据地,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干部、赤卫队员全部转移隐蔽,贫苦百姓也都纷纷离家避难。姚胜亮同苏维埃其他干部和赤卫军一起在洛南、卢氏等县一方面坚持游击斗争,一方面寻找红军主力。后来,在战斗中,苏维埃的人员被打散,姚胜亮同少数几个苏维埃人员一起隐蔽到深山老林里。
  1935年腊月30日,姚胜亮只身摸回姚家湾侦察情况时被敌人发现,当即被捕。敌人严刑逼问苏维埃人员去向,姚胜亮只字不吐,敌人拷问其是不是共产党员,姚胜亮自豪地说:“我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被共产党看得起的人!我的革命工作做的还不够,你们说我是共产党员,有些过奖”。一无所获的敌人恼羞成怒,把姚胜亮拉到河滩里,指着河滩石头说:“只要你说出他们都藏在那里,就马上放你。若是再不说,就用石头砸死你。”姚胜亮怒目圆睁,冲着这帮匪徒说:“老子从闹红那天起,就把命交出去了,你们要头,就取,要人,不知道!”姚胜亮话音刚落,敌人一刀砍到他的肩上,他忍着伤痛高呼:“苏维埃政府万岁!”接着,残暴的匪徒一石头砸到他的头上,他终于倒下了。毫无人性的匪徒在他倒下后,又是刀砍,又是石砸,其状惨不忍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乡保杀害姚胜亮后,不许掩埋,暴尸于旷野之中。当天深夜,乡亲们悄悄地把胜亮遗体转移出去埋了。

吴长秀
  
   当兵就要当红军,配合农友打豪绅;
  地主老财和保长,坚决打他不留情。
  ……
  唱这首《当兵就要当红军》歌谣的就是吴长秀,他的故事和歌谣一直流传在商南县刘家花屋一带。
  吴长秀,又名吴道士,1893年仲夏出生在陕西省商南县两岔河油坪沟村。父亲是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聪明贤慧,长秀兄妹三人,他为幼。吴长秀的两个姐姐先后被卖于山外。4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年幼的吴长秀被送于卢氏一道观中当了小道士。在道观中熬了11年,25岁时弃道还俗返回故里。
  1935年5月19日,红二十五军在刘家花屋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吴长秀受到了启迪。5月28日,吴长秀的家乡——油坪沟瓦屋沟口祝家店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吴长秀当选为苏维埃土地委员,分工负责宣传发动工作。这年,长秀已42岁了。他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悦耳动听,很受人们欢迎。为了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他从红军那里学了好多支歌,用歌声宣传红军。当人们对红军还不十分了解时,他就唱《红军三大任务歌》,当要扩大红军,成立农民赤卫军时,他就唱那首《当兵就要当红军》歌,还唱《战斗鼓动歌》、《爱护武器歌》、《兵歌》、《兵优歌》、《妇女工作歌》等。他开会唱,到庄户做工作也唱,在他勤奋工作和歌声的影响下,油坪沟的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打土豪、分田地,搞的热火朝天,还有十几名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
  1935年8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疯狂地“围剿”,刚刚成立三个月的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遭到了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喊着“抄红军窝子,鸡犬不留”,对苏区实行残绝人寰的屠杀。吴长秀当时负责撤退工作,群众都转移后,自己却来不及撤退,被民团何元绍发现,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吴长秀正气凛然,宁死不屈。8月29日,敌人把吴长秀押到梨园岔黄龙沟口,将他绑在一颗柿子树上,凶残的匪徒用刀先割掉他的双耳,又剜去他的双眼。他强忍疼痛破口大骂这帮匪徒。何匪气急败坏,用刀在其身上乱戮乱捅,其至死没有向敌人屈服,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维护了革命者的尊严。

万文耀
  
   万文耀,1904年出生于商南县沙坪一个农民家庭,性情耿直,有点文化,人称“小秀才”。1935年,红二十五军来到了沙坪,进行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权,他被推选为副主席兼秘书、赤卫军队长。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为了平均分配土地,他和苏维埃主席万文华一起用了三天时间,走遍了沙坪,查清了土豪占有的土地,掌握了少地和无地的人家。连夜研究分配方案,很快将没收土豪的土地分到贫苦农民手中。他领导赤卫军抄了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土豪孙龙普、张永进、曹升太、江忠余、江忠水、胡吉功的家。没收的财物经过登记,分配给缺吃少穿的农户人家,将布匹、棉花和粮食等送给红军。万文耀有文化,每次到司令部开会后,都圆满地把会议精神传达给其他干部。把苏维埃和赤卫军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长期受压制和剥削的一些农户人家对突如其来的革命胜利一时还持有怀疑态度,分的房子不敢住,分的财物不敢要,分的土地不敢种,分的耕牛不敢使。他们害怕还乡团回来秋后算帐。万文耀发现这个问题就给大家讲形势,要求大家要充满胜利的信心,动员起来斗争,巩固胜利果实。经过他的努力,打消了群众的顾虑,不误农时的种上了庄稼,在红军和赤卫军的保护下,秋季获得了大丰收。
  万文耀还积极动员青年农民参加红军,1935年农历5月在沙坪、小安成立游击队时,当场就有二十多人报名参加,扩充了当地武装力量。
  同年9月,红军主力暂时转移后,赤卫军在国民党胡宗南、庞炳勋部多次围剿之后受挫。地方反动民团孙绍康便趁火打劫,疯狂搜捕苏维埃干部和赤卫军人员。万文耀辗转各地,几经斗争,最终不幸被捕。他和主席万文华、土地委员张国振等被孙绍康集体杀害于腰庄庙,时年31岁。

万文华
  
   万文华,1881年8月3日出生于商南县沙坪碾子沟村一个雇农家庭。1935年5月,红二十五军来到腰庄、两岔河,实行土地革命,万文华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在沙坪,他第一个出来接近红军。他积极宣传红军打富济贫的主张。沙坪的群众很快发动起来,在成立沙坪乡苏维埃政府时被选为主席。在他的带领下,沙坪乡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先后将孙龙勉、孙绍美、曹正暴、胡地公等土豪的土地分给少地和无地的农民,缴获的粮食、财物集中起来清查后分给穷困户。由于地分给其他贫苦农民,自己从不沾手,乡亲们过意不去,给他家送了一些布匹、粮食等物,他原封不动地又拿出来分给别人,红军八连对他的品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红二十五军主力五月撤走之后,国民党胡宗南、庞炳勋部多次围剿豫陕游击师和苏维埃政府。为保卫已经取得的革命果实,万文华在群众中处处宣传没有红军就没有穷人好日子的口号。在他的鼓动下,沙坪乡有16名青年参加了赤卫军和游击大队。在保卫苏区中,万文华作了大量工作。
  农历8月,由于国民党疯狂“围剿”,苏维埃和赤卫队被冲散,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一些苏维埃干部和赤卫队员隐蔽地下活动和出去寻找红军。赤卫队长、土地委员张国振隐藏在腰庄庙的一个山沟里。万文华的堂弟长期投靠民团头子,经常刺探我军情报,并把张国振隐藏的地点报告给了敌人,敌设计通过保甲队长将张国振诱出而杀害。万文华偷偷回家活动中,群众向他哭诉张国振被害的过程。万文华气的咬牙切齿,悲愤的说:“他杀了我们张国振一个,我非杀他俩不行,就是亲兄弟,这个仇非报不可!”他安慰了乡亲,连夜将此情况向红八连作了汇报,并亲自带路,将向敌人通风报信、杀害战友的坏人杀掉。万文华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受到了红军八连的称颂。
  1935年9月,文华不幸被捕。当天在腰庄庙英勇牺牲。事后,附近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万文华和其他几名同伴的尸体。

 祝时英
  
   祝时英,1884年春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成年后学杀猪,学打铁,学石匠,在艰苦的环境中练就了一副结实的身体,加上他心灵手巧,他的铁器、石器活在家乡一带受到称赞。
  1935年5月19日,红军在刘家花屋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同月28日成立了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祝时英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委员并兼任秘书工作,走上了为人民求解放的道路。
  祝时英参加革命后,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他担任委员兼秘书期间,不但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农会、参军参战,还要认真筹划均地工作,经常忙得一连几天顾不上回家。
  祝时英用往日刻碑时学来的手艺,在苏维埃政府对面石岩上刻凿了“红军万岁”四个斗大的字(苏维埃政府遭到破坏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毁掉),表达了他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对红军的无限崇敬。
  原苏维埃政府主席李老四,打土豪时贪财肥私,群众意见很大。祝时英知道情况后,耐心帮助他认识错误,李老四不但不听祝时英的衷心劝告,反而更加有恃无恐地继续侵吞打土豪没收的钱财。祝时英及时向红军总部作了汇报。红军总部根据当时苏维埃政府的法律和李所犯的罪行,立即逮捕了李老四,追回李贪污的全部钱财。祝时英被选为祝家店乡苏维埃主席后,在他的组织下,祝家店乡苏维埃完成了土改工作,农民第一次把收获的粮食全部拿回自己家里。
  1935年8月下旬,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南苏区实行疯狂“围剿”,祝家店乡苏维埃政府遭到了破坏,祝时英不幸被捕,敌人逼他交出土地革命分财分地的清册,祝时英义正词严地怒斥反动派残酷压榨工农的罪行。敌人对其用尽了酷刑,都没有使他低头屈服。祝时英被打的皮开肉绽,浑身被烧红的火钳烙得伤痕累累,但他丝毫没有暴露红色政权的点滴秘密,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祝时英于9月中旬被敌人用铡刀铡死在油坪沟,时年51岁。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批准祝时英为革命烈士。

 胡敦有
  
   胡敦有,1896年出生于陕西省商南县清油河镇油坪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受着饥寒交迫之苦,幼年时即懂得谋生的艰难,并热爱劳动、同情贫苦穷人。1930年,天旱无收,地主阶级不顾农民死活,按例照收地租,激起了广大贫雇农的反对。当时两岔河一带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搞了“吃大户”斗争,胡敦有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由于缺乏正确的组织和领导,这一农民斗争失败了。胡敦有同其他几个领导人和积极分子被伪商南县自卫团以“赤化骚乱”的罪名关进了商南大牢。以后,几位领导人被国民党当局以“赤匪祸首”的罪名杀害。胡敦有和另几位难友被抵交了壮丁。
  胡敦有在国民党军队里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等到1932年冬,找到机会开了小差。回到家以后,才知道父母已去世,妻子儿女在洛南、卢氏县一带讨饭。他当即前往洛南、卢氏一带寻找妻儿。直到1934年春,才在洛南腰庄找到了妻子儿女,一同回到家里,租种几亩薄地勉强渡日。
  1935年5月28日,红军在祝家店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组织了农民赤卫军,胡敦有积极报名参加,因为他苦大仇深,又懂军事,有群众基础,上级任命他为祝家店苏维埃农民赤卫军队长。赤卫军总共有30多人,除红军送给的几支步枪外,还有几支老套筒,其余全部是大刀长矛。胡敦有参加赤卫军后,革命的劲头特别大,他带领赤卫军进行严格训练,教大家持枪射击、投弹、刺杀、劈刀等技术。
  赤卫军成立不久,6月5日就参加了清油河战斗。6月12日,胡敦有奉命率队配合其他兄弟部队在清油河四道岭堵击追堵红二十五军主力的张学良部一团,在这次战斗中,胡敦有亲自缴获了敌军官的一把东洋指挥刀和一支手枪。
  1935年8月底,国民党军队三路“围剿”陕南苏区,祝家店乡苏维埃遭到了破坏。胡敦有和他领导的赤卫军,在卢氏县五里川同李高升、李春银等游击队汇合,一边坚持游击,一边寻找主力。1935年11月中旬,游击队被敌包围,突围中,胡敦有受伤落入敌人魔爪,受尽了各种酷刑,始终不向敌人屈服,严守红军和苏维埃的秘密。后敌人把胡敦有拉回油坪沟杀害,时年39岁。解放后,胡敦有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赵希愚
  
   赵希愚,曾用名赵希育、赵敏之、郝浩、朱逸民。1915年11月出生于商南县城后营,1930年3月考入西安中山学校,阅读进步书籍,参加进步活动。期间赵希愚的祖父与父亲因与国民党县政府官员不睦,官方以通匪罪将其同时杀害,激起了他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憎恨和对光明的向往。193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该校团支部组织委员,同年秋任共青团西安学生支部书记。11月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赵希愚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于南京中央陆军监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结识了陶铸、曹瑛、刘芝明、肖桂昌等人,得到他们的关怀和鼓励,顽强地同敌人做斗争,1936年11月在狱中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了狱中特别支部,参与组织了监狱印刷厂罢工,领导狱中难友要求释放政治犯,进行绝食等斗争。1937年9月国共合作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赵希愚等人被营救出狱,并与陶铸、曹瑛等合影留念。曹瑛在照片上写下陶铸的题词:百战归来认此身。他珍藏照片,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介绍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调入中共陕西省委工作。1938年6月,赵希愚被派驻商洛任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10月再次回商洛巡视工作时,在商南家中被国民党商洛警备司令部驻商南的一个连包围逮捕,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营救出狱后先后任中共华县县委书记、渭华地区、汉中地区省委特派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解放日报》社秘书、晋绥第二分区代专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赵希愚曾任中共晋绥雁门区党委秘书长、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豫陕鄂边区前委办公室主任、《豫西日报》社社长、《陕南日报》社社长、陕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群众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东北组、西北组组长、中共鞍山市委书记、鞍山纲铁公司党委书记、中共旅大市委书记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赵希愚被红卫兵揪斗。1967年10月中央一办审查陶铸专案小组决定将赵希愚与陶铸并案审查,11月被捕入狱。1971年10月20日被迫害致死,终年56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陶铸等冤案得到昭雪,赵希愚也得以平反。1979年10月9日,中共旅大市委在大连为赵希愚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赵希愚的一生做出了较高而公正的评价。

汪世才
  
   汪世才1911年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苦难中长大。1929年5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汪世才的家乡发动革命暴动,建立了游击大队,汪世才参加了游击队。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汪世才所在游击大队编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1932年春汪世才调任红二十七师任班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向川陕地区实行战略转移,汪世才随所在部队坚持鄂东北、豫东南苏区斗争。1932年11月,鄂豫皖红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汪世才调任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班长。1933年10月,红二十五军向鄂东北转移时,遭敌拦击,汪世才所在部队随徐海东返回皖西北与八十二师会合,重建红二十八军。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转移到皖西北与红二十八军会师,进行整编,撤销红二十八军,合并入二十五军,汪世才调红七十四师任副排长。1934年11月,鄂豫皖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后,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汪世才任二二三团交通排长。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商洛地区,10日在丹凤庾家河举行会议,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1935年2月省委成立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下辖三、四、五、六、七、八、九共七路游击师,汪世才任第三路游击师师长。1935年10月6日,原鄂陕、豫陕领导的游击部队在商南县梁家坟碾子坪会合,成立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汪世才任六团团长。12月中旬,宁佛工委成立,汪世才任工委委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汪世才率六团奉命驻防柞水县石坪。1937年9月,汪世才到抗大学习,1938年初抗大学习结束后,汪世才回西北留守兵团警备四团任三营营长。1944年10月,警备四团在延安整编为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支队,汪世才任三支队九团团长,后三支队编为豫中军分区,汪世才任分区主力团团长。1945年2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成立,汪世才在军区第六支队任团长。
  1945年10月,新四军五师、八路军三五九旅与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会合,组成中原军区,汪世才任中原部队第二纵队十五旅四十六团团长,1946年6月调任二纵十五旅四十五团团长。
  1946年6月,中原北路突围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下,从湖北宣化店出发向陕南实施战略转移,汪世才部奉命担任主力后卫。7月粉碎敌人在南化塘等地堵击后进入商南县赵川区,汪世才部又改为前卫。国民党剿共总指挥刘峙命令整编第三师从湖北郧阳向赵川急进,实行超前堵击。7月19日,汪世才率团占领赵川前坡岭高地,于6倍于我之敌激战19小时,打退了敌人17次进攻,胜利完成了掩护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主力部队西进的任务,汪世才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1988年4月,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原北京军区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陈先瑞来到商南,悼念了汪世才烈士,并亲笔题词:“汪世才同志永垂不朽!”、“烈士雄风,万世新志!”

张 弦
  
   张弦,1910年6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鄂城县华容区铁张村的一贫苦农民家庭,读了12年私塾。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阳新县第四区、鄂城县金牛区国民党区政府任小职员。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张弦即回到家乡教书。1940年夏,张弦通过阅读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等逐渐接受革命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农民和青年学生,组织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抗日组织。194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在铁张村和附近几个村庄建立中国共产党支部,张弦任支部书记。1941年3月脱产到中共鄂北特委党训班学习,随后到中共鄂豫边区党校学习,1942年初被分配到汉阳县新沟地区任区委书记,同年6月调任中共天(门)汉(川)地委社会部工作,后期曾担任中共鄂城县政府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44年2月,张弦率葛华区大队在日军据点葛店附近活动时,遭日伪军包围袭击,张弦被日伪军逮捕。被捕后,面对日军的酷刑和劝降,张弦等人坚贞不屈,毫不动摇。无奈,日军将张弦等关进了“俘虏收容所”,后又押送到武汉南湖机场做苦工。6月14日午饭时,张弦等乘机跑出并乘鸭筏子渡过沙河和东湖,连夜赶回武鄂地区继续开展抗日除奸斗争。
  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张弦在中原部队十五旅四十五团负责民运工作。1946年8月初,中原部队和陕南游击队会合后成立豫鄂陕军区,并已经在商(南)山(阳)鄂(西)一带建立了第三分区,成立了郧商、商山等4个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张弦任中共郧商县委委员、郧商县政府财粮科长,期间提出了“缴(缴获敌人,武装自己)、收(向富豪人家和从商者收取游击税)、借(向土豪和富裕农户暂借)”的三字方针,及时解决了部队和机关的给养问题。
  1947年1月上旬,中共郧商县委决定将宽坪区和梁家坟区合并为梁坪区,张弦任梁坪区委书记。1月31日,张弦带领几个区干部和警卫员去梁家坟夜宿一看野猪的草棚子时,被叛匪张学良等40多名匪兵包围,激战中,张弦率领二人鸣枪吸引敌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迫使敌人向张弦三人扑来。张弦三人边打边撤,撤到李家岩头时,三人中一人牺牲,一人受重伤,张弦把重伤员移到低凹处用树叶盖严后,跳到岩边一个大石头后举枪还击。敌军狂叫着向张弦围过来,面对敌人的包围,张弦在子弹打光、手榴弹投光的情况下,怀抱三支枪纵身跳下了20多丈的悬崖,英勇牺牲,时年36岁。张弦跳岩牺牲后,敌军朝崖下丢了四、五枚手榴弹,并把牺牲战士的遗体扔下山崖,又到崖根对着张弦的遗体打了几枪后离去。
  第二天,当地群众把张弦和牺牲战士的遗体抬回村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解放后,人民政府将烈士的遗骨移回商南县烈士陵园安葬。

结 束 语
  
   商南是革命老区,从1925年有党的组织活动到1949年2月7日商南县城最终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商南广大人民群众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从未间断。纵观商南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和全国革命斗争紧密相连,基本保持了与全国革命形势大局的同步。但由于商南地处鄂豫陕三省结合部,历史地理位置和环境,以及革命斗争的过程比较特殊,因而在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活动都形成了一些比较清晰的阶段性和鲜明的特点:  
  1、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和党员在商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并进行革命运动的宣传教育活动。五四运动后,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商南在北京求学的学生和在武汉等地做工的爱国进步青年受到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的受到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回乡休假探亲访友期间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给沉睡的商南山区带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使商南的广大民众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启蒙教育,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商南的组织发展和革命运动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先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支革命武装和商南的地方武装转战商南。商南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陕的第一个落脚点,为红四方面军转战商洛奠定了基础,同时建立了商洛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使黑暗中的商南人民看到了革命的曙光。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1928年至1933年,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先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许权中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军和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领导的革命武装以及赵川保卫团等多支革命武装转战商南,打击反动势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商南在商洛排头兵的地位。特别是1932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商南白鲁础创建了商洛第一个红色政权——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并在十里坪黄家厂成立了陕南抗日反蒋义勇大队,为商南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鄂豫陕省委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期间,在商南梁家坟成立了中共鄂豫陕特委,在碾子坪成立了红七十四师,这已成为中共商南历史上的最大亮点。1934年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等老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红二十五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途中进入商洛,在中共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师,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豫陕特委移驻商南境内刘家花屋,6月建立了商南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刘家花屋区党支部。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先后在商南境内丹江南北建立了刘家花屋、祝家店等区、乡苏维埃政权,掀起了建立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高潮。作为这一根据地主要组成部分的商南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热潮之中,使根据地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壮大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为配合川陕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策应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配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时期,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豫陕特委和鄂陕特委会合于商南梁家坟,在梁家坟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豫陕特委和鄂陕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将两特委领导的游击师合并成立红七十四师,继续领导和坚持鄂豫陕边和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在商南县梁家坟碾子坪成立。梁家坟联席会议是在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失去联系,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作出的决定符合中共鄂豫陕省委的指示精神。会议确定了独立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游击战术,对在鄂豫陕边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打破国民党军的“划区清剿”,扭转被动局面,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保卫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成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鄂豫陕特委作为在商洛境内成立的中共高级别组织、红七十四师也作为在商洛境内成立的具有独立建制的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是中共商南历史最为突出的亮点。
  4、抗日战争时期,商南是抗日的前沿阵地和抗日部队的大本营,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商南人民群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商南的革命斗争形势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一起,革命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前期,中共陕西省委及中共商洛工委先后派多名党员到商南,宣传和发动城乡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期,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和暗杀共产党人及先进分子,蓄意制造摩擦。在中共党组织及党员的教育和影响下,胡金声组织领导沐河暴动,成立了商南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傅杰三等领导同善社联合多路武装在太吉河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了丹江人民抗日义勇军等,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摩擦斗争。后期,即1944年日军侵入河南省西峡口至八庙马鞍桥和淅川县城至磨牛湾一带,商南成为抗日的前沿阵地和抗日部队的大本营,境内抗日大军云集,来往频繁。中共党组织团结各民间团体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修筑工事、运送伤员和物资,全力支援抗日前线。正是由于前方战士的浴血奋战和后方民众的全力支援,终将日寇阻击在西峡,没有侵入商洛山和陕西境内,直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商南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5、解放战争初期,中原突围北路主力部队在商南浴血奋战,在商洛与陕南游击队联合共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重要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原突围北路主力部队进入商洛前,陕南游击队在商洛工委的领导下,在商南境内已建立了一大块根据地,赵川、湘河、白玉等地是陕南游击队谭道鹏、张奎、刘山等部的主要活动区域。1946年7月,中原突围北路主力部队进入商南,经过前坡岭阻击战、椴树垭战斗和中共中央中原局白鲁础会议,将部队分散为7支在商南、郧西、山阳、商县、镇安等地开辟地域,在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全力配合下,遵照中央指示,在该区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建成,不仅在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形势下为革命保存了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保护和哺育了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更重要的在于它以对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西安的直接威胁,迟滞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间,直接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和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共中央部署全局战略赢得了时间。而在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形成了一个与全国解放区战场相呼应的敌后战场,大量牵制和调动了敌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在这一时期,商南作为中原突围北路主力部队进入商洛的第一站,对于做好中原部队入陕的接应工作,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安排部署和领导指挥建立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商南赵川发生的前坡岭战斗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率北路突围主力部队彻底打垮国民党围追堵截、胜利完成“向西第一步陕南”突围目标的最后一仗,它的胜利标志着中原突围北路主力部队取得了中原突围战役的全面胜利,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同时,也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中原部队“在陕南十余县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创造了条件。在商南白鲁础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白鲁础会议是中原局进入陕南的第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标志着中原突围北路部队战略任务的转移并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陕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商南的党组织、游击武装和人民群众也全力以赴投入到创建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的斗争,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6、解放战争时期,商南是党领导商洛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心。期间,商洛党政军机关驻足商南,指挥了解放全商洛的战争。随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大军事行动,商洛亦最早进入了大反攻的斗争行列。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陕南,成立了中共豫陕鄂前线工作委员会,组建了中共陕南工作委员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武装斗争、民主建政、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等工作。从1947年秋到1949年底,各级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广大劳苦大众的全力支持下,展开了解放全商洛的总决战。特别是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商南的斗争形势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我党我军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商南县城经过我军六进五出六次攻打于1949年2月7日最终解放,国民党政府在商南的统治土崩瓦解,县区乡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全面建立,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从1946年到1949年间,豫鄂陕区党委第三地委、陕南区党委第二地委(后改称商洛地委),先后20多次在商南耀岭河、七盘磨、余家棚、十里坪、赵川和县城等地召开地委会议,研究部署和指挥了解放全商洛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的1948年到1949年,商南作为中共商洛地委、商洛专署、商洛军分区所在地,名符其实地成为解放全商洛的大本营,中共商洛地委在这里组建了商县(今商州区)、丹凤、山阳、洛南等县党政领导班子。商南赵川也作为中共商洛地委、商洛地区专员公署、商洛军分区所在地而永载史册。1949年4月27日商洛地委、商洛专署在商南赵川布家沟创办的商洛地方干部学校,成为商洛市委党校的前身,为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为解放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积蓄了人力资源。1948年冬第二分区在赵川成立的赵川供销合作社,不仅解决了群众买难卖难的困难,活跃了经济,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战争,也为以后经济恢复和发展培养人才,积累了经验,成为商南乃至商洛集体经济最早和最成功的一个典范。1949年8月18日,在赵川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是全商洛第一个区农民代表大会,它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愿,体现了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大好形势,也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这些都体现了商南党史不同于其它县区的显著特点。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三军、红二十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等转战商南,徐向前、贺龙、程子华、徐海东、陈先瑞、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王震、汪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遍布商南的山山水水,中国共产党在商南撒播革命种子,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鄂豫陕、豫鄂陕、豫陕鄂革命根据地。商南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解决部队给养,养护部队伤病员,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革命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从而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得到了最终解放。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商南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走过了极其曲折艰难的革命道路,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今天,商南人民一定会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围绕“突破发展”和“和谐建设”两大主题,齐心协力,顽强拼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再创新的业绩。

 

后  记
  
   为了客观、公正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商南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翻身求解放光辉而曲折的历程,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提供生动翔实,全面系统的商南地方党史教材,力求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按照省、市、县要求,由商南县党史县志研究室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商南历史(第一卷)》,于建党88周年、建国60周年和商南解放60周年之际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本书是在中共商南县委正确领导和中共商洛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历时两年时间,数易其稿,广泛征求多方面的意见,经过市委党史研究室初审,中共商南县委终审。该书的编写工作受到中共商南县委的高度重视,几次召开常委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和安排部署,商洛市政府副市长、原中共商南县委书记高健同志在百忙中亲自审定篇目大纲并对全部书稿进行了审定;中共商南县委书记雷雨同志到任后即亲自过问书籍编辑情况,就书籍的编写和印刷质量提出了具体要求;县委副书记、县长李选良同志和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王立同志多次听取工作汇报,协调解决编纂出版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中共商洛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赵太平、副主任冀振峰、征研科长郭书俊同志对书稿进行了审阅,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有关单位和个人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在商南县党史县志研究室20多年广泛征集和研究党史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历年来在商南县党史县志研究室工作过的领导和同志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结合党组织在商南的活动和斗争特点,采取历史阶段和大的党史分期相结合的办法分章撰写。如第三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组织在商南,按历史阶段应归入第二章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在商南之中,但其属重大党史分期,可独立成章,故分章表述;第五章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组织在商南和第六章豫陕鄂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组织在商南同为解放战争时期党史,但两者又都属于重大党史分期,亦成章处理。书中第一、第二章和大事记由原县党史县志研究室主任陈远映同志执笔撰写,第五、第六章和组织序列、名人传略、结束语由县党史县志研究室主任王军同志执笔撰写,第三、第四章由县党史县志研究室副主任吴勇同志执笔撰写。陈远映同志对书中史料进行了审定并对全书进行了统稿。王军同志对全书的体例、版式、文字等进行了统编。何衍奎、王耀武、孙华鑫、殷玲等同志参与了该书的资料整理和校对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努力按照市县委和省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意见和要求,力求达到史料翔实准确,可读可研性强,但由于我们的编写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疏漏和瑕疵在所难免,恳请党史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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